篇一：王会悟一大代表
主题阅读主持人：王?军王会悟：中共嘉兴南湖会议的『红娘』王会悟，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的放哨人。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会议进行到30日晚时被暗探发现，为保证大会顺利进行必须立即转移，王会悟提议去嘉兴南湖继续开会的建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同意。大会最终在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顺利闭幕，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局书记，中国共产党由此宣告成立。一大的顺利闭幕离不开王会悟，没有王会悟也就没有今天的南湖红船，她是南湖红船的直接见证人之一。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后因法租界巡捕介入，会议被迫中止。为躲避搜查，大会最后一天转移至嘉兴南湖一艘游船（红船）上进行，最终圆满落幕。这是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而在这一过程中，提出由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开会的人即是王会悟。她见证了南湖红船的诞生，没有她便没有今天的南湖红船。1959年，为纪念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胜利闭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同时起到保护革命圣地、弘扬革命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作用，中共中央和浙江省委决定建立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10月1日，纪念馆正式建成，负责嘉兴南湖中共一大会址的保护、开放和管理。同时展出的还有根据中央有关部门“南湖建馆的中即今天的红船。南湖红船的最终定型，王会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她首先确定了红船为单夹弄丝网船。据当年参加筹建纪念馆和仿制红船的董熙楷老人回忆，1959年3月上旬的一天，他携带丝网船模型进京，打算和郭竹林（时任嘉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已早几天到达北京）一起将它呈交给党中央，由毛主席、董必武同志审定。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说毛主席去西南视察、董必武同志去西北视察，要见主席和董老需等到20天以后，便介绍他们先去王会悟处访问。第二天，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一位秘书的陪同下，他们拜访了王会悟。当王会悟听到嘉兴要筹建一大南湖会址，并专程派人送来丝网船模型请求审定时，老人的目光立刻投向船模。她站起身走近船模，用手摸摸，仔细观察，说这只船的模型同当时一大代表开会时的那艘船的样子倒是很像，就是大了点儿，实际上还要小，并且当时开会用的应该是单夹弄丝网船。现在我们看到的大船后面船艄系一条小拖艄船，这条为当时进城购物、接人等所用的拖艄船也是在董必武提出后，王会悟最后确认才增造的。仿制中共一大纪念船及拖艄船的工作，由胡志根船长负责的嘉兴造船厂制造，1959年7月1日按质按期完工。当年10月1日，红船下水，停泊在嘉兴湖心岛烟雨楼东南岸的水面上展出，从此开始了向人们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诞生历史场景的历程。（据《党史博览》）□南湖红船的见证人王会悟102017.12.（下）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王菊梅心是船的问题”的指示，按当年一大开会游船仿制的游船，
篇二：王会悟一大代表
王会悟安排中共一大会场和代表住宿的前前后后高秀清关于中共一大会场，人们早已熟知，其中的两处：一处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一处是浙江省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中共一大代表的住宿处是博文女校。当时，为什么要安排在这几个地方，又是谁去安排的？这就必须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安排这些地方都与她有关。1919年，王会悟（1898—1993年，浙江桐乡人）从浙江省湖州湖郡女塾（现湖州二中）学习英语结束后，前往上海寻求妇女独立解放的途径。这时，经上海学生联合会介绍，被黄兴夫人徐宗汉安排到上海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在这里她结识了湖南人李达。当时的李达是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代表，回国办事时与女界联合会有密切工作联系。1920年，李达和王会悟结为伉俪。1921年7月，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前，负责会议筹备工作的是李达。会议筹备中，李达遇到了两件事：一是会场安排，一是代表住处。他把这两件事交给了妻子王会悟去办理。王会悟承担李达交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负责联系中共一大会场???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各帝国主义列强染指颇深，社会动荡不安，各种黑恶势力较多。