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西蒙对马奇学术道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西蒙把年轻的马奇引入了组织决策理论的学术殿堂,此后,马奇的学术贡献,一直都有西蒙的身影。1958年,马奇与西蒙合著出版了《组织》(Organizations)一书。这本书很快就成为组织理论的经典之作,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马奇与西蒙合著的《组织》一书中,他们对此前的各种组织理论进行了梳理和归纳,抛弃了以往的组织结构角度,而从人的因素角度展开研究,进而从最基本的原理层面,通过构建丰富的模型来剖析组织。他们的组织理论是模型化的组织行为理论,而不是部门化的组织结构理论。他们所说的组织,不是一般理解上的等级制体制,而是一种人类偏好、信息、利益和知识相异的个体或群体之间协调行动的系统。当35年后(1993年)该书修订第二版时,他们相当自信地认为,“我们不可能比过去更聪明”。所以,新版并没有进行重大的理论修改,仅仅是根据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的巨大变化增加了注解。
2001年,西蒙与世长辞,出于对导师和挚友的怀念,马奇与奥吉尔(Mie Augier)合作发表了《学者的楷模:赫伯特·西蒙》(A Model Scholar: Herbert A. Simon);2003年,两人又合作发表了《西蒙的经济心理学》(The Economic Psychology of Herbert A. Simon: Introduction to a Special Issue);2004年,马奇与奥吉尔等人,仿照西蒙自传的书名《我生活的种种模式》合著出版了《一个人的种种模式:对赫伯特·西蒙的怀念》(Models of a Man: Essays in Memory of Herbert A. Simon);2008年,两人又合作发表《经济学中的现实主义和理解力:威廉姆斯和西蒙争论的一个注释》(Realism and Comprehension in Economics: A Footnote to an Exchange between Oliver E. Williamson and Herbert A. Simon)。马奇认为,虽然西蒙的影响遍及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行政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各个领域,但是他的作品有着很大的连续性,其主题一直是对人类决策活动的真正过程进行持续澄清,因此,马奇把西蒙看做是一位卓越的行为经济学家。
同西蒙的合作使马奇步入学术殿堂,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形成了马奇的研究团队。后来,马奇将组织决策理论同企业的经济理论结合起来,于1963年同西尔特(Richard M. Cyert)(西尔特当时也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研究团队的一员)合著《企业行为理论》(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一书。这本书以组织决策为出发点,建立了“企业行为理论模型”。从思想史角度看,马奇的企业行为理论是其组织决策理论的延伸和发展。可以说,马奇为企业行为理论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本书也同《组织》一书类似,成为管理学的经典之作,被人们誉为“发展出了一套取代新古典理论的公司理论”,甚至被誉为是引领“行为革命”的典范。马奇在《企业行为理论》第二版中很自豪地宣称,书中的很多观点已变成“教义”而被人们接受,到第三版,他进一步声称这个版本是自己送给大家的“最后礼物”。同西尔特的合作与同西蒙的合作类似,都在马奇的学术生涯上留下了深刻地印痕。2002年,他与奥吉尔等合作发表《经济学的改变、选择和组织:对理查德·西尔特的回忆》(Economics of Change, Choice, and Organization: Essays in Memory of Richard M. Cyert)。
自从西蒙提出“管理就是决策”的观点之后,大批学者进入了决策研究领域,马奇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1972年,马奇与迈克尔·科恩(Michael D. Cohen)和约翰·奥尔森(Johan P. Olsen)提出了著名的“垃圾桶决策模型”(The Garbage Can Model)。1994年,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思考和酝酿,马奇出版了《决策是如何产生的》(How Decisions Happen in Organizations)一书。他从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角度,从最基本的理论层面深刻地分析了决策的产生过程。他认为个人或组织要达到满意决策有两种可能的决策方式。一是通过理性选择进行决策,即通过比较备选方案的预期结果来选择能够满足个人偏好的方案,这种决策经过理性计算而产生。另一种是通过遵循规则进行决策,即拥有特定身份的个人或组织会遵循一定的规则或程序,在按照这些规则或程序进行决策的时候,他既不会考虑偏好,也不会考虑对未来结果的期望,即决策是由于遵循规则和实现身份而产生。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分析了偏好或身份不一致的多重行动者的决策,以及产生这种不一致时的决策方法。最后,马奇分析了什么是“智慧的决策”以及如何提高决策的质量。这本书发展了西蒙关于有限理性和决策过程的研究思路,以简明扼要的形式系统分析了决策的根本问题,意义重大。西蒙曾评价这本书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和写作,马奇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真实的画面:在组织中的不确定的、诡诈的、不合逻辑的、冲动的、盲目的甚至戏谑的情况下,人们实际上是如何进行决策的。在此书中,马奇总结了自己对决策过程的深刻见解,并与我们共享一些非常实用的有关如何作出理性决策的观点。”著名行为经济学家、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评价这本书说:“精彩、睿智、独树一帜,完全忠实于现代研究体系。此书的出版足以使所有的决策论学习者心存感激。”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也给予这本书以很高的评价:“在对组织实际决策过程的理解方面,马奇处于塔尖地位。这本书见解独到又易于理解,的确是一块瑰宝。”
