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我国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张，无数农民纷纷失去土地。“经济失业”、“文化失根”和“心理失范”使失地农民的过剩精力无以释放，美好的闲暇时光演变成了一场群体性的闲暇危机，主要表现为闲暇时间的资源浪费、闲暇活动的低俗化和闲暇精神状态的心无羁绊。产生闲暇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城市化过程中个人、文化和社会的整体性无力，包括选择的非自愿性导致闲暇自由本质的异化、文化不适导致失地农民闲暇认知与能力的偏狭，以及体制性“近视”导致社会闲暇保障机制的不健全。因此，我们需要从社会教育、社区教育和职业补偿教育三个方面构建综合的教育支持系统，鼓励各类场馆（所）參与转变闲暇观念，借助基层组织丰富闲暇生活，利用行政制度安置闲暇精力。
关键词：城市化；失地农民；闲暇；教育支持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7）06-0061-08
失地农民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因经济发展、城镇建设等原因，在自愿或非自愿状态下，全部或部分失去土地经营权的农业户籍人员 [1 ]。失地农民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15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英国的“圈地运动”，大部分破产农民流入城市，成为雇佣工人和产业后备军，为产业革命提供了廉价劳动力。马克思曾说：“他们大批地变成了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为环境所迫。” [2 ]受不健全的要素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影响，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后没有替代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依托，成为了城市中“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边缘群体。
2017年2月4日，国务院印发《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指出我国城镇化重速度轻质量问题严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5年的56.1%左右。2000年至2015年，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了约113% [3 ]。随着城市建设用地的不断扩张，无数农民纷纷失去土地，移居他处。2005年，我国失地农民人数达5 525 万人 [4 ]，预计2001年至2030年30年间将新占用耕地5 450万亩，新增失地农民7 800万人 [5 ]。依据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预计今后每年将新增失地农民375—450万人，10年后失地农民总数将接近1亿人 [6 ]。面对如此庞大的弱势群体，它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中国知网上仅以“失地农民”为主题的论文就达到6 966篇，硕士和博士论文2 424篇，可见，对其研究不可谓不多。然而，已有研究更多地关注失地农民的生存境况、经济条件、政策补偿和社会保障机制等方面，却未能意识到失地农民所面临的困境实质上是无法释放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闲暇时光和过剩精力而引发的“闲暇危机”。因此，从闲暇的视角分析失地农民社会困境的产生和影响，将为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全新的思路。
一、过剩的闲暇：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
瑞典教育家托尔斯泰·胡森将闲暇界定为：“所有规定的其他基本要求之外，诸如应付工作和睡眠、社会义务和社会约束，个体的一段自由的、无责任的或娱乐性的时间。” [7 ]从闲暇研究的历史看，20世纪80年代初多使用“自由时间”，80年代中后期及90年代初，学术界普遍使用“闲暇”一词，自90年代中后期，又开始使用“休闲” [7 ]。几种称谓只是语辞翻译和使用效果的差异，内涵上并无较大出入，本文倾向于“闲暇”的表达。
闲暇被作为一种上帝奖励劳动的礼物（Holy Day），它本质上是对劳动的鼓励和肯定。它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维度和检验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的标准 [8 ]。当闲暇出现社会性的聚存过剩，适度的幸福意义是否还能被有效体悟，这一思考之于失地农民尤为重要。
失地农民的过剩闲暇不是偶然性的社会现象，甚至可以说也非机制性的缺憾所致，它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等因素综合影响下的必然结果。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与政策的积极推动，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方面，经济在市场的推动下通过“看不见的手”开疆拓土，占有越来越多的人口资源和空间资源；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为了“政绩”出台各项招商引资政策，鼓励企业征用土地和劳动力，促进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出不出让，农民说了不算，村集体说了也不算，他们也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力 [9 ]。在此环境下，无数边缘区农民为了市场和“政绩”或主动或被动转让了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从农民摇身变为了“市民”。
此种身份的转换很大程度上又非积极意义的。习惯于“赖地穿衣”的农人失去了耕植的土地，同时他们却没获得替代土地所必需的生产乃至生活依托，不具备在城市生存的专业技能。所以，农民的失地也意味着“失业”。不同的是，这种群体性的“失业”是以政策性的经济补偿为代价的。由于国家的高度重视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失地补偿的力度和成效逐年增加，许多农民可以获得一定额度的补偿款或安置房。“失业”的状态和骤然增加的财富不可避免地为失地农民创造了大量“无所事事”的闲暇理由和资本。阎海军在《崖边报告》中指出：“失地农民一开始拿了一点补偿还暗自庆幸自己成了城里人，到后头钱用光了，种地无地，上班无班，养老无社保，勤劳的可以打打零工，懒惰的只会赌博醉酒闹事。” [9 ]
中国文化就是村落文化 [10 ]，它蕴藏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健康习俗，如淳朴善良、勤劳坚韧、热情本分等等。农民的失地自然意味着乡土文化的“失根”，土地和村落的消失使得生长其上的风俗、规约、信仰等文化生命无以附着，日渐凋敝。当乡土矗满高楼，乡民变成市民，来自“他者”的现代文明打破了曾经凭经验而活的传统，数千年来土地崇拜的神像倒塌之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也被掷弃。以勤俭节约、吃苦耐劳为特点的农民形象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冲击下，变得晦暗不明，在城市灯红酒绿的生活面前，毫无招架之力，“恶闲”（拒绝闲暇）的乡风被“好闲”（追求闲暇）的时尚所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