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王会悟认为，中共一大会场不能选在旅馆。那选在哪里呢？她在和李达商量时，建议在李汉俊住处开。李汉俊的住处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其建筑是上海最具特色的居民住宅——石库门建筑。这种建筑起源于太平天国时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广泛兴起。上海的石库门建筑采用一进院落，房间主体是两层建筑，大量吸收了江南民居的式样。其建筑追求简约，门板不再讲究雕刻。院落大门以石头做门框，门框上边略带花纹，门板取材以黑漆厚木，门板对开两扇，这种门被称为“石库门”。这种建筑被称为中西合璧的石库门建筑。王会悟建议到李汉俊住处开会。对于为什么要选择这一地点开会，1983年8月2日，吉林大学曹仲彬教授专访了王会悟。当时，王会悟回忆说：“因为李汉俊住在他哥哥李书城（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部长——笔者注）的公寓里??在上海李书城有好几处公馆，李汉俊住的就是其中一处公馆，如果在此公馆开会，就比较安全。”?王会悟在征得李达同意后，亲自去找李汉俊。王会悟对李汉俊说：“建议会议上午开，并在他家楼上开，以便好掩护。楼下家里人来人往，买菜、做饭、洗衣服都可以掩护楼上开会。即使客人来，在楼下接待，楼上开会也不会被发现。”李汉俊同意王会悟的建议。于是，中共一大便在这里召开。1961年3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正式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第期860HUNDREDYEART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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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
里，他借口说走错了。这个侦探走后不久，警察王会悟承担李达交办的第二件事是负责联系一大代表住宿突然前来搜查。在这以后，代表们提高了警惕，为了继续开会，只好转移到附近一个小城市去开。那么，究竟到哪个小城市去开呢？当时，张国焘提出到杭州西湖。对此，王会悟说：“到杭州西湖开会，张国焘等可能被人认出。”于是，王会悟又说：“我的家乡在嘉兴，嘉兴有南湖，有游船，可以到嘉兴去开会。”王会悟的建议得到了与会代表们的赞同。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转移时代表们“是坐的早班火车去嘉兴的，大家是同一批同一趟火车去的。不过，不在一个车厢，而是分散在各个车厢”。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李达??穿着西服呢料坐二等舱。?陈公博因在转移嘉兴前的最后一次会议结束后，回大东旅店被密探跟踪，故没有去。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因是外国人，相貌独特，怕别人认出，也没有去。代表们到嘉兴后，“先到县里的张家弄鸳鸯旅馆（现为鸳湖旅馆）落脚，开了两个房间休息，房间费4.5银元，饭费3.5银元，小费0.5银元，共花8.5银元。早饭后，请旅馆账房给雇南湖游船，原想雇一艘大游船。而大游船需要提前一天预订（当天订不到）。最后只好雇了一艘中号游船，船费4.5银元”。代表们稍作休息，离开旅馆，到南湖烟雨楼参观。11点左右，各位代表到游船上开会。下午6点多会议结束。最后一天的会议解决了几个重大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了中国共产党全国领导人及产生了全国领导机构，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王会悟于1993年去世，她去世前一直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她为中国共产党作出的重大贡献，我们要永远牢记。（编辑王兵）（作者是中共党史出版社编审）接下来，自然就是找一幢独立的，又与李汉俊住处比较近的地方作为代表住宿处。王会悟自然就想到了博文女校。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是徐宗汉。博文女校于1916年由黄绍兰与徐宗汉、章太炎夫人汤国黎等在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的一幢民房创办。当时，汤国黎已经任神州女校（今虬江路四川北路附近）的校长，于是，黄绍兰就担任了博文女校校长，徐宗汉任董事长。后来，由于徐宗汉随黄兴去了美国，章太炎家境也遇到了困难，单靠收取学费难以维持办学，在这种情况下，博文女校在1920年就停办了。1921年，黄绍兰得到了张謇之兄的资助，又租借了蒲石路（今太仓路127号）住宅复校。二是博文女校距离李汉俊住处很近，中共一大代表开会来回非常方便。当时的蒲石路博文女校距离上海望志路106号李汉俊住处只有200米左右的距离。王会悟与博文女校联系住宿的名义是：“北京、广东有几位教师，其中有两位女教师要来上海，准备在博文女校住些日子。当时，博文女校正在放暑假，房子空着，她们就同意了，给安排了楼上的两个房间。后来，代表们来上海后就住下了。为了安全起见，门上了锁。毛泽东来后，门已锁了”，王会悟“就安排他住在隔壁走廊，给他找了一床芦苇席子铺在地上，好在是夏天，问题不大”。蒲石路127号也是石库门住宅建筑。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期间，除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和广州代表陈公博外，其余的代表均借住在这里。现在，这里已被上海市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王会悟建议中共一大转到嘉兴南湖召开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是深夜里在李汉俊住处召开的，会议刚开始，就有一个侦探闯进屋史海钩沉HUNDREDYEART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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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王会悟一大代表
