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铮，浙江绍兴人， 1927 年生， 1950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系，是国内外著名的水电工程专家和坝工权威。他毕生从事中国的水电建设和科研工作，曾参与设计和指导过许多重大水利工程。他于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院士,1984 年获国家颁发的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证书， 1989 年被授予国家设计大师称号， 1994 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副院长，成为我国少数几位拥有双院士称号的专家之一。他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大坝委员会主席，中国水利学会、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和中国能源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八、九届委员。目前，他担任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电网公司顾问等职。他发表的学术论著有800余万字,同时还是清华大学双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关于水的话题要追溯到大禹治水，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开始与水抗争了，另一方面又说明我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并不十分优越。千百年来，我国最主要的自然灾害就是洪灾和旱灾。洪灾来时，一片汪洋，千里泽国；旱灾来时，土地龟裂，如遭火烧。每临大灾，都有成百万上千万的人民流离失所、受难丧命，自然灾害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沉重包袱。
建设水利工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除害。所以，“我觉得在所有的工程中，水利工程对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国家的发展关系是最直接的。这一事业意义真的太重要了！” 虽然是阴差阳错地走上了这条路，但潘家铮一点儿也不后悔。在水利水电界工作了50多年，亲眼目睹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的灾难都能够避免，这一切让他感到很欣慰。
潘家铮的正规求学生涯称得上非常坎坷。他小学尚未毕业，抗战爆发，一家人不得不背井离乡。辗转逃难期间，他在父亲的严格督促下，终日啃着“四书”。他的父亲生于清朝末年，正是新旧学交替之际，父亲一面受到祖父严格的旧式教育，一面进了洋学堂。东南大学教育系毕业后，他长期任职于浙江省教育厅，做名小科员，抗战后任中学教师，一辈子饱尝生活艰辛。父亲把自己身受的一套教育照搬到儿子头上，而且出奇的严厉。1942年，日军大举入侵浙东，潘家铮不得不结束断断续续的中学生涯，他最后的学历是初中二年级。
1945年，抗战胜利。这一年，也成为18岁的潘家铮人生的转折点。经过半年夜以继日的苦读，他居然以初二的学历考得了高中毕业的资格。为此，他竟瘦了十多斤。接着，他报考浙江大学。出于对文学的热爱，他不假思索地填上了“中文系”。不料，却遭到饱尝文人生涯之苦的父亲的坚决反对。他转而报考“航空工程系”，去学习这门新兴的实用学科。第二年，为了毕业后机会更多些，他又违心地转到更实用的土木工程系。4年的大学生涯是极不平静的。由于解放战争和学运高潮，加之提前一年离校支援前线，他实际上并未从课堂上学到多少东西，主要收获还是浙大和许多老师的严谨学风，很多知识是靠他自己后来从工作中一点一滴刻苦钻研、勤奋自学得来的。
20世纪40年代末，当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推翻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站起来时，中国的水电建设还基本是一片空白。这时，外国的水电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美国和欧洲一些工业发达国家已经应用这些技术修建起百万千瓦级的大型水电站、高度超过百米甚至200米的高坝和相应的大型高压机电设备与金属结构；而我国除开发了四川龙溪河上的几座容量为数千千瓦级的小型水电站外，只有东北有一座日本侵略者为掠夺我国资源匆促修建、千疮百孔的丰满大坝和水电站以及一座鸭绿江上中朝共有的水丰水电站。这种情况与我国所拥有的世界第一的水力资源蕴藏量是极不相称的。
面对这一事实，作为一名新中国第一代水电建设者，年轻的潘家铮被深深地触动。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担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为开发祖国丰富的水力资源造福后代建功立业，为赶超世界水平作出贡献。
耕耘的足迹
自1950年大学毕业起，潘家铮先后在燃料工业部钱塘江水力发电勘测处、浙江水力发电工程处和电力工业部华东水力发电工程局等单位任技术员。他虚心向老一辈专家学习，继承他们的优良传统，从最基础的测量、水文内外业和描图、制图做起，从设计、施工 200千瓦的小水电做起，一步步学习和掌握水电开发技术。在此期间，他夜以继日、如饥似渴地进修数学和力学知识，钻研每一本能够得到的书籍和资料，并开始逐步形成他独特的设计思想和理论。
