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战场上，我们曾经上演过震惊中外的“红军长征”的奇迹，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困苦､英勇不屈的民族精神。这是一次伟大的战略大转移，借此开辟了敌后战场。就战略撤退而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引以自豪的是，他们曾经创造“敦刻尔克大撤退”(Battle of Dunkirk)的奇迹。不曾想到，中华民族竟然在教育战线上也展开了一场亘古未有的战略大撤退，创造了教育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文军长征”的奇迹。“文军长征”展示了中华民族伟大而崇高的教育精神，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动人心魄的历史记忆，更为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征程，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营养，它滋润我们的心灵，启迪我们的智慧，提升我们从事教育事业的思想境界。
“文军长征”的得名。面对日寇肆虐破坏我国文教事业的种种暴行，我国的学界名流､大学校长等有识之士，纷纷上书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采取保护国家教育机构的有效措施，提出，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向后方迁移的主张。在教育界爱国人士的敦促下，迫使国民政府教育部相继颁布了《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要》等文件，规定战区学校处置办法，命令各省市教育厅局及专科以上学校，选择比较安全地区，做好转移的准备，中小学也作了一定的安排。从1936年夏天及1937年春天起，中国华北和东南部的一些高等学校就开始筹划内迁。战事既起，华北､华中､华南的大中学校，纷纷西迁，流离转徙。中国战时高校内迁运动，历时八年之久。1937年至1939年，就先后共有69所高校内迁。
由于日军进逼杭州，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率1937年度新生携带大批图书资料和仪器西迁。1937年11月11日，浙江大学教师学生分3批出发，在杭州江干码头乘船，前往建德。初迁西天目､建德，再迁江西吉安､泰和，又经广西宜山，辗转两年，横穿6个省，最后迁至贵州遵义及其所辖的湄潭县，行程2600余公里，被称为“文军长征”。后来“文军长征”之名，不仅用于浙江大学的内迁，鉴于众多高等院校的内迁，都具有战略大撤退的性质，而且几乎都曾经历“长征”般的困苦，因此，“文军长征”这一名词就包揽了抗日战争时期所有内迁学校的经历。
中华大地刮起了一股“教育旋风”。最为著名的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至昆明，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遂成为当时中国文化教育的中心。其行程如歌所颂:“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官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①
国立同济大学，在抗战前，已经建成为国内知名的医学院，它在抗战期间，转辗于沪､浙､赣､湘､粤､桂､滇等省市。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更甚，在抗战期间，该校辗转于浙､赣､湘､黔､滇､川6省，行程6000公里，历时9年。这些院校的内迁，犹如刮起了一股文化教育的旋风，有力促进了所经过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
“文军长征”和红军长征一样，是“宣言书”也是“播种机”。它向世人宣告，教育是立国之本，中华民族将不惜任何代价捍卫它，让它薪火相传，任何强暴也扑灭不了这熊熊的火焰!“文军长征”还是文化教育的“播种机”，它把文化教育的种子播撒在中华大地的沃土上，使它得以生根开花，繁荣滋长。“文军长征”，使从来没有建立过高等学校的地区，创建了高等教育;使原来文化教育落后的地区，获得了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受到了著名院校的文化熏陶，民风､教风和学风都发生了不同的变化。诚如中央电视台摄制的《西南联大启示录》的总编辑､撰稿和制片人张曼菱描述的那样，在西南联大落脚昆明后，这座西南边城立刻出现了前所未见的求知､兴学的世风:
“文军长征”创造了文明战胜野蛮的教育奇迹。据统计，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8月底，我国108所高校，91所遭到破坏，10所遭完全毁坏，25所因战争而陷于停顿;教职员减少了17%，学生减少了50%;高等教育机关直接财产损失(包括校舍､图书､仪器设备)达3360余万元。② 这些不完全的统计，足以暴露日寇妄图毁灭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野蛮行径。“文军长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了一场文明与野蛮的较量，中华民族的教育精神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在烽烟中得到升华。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我国内迁高校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学生数在1939年就超过了战前，达4.44万人，学校数在1940年超过了战前，达113所。到1945年，高校数增至141所，学生数达8.35万，比战前增加了1倍。内迁高校在院系规模､师生人数､教学科研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有些学校还达到了较高水平，如浙大､西南联大､厦大､武大､中央大学等。③
诚如中国古代先贤所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患难兴邦”。我国的“文军长征”在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环境下，竟然产生了一批饮誉中外的高等学府，这是亘古未有的教育奇迹，它展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教育精神的伟力!