“一大”代表是这样产生的——一个草根对中共党创建史的探讨（二十四）
“一大”代表是这样产生的出席“一大”的代表是如何产生的？那时，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年幼阶段，还没有很完善的制度。对于“一大”代表的产生，作为代行中央职能的上海党组织，在至函各地党组织时，也沒有明确规定与会代表如何产生。李达回忆说，“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也就是说，由各地党组织自行委派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的召开。
各地党组织是如何推举、委派代表的？至今只能在一些先行者的回忆录中了解到一些情况了。
北京代表是这样产生的：
作为北京党组织代表参加“一大”的刘仁静，在《回忆党的“一大”》中说：“一九二一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
“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前是否征求过李大钊
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
“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
刘仁静在一九七九年八月，曾对来访问者谈
“一大”代表是怎样产生的问题时说：“１９２１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不久接到上海来信，要我们派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张国焘、罗章龙、我、邓中夏、李梅羹五六个人一起讨论，推代表，开始叫邓中夏去，邓在长辛店办工人学校，丢不开，不愿去；叫罗章龙去，罗章龙当时在搞铁路工作，也丢不开，不愿去，后来就推张国焘和我两人去。”（李良明：《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刘仁静》·《党史天地》２００５年第７期）
以后刘仁静还对访问者补充说："北京小组选举一大代表时，最初是张国焘和邓中夏，可是邓中夏当时又要兼管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有事去不了。罗章龙在铁路工会工作也很忙，我当时没有职务，结果补选我去上海出席一大。可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一大会有这么重要。"为何邓中夏说他不能去呢？刘仁静说邓中夏“在长辛店办工人学校，丢不开”，而且还“在保定师范学校教书”，但这
可能不是主要原因。可能是他要参加七月一日至四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召开的少年中国年会。在这年会上，将爆发一场激烈的辩论。焦点是，少年中国学会应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团体。以邓中夏、刘仁静、高君宇等为一方的，主张少年中国以确定马克思主义为共同主义的社会主义团体；以左舜生、陈啓天为一方的则主张为以从亊社会活动的团体。同样参加年会的刘仁静，为何又能赴上海出席“一大”，而邓中夏却不能？原来，参加年会后，邓中夏还须到四川的重庆，出席主持夏令营讲学会的讲学。
至于罗章龙为何也说不能去呢？他在《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
还有一个原因，使得罗章罗无暇出席“一大”，很可能是由于他正忙于编辑《工人周刊》有关。在一九二一年的四至五月间，北京党组织在一次讨论会上，谈到需要创办一份工人刊物的必要，因而有人提议恢复原先停刊的《劳动音》，但罗章龙则建议另创办一份新的工人刊物《工人周刊》，得到大家的赞同。为了筹办这份刊物，北京党组织的所有成员都捐款赞助，李大钊捐了五十元，一些工人群众还帮助购买到便宜的纸张。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福罗姆别尔戈也赞助了部份。《工人周刊》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出版。
广州代表的产生，包惠僧在回忆录说：
“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
“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亊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
“陈独秀年长，我们又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沒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
济南党早期组织是由王尽美、邓恩铭作为代表参加“一大”。因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就为王尽美、邓恩铭俩人。既然是要派俩人出席，所以，可能就由他们自行决定作为代表出席“一大”。