1954年，他被调到北京水电建设总局，从事黄坛口水电站的设计工作。该电站位于浙江省衢县乌溪江上，装机容量3万千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开工兴建的第一座中型水电站。由于缺乏经验，在建设过程中遇到挫折。在困难面前，他毫无畏惧，除努力做好修改设计外，还凭借深厚的数学力学基础，开始对重力坝、土坝、引水系统、厂房等各类水工建筑物的应力分析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总结了不少有益的经验，也吸取了一些教训。他写出了诸如《木笼围堰的理论和设计》《连续拱之新分析法》《角变位移方程的研究》《调压井衬砌的力学计算》等一系列专业论文，发表在有关学报和著名刊物上，在国内水电界崭露头角。
1957年，潘家铮出任新安江水电站设计副总工程师。新安江水电站是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自制设备并自行施工的大型水电站，其装机容量、工程规模和难度都超过日本人在我国东北修建的丰满水电站。从1958年初至1960年，潘家铮兼任现场设计组组长，长驻工地，深入现场，具体领导该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技术工作。他在工作中创造性地对原设计进行了科学论证和修改，解决了施工中的许多难题，抢回了进度，并发展了相应的理论，在技术上为大坝提前封孔蓄水创造了条件，使水电站在短短三年内建成投产，从而大大缩短了中外水电技术的差距。周恩来总理在1959年4月视察电站工地时，曾亲笔写下“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的题词，高度评价了电站的建设成就。新安江水电站的建成，为新中国的水电事业树立了第一座丰碑，也凝聚了潘家铮的智慧和心血，记下了他的卓越贡献。
1964年，党发出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潘家铮义无反顾地告别江南，奔向荒无人烟的雅砻江和大渡河，负责并参加锦屏、龚咀等水电站的设计工作。在此期间，他先后发表了30余篇论文，并出版了近200万字的学术著作，迎来了他设计生涯中的黄金时代。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和许许多多正直而无辜的知识分子一样，处于事业顶峰的潘家铮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毫无根据的斗争批判和人身攻击。由于在新安江水电站建设期间他从科学的立场出发，曾不计后果地对受大跃进思想影响的工程质量提出过疑问，结果被强加上“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右倾机会主义”等罪名，受到严厉的批判。离开新安江水电站的前夜，他和爱人再一次来到自己付出无数心血的工地。凝望着夜色中巍然屹立的大坝，他在心中默念：大坝不倒就是胜利。整整4年的牛棚生涯，他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肉体和精神的痛苦折磨。凭着终有一天会云开日出的坚定信念和患难与共的亲情力量，他熬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20世纪70年代后，潘家铮逐步恢复了工作。当他在1970年10月以“立功赎罪”的身份重返三线、被派往雅砻江工地做复工后的设计时，他不禁跪在工地上，久久地亲吻着那片贫困荒凉的土地。
重又获得了工作机会，潘家铮振奋精神，更加忘我地投入新的事业中。其后，他继续参加了国内一系列工程的研究、审查和决策工作，他十分珍视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将全部心力扑在工作上。由于工作中的突出表现，更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极“左”路线，全国走上了拨乱反正的正确道路，强加在他身上的错误结论得到彻底平反。他于1978年3月正式调京，出任水利电力部规划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后又晋升为总工程师和水利水电建设总局总工程师。1985年，他出任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成为水电系统的最高技术负责人。在此期间，他参与规划、论证、设计以及主持研究、审查和决策的大中型水电工程已不计其数，如安康、铜街子、东江、岩滩、葛洲坝、龙羊峡、广州抽水蓄能……直到参与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论证工作，担任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及技术总负责人。
终圆三峡梦
在承担更高层的任务后，除继续研究具体技术问题外，潘家铮又更多地思考有关中国水电建设的全局性问题。他不遗余力地推广新技术、发现和培养新生力量、鼓励设计院向咨询公司发展，开拓国际市场；他还研究阻碍我国水电发展的因素，常向领导和国家提出建议。
2003年5月21日，潘家铮和同事们在三峡二期枢纽工程蓄水及船闸通航前验收鉴定书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那正是“非典”肆虐的时刻，76岁的潘家铮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工程的验收是戴着口罩进行调研和开会的。”
众所周知，三峡工程研究论证了几十年。合理开发、利用长江资源是中华民族的世纪梦想。作为一个从怀疑到坚决拥护建设三峡工程的人，潘家铮可谓感触良多。20世纪50~70年代初，他都不赞成搞这项工程，因为规模太大，而那时国力和技术水平都还有一定的距离。1985年以后，我们的国力是一日千里，科学技术水平飞速提高，国家对电力方面的需要和防洪方面的要求大大增加了。在这种情形下，潘家铮教授逐渐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中国能够修三峡，也应该修三峡。”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人不仅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三峡工程，而且创造了许多世界纪录；同时，也实现了潘家铮平生最大的夙愿。