1964年,马奇离开了卡内基-梅隆大学,把自己的研究扩展到用科学方法探究整个社会科学。这一年,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简称UCI)聘任马奇担任社会科学学院的首任院长以及心理学和社会学教授。1970年,他又来到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成为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后来,他又兼任管理学和教育学教授。可以说,凡是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他都涉足其中,而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又表现出明显的一以贯之的数理科学倾向。通过马奇讲授过的课程也可以看出其博学的程度,他讲授的课程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组织心理学、行为经济学、领导、计算机仿真、统计学等等。芝加哥大学的约翰·帕杰特(John F. Padgett)教授在《当代社会学》(Contemporary Sociology)1992年第6期上的《向马奇学习》(Learning from March)一文,对马奇给予了极高评价。他写道:“詹姆斯·马奇的影响力遍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范围之广,同侪望尘莫及。” 1995年,67岁的马奇成为斯坦福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并因其杰出的教学而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沃尔特奖。在管理学术领域,不仅美国人把马奇作为典范,而且丹麦、匈牙利、法国等国的学者也曾整理和出版过马奇的著作,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马奇是一位多产的学者,他出版了26本著作,发表了40多篇论文,还有不计其数的各类文章和讲稿,涉及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个领域。他研究最多的还是组织及组织决策领域。近年来,他一直对工商企业、政府机构、教育机构等各种组织中的风险承担、决策制定、学习和领导等方面进行不懈研究。虽然他的研究领域广泛,但是其核心一直围绕着人类的各种决策过程和问题的解决过程,以及这些过程在不同组织中的表现及意义。
马奇获得过多种学术荣誉。由于他的学术影响,马奇获得过欧洲及北美地区17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仅仅从获得的奖项看, 1968年,获得耶鲁大学的威尔伯十字勋章;1984年,因其对管理学的贡献获得管理学会奖;1995年,因杰出的教学获得斯坦福大学的沃尔特奖;1997年,获得美国政治学协会的约翰·高斯奖;1999年,获得管理学会的杰出学者奖;2004年,获得维普里协会的维普里奖和公共政策协会的亚伦·维达夫斯基奖;2005年,获得布达佩斯Laslo Raik College的西蒙奖。另外,马奇还担任过多个学术组织的成员或主席。他曾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教育研究院、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美国哲学学会、瑞典皇家科学院、花旗集团行为科学研究委员会的理事会成员,担任过斯堪的纳维亚组织研究协会的主席、花旗集团行为科学研究委员会理事会主席。
作为组织决策理论研究的严肃学者,当人们阅读马奇的《组织》、《企业行为理论》和《决策是如何产生的》等著作时,那种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那种数理模型的学术表达方式,尤其是马奇提出的那些命题、公式和假设之间的互相照应及其逻辑关系,会使没有受过科学训练的人觉得枯燥而单调,也很容易使人们对马奇本人产生出一种不苟言笑、一脸呆板、学究气十足的想象,但事实上马奇完全不是这样,学术上的严肃认真不见得会使人乏味无趣,正如作为物理学家的爱因斯坦更热衷于拉小提琴和引领发型时尚一样,能够在刻板的逻辑世界寻找美感的学者,往往有着令人惊讶的敏捷和睿智,也不乏幽默和风趣,马奇就是这样一位十分有情调的学者。他出版过八本诗集,还编撰过两部纪录片。电影《激情和戒律:堂吉诃德的领导力课程》(Passion and Discipline: Don Quixote’s Lessons for Leadership)就是马奇的杰作。他那脑门绝对“聪明绝顶”。面对人们关于他大众知名度不足的疑问,他的回答是:“我喜欢做的是推敲想法,而不是推销想法。”他会专心致志地寻求学术表达的美感,认为“想法的美感比它有没有用处更重要”,试图用优美雅致的逻辑线条来表达理论。他也擅长调侃,善用比兴和形象思维,比如以“垃圾筒”的比喻描述决策性质,以“热炉效应”的联想描绘学习活动。最重要的是,他以科学家的方式来传承人文主义,用数理模型来表达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这些,都使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令人耳目一新,也使他的理论成为启迪其他学者的灵感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