武汉党早期组织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至于是如何推选的，还没能看到有关资料的记载。
旅日代表是这样产生的：
施存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中说：“日本小组只有两个人，即我和周佛海。我们二人互相担任党代会
的代表，最后由周出席（因为周已多年未回国）。”施存统所说让周佛海当“一大”代表，是因为他多年未回国了，所以对他有些照顾。但周佛海自一九一七年到日本留学后，在一九二0年六、七月暑假期间曾回国，但由于湖南发生战亊而无法回老家。
周佛海在《往矣集》说：“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间要开个代表大会。湊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
明明有两个代表的名额，而且旅费也不成问题，为何施存统沒有作为代表出席“一大”
呢？这很可能与他此时正受日本警方的调查有关。据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称：根据1921年4月23日警方报告《外秘乙第523号需特别注意中国人施存统之行动》称，施存统近来“与我国社会主义者堺利彦、高津正道、山崎今朝弥等交通，翻译彼等著述宣传该主义之杂志及其它宣传品等，向支那（按：中囯）内地人介绍。”“有同上海该主义者鹤某（按：即李达，又名李鹤鸣）与我国社会主义者共谋近期于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商议该主义之宣传方法之疑。括上述鹤近来寄予该人信件观之，现正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准备发行秘密出版物，并有商定寄送该出版物之亊实。”施存统之所以被日本警方盯上，是源于无政府主义者梅景九等人，在当时在上海发行的无政府主义刊物《自由》第一期（一九二0年十二月）上，刊登了施存统在日本的通讯地址：“东京府高田村一五五六、三崎馆存
统”
。一九二一年一月，就为担任防范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在中日两国间暗中活动的日本警视厅外事处所注意，后他们查明，施存统就是那个以无政府主义立场发表《非孝》的作者，而且他来日本之后，还与国内的无政府主义者联系。从此时起，日本警视厅即对施存统进行监视，他的来往信件受到秘密拆阅。施存统在该年五月八日给邵力子的信就说：“我近来每天都遭到日本警察的骚扰，真可恶。”六月十七日，日本警视厅外亊科还派人对他进行讯问。（见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四章·第三节〈年轻的党员们——早期党员施存统的历程〉》）
很可能基于此，施存统不便于回国参加“一大”
。他一走，无疑受柄给日本警视厅，因为他对日本警视厅一再否认，他和国內及日本的社会主义人士沒有任何交往，他虽然研究社会主义，但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从未宣传过社会主义。
中共旅法早期组织，也沒有派代表回国出席“一大”
。据张申府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称：“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一大”召开前，我曾收到国内寄来的通知，并在党小组內进行讨论，但因时间紧，路途远，不能回国出席。我即给陈独秀写信，作了答复。不久，我们便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成立了。”
的确，无论是六月二十日或七日二十三日召开“一大”，中共旅法早期组织的代表都无法如期赴会。但问题是在“一大”
召开前后，是否有中共旅法早期组织的存在？张申府说他收到国内寄来的通知，並在小组内讨论。但作为负责发函通知的李达就称：“据我的记忆，当时国內和东京七个小组，共有党员四十余人，巴黎的小组不详。”他在《七一回忆》中说“巴黎小组与国内各小组当时的联络很欠缺。”他在《给中央档案馆的一封信》还说：“又当时由陈独秀通知巴黎的朋友组织中国共产党，但当时并没有联系，故一大开会沒有代表出席。”也就是说，陈独秀的确吿知巴黎的张申府组建中共旅法小组，但旅法小组並沒有和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发生联系。据张申府解释说“但由于党小组是不公开的秘密组织，因此，在整个筹建工作中，我们从未用党组织的名义。”
因而，张申府去法国之后，一直保持着和陈独秀的联系，但这种“联系”
很难认为是组织之间的联系，更似是个人、朋友、同志之间的联系。
从这些先行者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在推选“一大”代表时，当时他们还没有我们以后感到的那种神圣使命感和隆重感，说明了在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中共“一大”的召开，在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使中国革命有了胜利的保证，是开天劈地的伟大事件。所以，当年参加一大的代表们，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陈公博在他的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说是七月二十日开幕，但这时间是错的），而且他们每个人回忆开幕的时间都各不相同，最后，经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后，把每年的七月一日，定为中共党诞生的纪念日。
陈独秀为何沒有参加“一大”