随着三峡工程蓄水、通航、发电的成功进行，这一举世瞩目的水利工程圆满完工指日可待。有记者问他：“三峡工程的建设正按预定的计划进行着，且进展顺利、质量优良，这是否意味着您可以轻松地卸下心头的负担？”潘家铮回答：“恰恰相反，我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任务更艰巨了。因为在新形势下，如何与时俱进地重新考虑长江防洪，如何科学地用好水库，解决泥沙问题，解决长江水患，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课题。我们应该按照科学的办法、规模的操作来应对今后的问题。有时候，我从电视里看到百万军民上堤抢险的镜头，还是感到非常的忧心。”还有，100多万名移民，如何“迁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一直令他牵肠挂肚。尽管目前已经有75万名移民得到妥善安置，他还是希望国家把这项工作做得尽善尽美，继续扶持他们，关心到底。因为即使有5%的移民没有安置好，也有近6万人。这不是个小数目，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愿每位移民都能满意、都能致富。他还设想从三峡工程每年发电回收的上百亿元销售收入中提取一部分，作为扶持库区经济发展的基金，以保证日后移民工作更顺利地进行。
故乡情赤子心
18岁就离开绍兴的潘家铮对故乡充满眷念之情。他曾邀请著名的建筑大师去考察绍兴，希望家乡领导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能以长远的眼光对待历史文化遗存。大禹陵、越王遗址、兰亭、陆游、鲁迅、蔡元培、周恩来、秋瑾……这些都是家乡的无价之宝，应把改造与保护很好地结合起来，发展高品位的旅游，让人们来绍兴后，身心能感到极大的满足，千万不要搞那些庸俗低级的人工景点。如果不善待老祖宗留下的珍贵遗产，那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虽然终日为水电事业操劳，潘家铮对自幼便热爱的文学并未忘情。他进行科技著述之余，还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尤其在科普作品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993年，当他的第一部科幻小说集问世时，人们欣喜地评论道：我们终于有了一本中国科学家亲自动笔写出的科幻小说。由于作者在科技界的地位以及富于科学素养和学者眼光，他此作的问世，对于寂寞的中国科幻文坛无异于响起萌生万物的春雷，其影响和对于纠正世俗偏见，已远远超过了作品本身。
谈及创作的初衷，他兴趣盎然地说：“我对青年人充满期待，我希望看到他们积极向上、天天有进步。但我同时又痛心地看到，在今天的中国，封建迷信和伪科学、反科学的东西仍在泛滥，无孔不入地残害人民、腐蚀青少年。要清除它们，除了加强法治、严厉批判外，重要的一条是大力开展科普工作，让我们的接班人能分辨真假与美丑、正确与谬误。我不喜欢写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我愿意写一些科幻历史小说和科幻侦探小说，从身边的现实生活中找科幻题材，使作品具有真实感和亲切感。幻想内容应稍有根据，今后（哪怕要在极漫长的时间里）是可能实现的。我力求让孩子们读过科幻作品后，增加一些科技知识，了解些发展前沿，哪怕只给出点儿概念或提到个名词，有心的孩子自己会去找参考书读，或者给人增加点儿祖国的文史知识也是好的。我也力求在作品中描写些人间真情和善恶斗争，针砭时弊，寓教于读，使孩子们知道科技发展能造福人类，也能引起祸害。”科幻能启发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想象力。中国人很聪明，中国学生的考试成绩会使洋孩子羡慕。然而，出不了人才，没有重大发现、发明和创新。数千年来的传统教育模式，已把孩子们的创造力扼杀尽了——让孩子们在啃读一部部砖头厚的“应试指南”书之余，读一些优秀的科幻作品，无疑会起到好的作用。
50多年的水电生涯中，潘家铮一直以科学家的良心对待事业。他深感使命重大，满怀忧患意识，甚至在清华大学水利系成立50周年的庆典上，他也会语重心长地建议，应该开设一门二级科目“水害学”，第一批学员就是各省区的水利厅厅长。要让大家认识到，如果思想境界不高、工作有失误，那么，除弊兴利的目的就很难达到，反而会使弊大于利……
2004年1月6日18时，北京人民大会堂重庆厅内灯火辉煌。2003年度“十大中华英才”人物评选揭晓暨颁奖活动正在进行。领奖台上，一位儒雅的老者引人注目。他，就是因在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建设中成就卓著而当选的两院院士、著名水电专家潘家铮先生。
说到荣誉，潘家铮特别谦虚。他强调说：“任何一个工程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需要大家的参与和通力合作，它凝聚着从地勘、规划、设计、施工、科研到地方领导等无数人的心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有些人甚至在工程建设中英年早逝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在尽一份义不容辞的职责。”
确实，个人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在工程建设中集中群众智慧、在关键时作出正确决策所需的领导者的胆识和决心，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回首前尘，潘家铮为自己能投身伟大祖国的建设而感到庆幸。历史的潮流将他推上水电事业这条道路，尽管他自嘲是“先结婚后恋爱”，但当他看到一条条桀骜不驯的孽龙被征服、日夜奔腾的江水化为无穷无尽的电力给祖国带来光明和繁荣时，心中就有说不出的欣慰与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