强强联合，捍卫民族文脉。南开､清华和北大组成的西南联大，可谓强强联合。与这三所大学有渊源关系的人士，目睹当时联大教育的盛况，不由得称颂道:“南清北合，联大开花”。④ 这盛开的不是一般娇媚之花，而是挺立于烽火中骄人的玫瑰!西南联大在风雨如晦的岁月中，师生们秉承“刚毅坚卓”的校训，维系着中华文化教育的命脉。联大短短的8年间共培养了2522名毕业生，加上投笔从戎以及各种原因中途辍学者，进联大受过教育的学生共达8000余人。其中不少人成为了蜚声中外的第一流的科学家，如杨振宁和李政道，他俩因“宇称不守恒定律”1959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还有为我国的核武器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两弹元勋邓稼先，著名化学家唐敖庆，著名力学家､地球动力学家王仁，著名物理学家王天眷，著名数学家严志达，著名气象学家叶笃正，著名物理学家朱光亚……西南联大的莘莘学子，真是“群星灿烂”!
20世纪中期中国科学院的400名学部委员中，就有联大师生128名。另据台湾省《学府纪要》记载，台湾省拥有8 位国际第一流的工程师，其中竟有7位是毕业于西南联大的。下面略举西南联大在抗战时期的部分学术成果⑤: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汤用彤 《中国佛教史》，钱穆 《国史大纲》，郑天挺 《清史探微》，冯友兰 《贞元六书》，金岳霖 《知识论》､《论道》，陈序经 《文化学系统》，吴征镒 《滇南草本集》，潘光旦 《优生原理》､《性心理学》(著译)，罗庸 《鸭池十讲》，朱自清 《诗言志辨》､《经典常谈》､《新诗杂谈》，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冯至 《歌德论述》､《杜甫传》，沈从文 《湘西》､《长河》，华罗庚 《堆垒素数论》，吴大猷 《多原子分子的机构及其振动光谱》以及周培源湍流理论。除此之外，还有著名航空动力学家和工程物理学家吴仲华，创立了享誉中外的吴氏通用理论——叶片机械三元流动物理论为国际所公认，并被现代航空学广泛采用。年轻学者吴大猷，1940年用英文撰写的《多原分子之结构及其振动光谱》一书，获得了当时中央研究院的丁文江奖，他是继李方桂之后，第二个获此殊荣的人，此后该书多次再版，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从抗战爆发到1946年赴美讲学这期间，吴大猷先后完成学术专著一部，研究论文17篇，还将Wigner关于群论的德文著作翻译成英文……
中国产生了“东方剑桥”!浙江大学在战前，只是一所普通的地方大学。1939年7月，浙江大学在浙江龙泉设立浙东分校。1940年初，校址迁至贵州遵义的湄潭县。浙大在湄潭的7年办学时间里，始终倡导“求是”学风，广纳名流学士，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如竺可桢､谈家桢､苏步青､卢鹤绂､王淦昌､贝时璋､陈建功等曾相聚于湄江之滨，力克千难万险，潜心于科学研究，完成了《中子的放射性》､《三角级数论》､《重原子核的潜能及其利用》等许多震惊当时世界科学界的重大研究课题。据不完全统计，有46位两院院士曾在湄潭工作和学习过。浙江大学从杭州开始西迁时，只有文理､工､农3个学院16个系，随校西迁的学生460名。1946年返回杭州时，则成为一所拥有文､理､工､农､医､法､师范7个学院，25个系，9个研究所，2171名学生的综合大学。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于1944年到驻扎在遵义的浙大参观后，激动地说:“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并赐予“东方剑桥”的美誉，认为浙江大学的办学质量已经达到了国际一流大学的水平。
获得“南方之强”牌匾的厦门大学。厦门大学由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新任校长萨本栋立即带领师生迁往鼓浪屿。但他知道，鼓浪屿也不能久留。经与福建省主席陈仪协商，决定内迁长汀办学。长汀时期，厦门大学的办学条件极为艰苦，但成就巨大。学生从最初的196人增加到1945年的1044人，学系从9个发展到15个，其中，厦大工科毕业生共400多人，产生了院士15人，美国工程院院士1人，大学校长5人。1946年6月1日上午，当厦大最后一批人员返回厦门时，长汀人民送来一块匾额，上书“南方之强”四个大字，对厦大在长汀所经历的峥嵘岁月给予最高的赞美。