“一大”开幕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但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军人的陈独秀，却一直沒有来到上海。上海党组织一再电函陈独秀，请他尽快赴沪主持“一大”的召开。张国焘在《我的回忆》说：“大会预定举行的日期逐渐接近，但陈独秀先生仍未赶到。我们函电交驰，催促他和广州的代表速来出席。这样等了好几天，作为广州代表的陈公博携着陈先生致各代表的信件终于趕到了。陈先生的信中除说明他辞职尚未获准不能抽身出席外（按：这里，张国焘又弄混了。陈独秀职辞未获准的亊，是指“一大”开过之后，马林要求陈独秀辞去广东教委的职务，回上海主持党中央局的工作，陈独秀即向陈炯明提出辞呈，而未获准。陈独秀从未有因为参加“一大”而提出辞呈的亊），并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陈独秀所提的四点为：1、一曰培植党员；2、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3、曰纲纪；4、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按：这即为1、如何发展党员；2、如何以民主集中制来指导党的工作；3、制订党的政治纲领；4、着重如何争取群众以便夺取政权。）
陈独秀只委托陈公博给“一大”带来“四点意见”的信，他本人是实在太忙而不能来了。那末，陈独秀正忙些什么呢？
包惠僧的回忆录给出了答案：陈独秀作为广东大学预科学校的校长，正在争取一笔修建校舍的款子，假若他一赴上海开会，这笔钱就立即泡汤了，所以他不能走。包惠僧还在一九六一年一月给中共广州党史组的信补充说：大约在六月底七月初，在他第二次参加广州党组织的会议时，陈独秀会上说“上海来了一封信是张国焘和李汉俊联名写的，据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来了代表，他们建议中共应该在上海举行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他们同意这个意见，并请各支部各选出出席代表会的代表二人，特别要请陈独秀回上海去主持这次会议。陈独秀把来信的大意说了之后，接着说：我为了广州大学预科筹备工作，我暂时不能离开广州，这里出席代表我想派陈公博、包惠僧两位同志去。”
对于陈独秀没有到上海出席“一大”的原因，陈公博说：是“迩时仲甫以主持广东教育会的关係，且为上海租界当局所注意，故未来沪。”（见《寒风集·我与共产党》）
周佛海在《往矣集·扶桑笈影溯当年》称，由于陈独秀在广东担任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所以不能来赴会。
陈独秀不能来上海参加“一大”，也就是工作太忙，或因为是身为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到上海，会引起北京政府当局的注意，给会议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李大钊沒能出席“一大”
的原因，竟然是中共北京支部的成员没有通知他
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另一位领军人——李大钊也沒有出席“一大”，这是什么原因呢？
对此，史学界学者大都认为原因有三：
一、李大钊当时作为北大的教授担任很重的教学方面的工作，当时是两个学年中间，因为这次会议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份，正好是放暑假，前一个学年和后一个学年之间有很多的教学工作安排，工作比较繁重，这是第一个原因。
所以张国焘在《我的回忆》说，李大钊不能来上海赴会是由于：“而李大钊则尚主持北大图书馆，也未南来。”
二、有些学者说，是因为李大钊要参加一九二一年七月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故不能赴上海参加“一大”。
刘清杨在《回忆建党初期党领予北方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一文中认为，李大钊沒有出席“一大”
的原因是：“第一，因为他是北京大学教授，不便公开参加共产党的成立大会；第二，因为他正在北京主持着一个进步青年的会议。”（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革命回忆录》）
但经查阅有关资料，李大钊那时在北京参加索薪斗争，并没有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年会。
三、导致李大钊不能出席“一大”会议的主要原因，是他担负北京八校联席会议的工作，参加索薪斗争。此次索薪斗争，从三月十四日罢教罢工斗争开始，直至七月二十八日胜利结束，在这近四个月的时间，李大钊一直是从开始到结束都站在斗争的第一线。而“一大”的召开，是在六月初決定的，但此时正是李大钊担当斗争要职的时候，他是难于中途脫身赴上海参加“一大”。
罗章龙在《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
“1921年暑假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
索薪斗争是由于一九二一年春，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因为财政困难，竟然断绝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的教育经费和教职员工薪达三个半月之久，而且对以后的经费，也不能保证有确实解决的办法，至使北京国立八所高等学校的正常运转无法维持，教职工的生活难以为继。八校的教职员被迫
于三月十四日举行罢教罢工。三月十六日上午，八校教职员代表二十人在美术专门学校开会，决定由每个学校选派三名代表组成“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叙伦被推选为联席会议主席，李大钊和美术专门学校的代表徐瑾被指定为新闻干事。后由于马叙伦生病，此期间，即自四月二十六日起李大钊代理八校联席会议主席，参与领导了这场斗争。这次索薪斗争历时四月余，几乎天天有会，李大钊总是每会必到，他还数次率代表到教育部和国务院请愿。
六月三日，李大钊率领八校教职员索薪团至北洋政府总统府交涉时，遭到反动军警殴击，头部受了伤。据六月五日的北京《晨报》报道：李大钊被打得“昏迷倒地，不省人事”，后被送进了医院。待李大钊伤愈出院后，联席会议主席马叙伦仍在治疗中，所以仍由李大钊代任主席，因而无法脱身参加“一大”。
把李大钊不能参加中共党的“一大”
的原因，是由于“索薪斗争”
使李大钊不能分身，但这一原因很可能是不能成立的。在胡适的日记里，有这样的一段记录：《胡适日记》一九二一年七月七日载：“四川朋友邀我们去重庆讲演，已允去的有陈惺农、陶孟和、高一涵、李守常、文范村诸位。我因时间上的关係，辞不能去。”
假若“索薪斗争”
真的很忙，让李大钊不能分身参加“一
大”，为什么李大钊却能答应赴重庆讲演，而不能去上海参加“一大”会议？看来，所谓由于“索薪斗争”
工作太忙，而不能赴上海参加“一大”，不是李大钊缺席“一大”
的原因。
导致李大钊沒有参加“一大”
的原因，是由于当时中共北京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他们接到李达自上海寄来的通知后，认为是一件不大的事情，没有将“一大”
召开的消息告知李大钊，他们召开推举出席“一大”
代表的会议，也没有通知李大钊参加，因而造成了李大钊缺席“一大”。对此，刘仁静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撰写的《一大琐忆》说：在推举一大代表时，“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出席一个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前是否征求过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后来，刘仁静对此解释说：“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说李大钊因校务繁忙，不能前往。这也许是他和李大钊事先研究时得到的印象。”正是由于对“一大”召开的伟大意义认识不到，所以“既然会议不是很重要就没有必要去惊动李大钊这个小组的重要人物，因为李大钊要利用假期时间忙于索薪斗争这样的大
事。”刘仁静在回忆中还说：“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并不奇怪的。”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中还称：
“李大钊先生当时没有参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估计一方面是他工作忙，走不脱；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北京小组开会研究谁去上海出席‘一大’时，也没有推选到他。”
由此看来，陈独秀和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大”，无论对会议，对他们本人，不能不是一件大憾事。
何叔衡来到“一大”的会场，却要他提前走了
何叔衡作为湖南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参加“一大”，这是历史亊实，从未有过疑问。问题是他来到上海后，只来到“一大”的会场，并沒有参加“一大”会议，就要他提前离开了。
这亊是张国焘干的，也是他说出来的。在《我的回忆》中，张国焘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
最具权威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证实：“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
从现在公布的资料看到，参加“一大”的七个地方党组织中，来两个代表的有：上海、北京、济南、武汉、长沙、广州；来一个代表的是中共旅日党组织。这样，就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所说的“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不符，说明除旅日组织外的来两个代表的六个地方党组织中，应有一个地方的党组织只有一名代表参加大会，这才符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所说的情况。到底“一大”
代表是十三人还是十二人？这成为党史上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问题归结为到底是何叔衡提前离开是亊实？还是包惠僧根本不是“一大”代表？
焦点就这样对着了包惠僧。
由于包惠僧原是武汉党组织的成员，他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之后被李汉俊派往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而留在广州党组织工作。因而就把他不算作广州的代表，这样就符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所说的十二名代表出席“一大”
的情况了。
对包惠僧参加“一大”的身份，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1、他不是广东代表，是陈独秀委派的代表，代替陈独秀出席“一大”；2、是以新闻记者身份列席大会；3、串门的机会碰巧列席大会；4、是自行跟随代表参加大会，由于大家都是同志，无法拒绝。