中央大学柏溪分校学术研究一斑⑥。中央大学在抗战时期，内迁至四川省，在柏溪创办了一所分校，分校设有外文系，介绍了大量西方的学术名著，为我国西洋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赵瑞蕻先生十分自豪地回忆，当时中央大学外语系系主任范存忠先生与柳无忌先生合作，编辑出版了《近代英国散文》和《现代英国散文》。柳先生勤奋译著，还出版了《莎士比亚时代的抒情诗》､《西撒大将》､《明日的文学》(论文集)等书。徐仲年先生译介了法国文学，还主编并创办了《世界文学》杂志。赵瑞蕻先生曾在《世界文学》发表了一篇评论梁实秋所译《咆啸山庄》的文章，受到重视，这是国内最早谈论后来通译为《呼啸山庄》的第一文。他又在《时与潮文艺》上发表了国内最早专门介绍《红与黑》的文章《斯丹达尔及其<红与黑>》和梅里美三个短篇的译文。此外，叶君健(那时他的笔名是马耳)，翻译了希腊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王》和其他西方作品，也常给《时与潮文艺》写文章。吴景荣是专门研究简•奥斯汀(Jane Austen)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他为刘重德翻译的奥斯丁的《爱玛》(Emma)写了篇很好的序言。高殿森译了一大本《拜伦传》，曹鸿昭研究华兹华斯，翻译了他好些首名作如《丁登寺》(Tintern Abbey)等⑦ ……中山大学介绍和研究西方文学名著的盛况，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珍视世界文明的胸襟和高雅的学术品位。
“文军长征”呈现出的繁荣的学术教育景象，竟然发生在日机不断轰炸､物价飞涨､教授们食不果腹的境况中，焉能不被国外教育界视为奇迹呢!
【资料附录】
西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Battle of Dunkirk)
西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0年。当时有40万英法联军被德军挤压在敦刻尔克宽50公里的周边滨海地区。敦刻尔克，位于法国东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港口城市，英法联军的唯一希望是渡过西面的英吉利海峡，退回英国本土。德国空军猛烈轰炸敦刻尔克，将港口炸成废墟，阻止联军撤退，英国海军军舰由于吃水深，无法靠近海滩，撤退速度较慢，英国政府呼吁平民提供任何可用的船只，调集了所有能抽调的军舰和民船。无数业余水手和私人船主也应召而来，他们冒着德国飞机､潜艇和大炮的打击，往返穿梭于海峡之间，将一批批联军官兵送回到英国本土。英国空军为了掩护地面撤退，总共出动2739架次战斗机进行空中掩护，平均每天出动300架次，有力抗击了德军空袭。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同时动用各种舰船861艘，其中包括渔船､客轮､游艇和救生艇等小型船只。
撤退从5月26日开始进行，至6月4日结束，共历时10天，共有338 226联军将士从敦刻尔克撤到英国。短短10天时间，这支前所未有的“敦刻尔克舰队”把34万大军从死亡陷阱中拯救出来，为联军日后的反攻保存了大量的有生力量，创造了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史称“敦刻尔克大撤退”。
注释
①摘自《西南联合大学校歌》
②“抗战以来我国教育文化之损失”，引自《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1957年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第28，32页
③郑登云编著:《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页
④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270页
⑤《西南联大八年记》第六集:东藏——薪火相传，央视国际 2006年03月02日
⑥⑦赵瑞蕻:《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引自钟叔河编著的《过去的大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系北京教育学院教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 潘静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