其实是冤枉了包惠僧，他确实是作为广东党组织派出的代表参加“一大”，并在大会中行使一个代表应有权力，是名正
言顺的“一大”
代表。
问题又回到何叔衡身上。那末，何叔衡有沒有被提前离开“一大”？
由于说何叔衡沒有出席“一大”，是出自张国焘之口。张国焘是一名叛徒，他说的每一句话，自然令人都会先审核这是不是污蔑？造谣？何叔衡是中国共产党的先烈，又有证据证明，他是与毛泽东一道从长沙出发参加“一大”的。所以张国焘说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的话，当然是污蔑之词，不足以凭信。
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
称：“湖南两个人，即毛泽东、何叔衡。何叔衡有没有参加完会议，我记不清了。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他不够代表资格，就借故叫他提早回去了。我那时年纪小，有的事我不知道。”
但是，何叔衡的确沒有出席“一大”。
证据？
证据就是董必武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给何叔衡的信：
叔衡同志：
二十六日的信，今日午后接到一张欠资的通知后，才往邮局去取回来……不过关于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已记不甚凊，只能尽可能写出来供你们参考。
一、大会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开会。
二、参加会的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刘现为反对派）；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二李早已经开除出党）；广东代表陈公博（早经开除）、包惠僧（一九二七脫党）；湖南代表何叔衡、毛泽东；湖北代表陈潭秋、董必武；山东代表（姓名忘记了）；留日代表周佛（早经开除）。此外有两个国际代表，其一是马林（荷兰人，听说也是反对派一分子），另一个的姓名忘记了。
三、议亊日程中有职工运动，对别党的关係，和在政府做亊务官等问题，都有争论。职工运动有的主张职业组合，有的主张产业组合，决议是产业组合（谁是怎样主张，记不清楚）。对别党的关係，有人主张共产党员必须与其他政党脱离关係；有人主张共产党员非得到党的许可，不可兼充其他政党的党负；決议是不准党负跨任何党籍。关于在政府做亊务官的问题，有人主张绝对不允许，有人主张得党部允可才可做亊务官，决议是绝对不允许。后面两个问题，大约是上海方面代表和决议案的精神不甚一致。
四、会场是借李汉俊的住宅，开到最后一次会时，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船上将会开完。
以上是我能记着的。国焘同志还能记得许多，请问问他，当更知道详细点。
此致
革命敬礼
弟
必武
十二月三十一日
董必武这封信，写于一九二九年底，这时他在莫斯科列宁学院英文班学习。何叔衡也在莫斯科劳动大学（即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其前身为中山大学）学习。董必武这封回信，是对何叔衡来信的回答。现在虽然沒能看到何叔衡写给董必武的信，但从董必武回信的内容，可以推测出，何叔衡知道董必武参加了党的“一大”，故而写信给他，询问“一大”的情况。
正是董必武这封回信，证实了何叔衡沒有参加“一大”会议。理由非常简单，这封信回答“一大”的情况，可谓从会议开始至结束的全过程、参加会议的代表、会议中发生的争论，大体全都介绍了。假若何叔衡参加过“一大”，他只可能对某个情况不知道，或了解不清楚，而对此提出询问和了解。但他提问的却是“一大”的全部情况，说明他对“一大”情况是一无所知，证明了他沒有参加“一大”会议。
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在保安对来访的斯诺也曾谈起参加中共“一大”代表的情况，他说：“在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按：应为三个湖南人：毛泽东、李达、周佛海）。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我们一共十二人。”
毛泽东的话证实了：1、出席“一大”的代表是十二人，这
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所说的代表人数一致。2、包惠僧就是这十二名代表中的一员。证实了何叔衡的确沒有出席“一大”会议，假若何叔衡真的出席了“一大”会议的话，代表人数就应是十三人。所以，可以这样认为：“一大”
代表人数为十三人，出席人数为十二人。
何叔衡沒有出席中共党的“一大”，这无损于他的伟大和光荣，当他为革命献出生命的那一刻，他的名字，就永远定格在中国革命英烈榜上，永受后人的景仰！他用生命实践了誓言，从而也折射出那些非议者的浅薄与无知！
王会悟是“一大”的“后勤总务”
“一大”在上海召开，到会代表的宿膳、会场等问题，都需要有人张罗、联系。这重担就落在王会悟的肩上，她担当起“一大”的后勤总务的工作，尤其在“一大”会场被搜查后，她提议改址到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因而被誉为“一大”的幕后功臣。
在“一大”召开的前夕，李达就把落实“一大”的会场和代表住宿的地方交给王会悟完成。因为对于上海的情况、社会关系，王会悟都比李达熟悉。王会悟在《我为党的“一大”安排会址》说：“我当时参加了上海女界联合会，担任《妇女声》的编辑，与黄兴夫人王宗汉、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等熟识。我想到博文女校已放暑假，有空教室，便找到黄绍兰
校长，称说要借教室开个‘学术讨论会’，她答应了。我买了苇席子，铺在楼下的教室里。毛泽东、何叔衡、陈潭秋、邓恩铭、王尽美等代表抵沪后，就住在博文女校。关于会场，我想到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到外地避暑去了，房子空着，就去找李汉俊商量借用。李汉俊一口答应了。于是，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在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十号李书城家中召开了。”（见《革命史资料》2008·2·14）
博文女校，“一大”代表住宿处和一大开幕会址
据朱顺佐的《邵力子传》称，租借博文女校为“一大”
代表的住宿地，这个主意是邵力子向王会悟提出的：“邵力子想到博文女校校长黃绍兰，思想倾向进步，又值暑假，师生都已离校，代表住在那里容易保密，行动也方便，于是就托王会悟去商量。”
但据包惠僧的回忆录称，向博文女校租房子是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而不是王会悟所称“要借教室开个‘学术讨论会’”。包惠僧还说，是由他直接交了两个月的租金给黄兆兰校长，虽然这房子只住了二十天左右。
“一大”会场被法租界的巡捕搜查后，无法在上海继续开会了，经王会悟的提议，大会转移至嘉兴的南湖游船上继续开会。王会悟说：“上海已不能开会了，到哪儿去继续把会开完呢？代表们意见不一。我想到我家乡嘉兴的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李达去
与代表们商量，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我便作为具体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先行出发，与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乘头班车去嘉兴。到嘉兴后，我去鸳湖旅社租了房间，作为代表们歇脚之处。又托旅社代雇一艘中等画舫，要了一桌午餐。代表们上船前，我还
出主意，让他们带了一付麻将牌。
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游船上开了一天，就胜利结束了。”
对于谁是南湖的租船人，孔海珠称“一大”南湖游船，是她父亲孔另境联系租借的。孔另境是茅盾的夫人孔德沚的弟弟，而王会梧又是茅盾的表姑，故他们之间是亲戚关系。
《桐乡名人》第二期刊登了孔海珠于二00八年七月写的文章《错过的历史：嘉兴南湖租船人》对此亊作了说明。孔海珠说，她在韦韬、陈小曼所著的《我的父亲茅盾》一书的第八页上，发现写有：“党的一大召开时，临时把会址转移到嘉兴南湖，就是王会悟的主意；而在嘉兴租借南湖的游船，则是父亲的内弟孔另境（当时他正在嘉兴中学念书）出力联系的。”孔海珠回忆起一九六四年四月父亲（孔另境）与她特地去南湖烟雨楼前留影，孔另境看着远处的南湖船说：“那时我在嘉兴二中读书，课余经常和同学来南湖游玩。帮助王会悟去租船，由我出面租船比较方便。”孔海珠还回忆起，一九五九年左右，嘉兴南湖纪念馆曾寄去两张照片，请孔另境看看修复的南湖纪念船实景。孔海珠认为，“王会悟在回
忆中突出了她个人的功绩，这是她应该有的光荣。别人似乎不便补充和更正当时鲜活的情况。父亲生前不用文字记载下来当时的有关细节，大约也出于此心，不掠人之美。为了准确无误，二00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我拨通了北京韦韬家的电话，向他核实情况。如今八十四岁高龄的他，再次肯定他在书中记述是准确的，是他们家父母亲在世时讲述的史实，他耳熟能详并记忆犹新。”
王会悟，李达的新婚妻子，他们刚在这年的四月份喜结连理。她是浙江省桐乡市乌镇人。父亲王彦臣是晚清秀才，由于父母思想比较开明，王会悟没有像其它旧社会妇女一样，被封建思想禁锢在家中，而是外出求学，接受新知识、新思想。后来她父亲因涉讼蒙冤，发配东北关外，最终客死他乡。这样，家中生活全靠母亲绣花的收入度日，因而家道中落，只得从省立(嘉兴)二中师范科辍学回家。
回到乌镇后，王会悟向本镇宝阁寺的和尚借了一间殿堂，独自办起了桐乡县第一所女子小学。但开办没过多久，由于王会悟受新潮思想影响，在她办的女子小学校宣传反对童养媳，倡导新风俗，鼓励女孩子剪辫子、放脚、破除缠足等陋习，引起了镇上保守乡绅的不满，王会悟的女子小学遭到了当地顽固势力的激烈反对，学校被迫停办。
一九一七年，王会悟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进入湖州湖郡女校读书。这是一所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以学英文为主。王
会悟进了这所学校，一边学习英语，一边兼做清洁工作以补贴学费，后来经过考查，校长决定让王会悟为在校牧师的夫人们教习中文，这样王会悟便有一份比较适宜的勤工俭学工作。
五四运动以后，王会悟结束了湖郡女校三年(一说四年)的学业，来到了新思想荟萃、先进人物聚集的上海，经上海学联介绍，王会悟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担任文秘工作。这是她真正从事妇女解放工作的开始。
一九二0年，王会悟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最早加入青年团的成员之一。由于她思想进步，又是青年团成员，深得陈独秀赏识。陈独秀派夫人高君曼来接王会悟参加他们的工作。由于工作关系，她经常出入陈独秀的寓所，在这里，她遇到了对她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李达，以后他们终于牵手走进婚姻的殿堂。从此王会悟陪伴李达，走南闯北，过着流离颠沛、担惊受怕的生活。一九四0年春，李达因失业返回湖南老家。由于种种原因，王会悟最终与李达分手了。后，李达与家乡女子石曼华结婚。
建国后，王会悟在法制委员会任职，后因多年劳累，体弱多病，因于离职休养。一九九三年十月因病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