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抗日民主文化運动，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广大爱国文化人士生活、生存举步维艰。在抗战文化发展的艰难曲折历程中，抗战大后方进步文化人士始终围绕抗战与民主两大主题开展文化活动。在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紧密配合，并肩战斗，广泛团结一切抗日文化力量，对全国各地的抗日文化运动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谱写了重庆抗战文化的光辉篇章。
抗战剧坛迎来创作高峰
抗战初期，汇聚重庆的各种文化机构团体繁多，要有序开展抗日民主文化活动，很难找到突破口。在各种文艺形式中，话剧比较容易结合现实斗争，能直接和群众交流，易于被群众接受，而观众又多是年轻人，影响比较大。因此，以话剧演出为突破口，重庆的进步文化运动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1938年10月10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重庆举行首届戏剧节庆祝大会和戏剧演出活动。在重庆又新舞厅举行的戏剧节庆祝大会上，有500余名文化界、戏剧界人士参加，大会通过征求抗战剧本、在都市和乡村开展戏剧活动等提案;戏剧演出活动亦规模盛大，分歌剧联合公演与话剧联合公演。参加歌剧联合公演的单位有越剧团、刘剧团、厉家班、青年剧社、新生剧社、第5师抗敌剧团、洪盛评戏团、怒吼剧社、七七剧团等，演出的戏剧有《我们的国旗》《重整战袍》《汉奸和十字舞》《争取最后的胜利》《逃难到四川》《抗战救国》等。参加话剧联合公演的单位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中央电影摄影场、中国制片厂、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等，演出剧目数十种，在渝戏剧人士200余人参加。仅第1天街头公演，就出动了25个演剧队，观众达10万之众。特别是曹禺与宋之合作改编的4幕国防话剧《全民总动员》，连演20余天，盛况空前。
重庆戏剧界为纪念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1周年，同时声讨逃往河内的大汉奸汪精卫，1939年元旦，举行了有2800余人参加的火炬游行演出活动。演出由《自由魂》《民族公敌》《怒吼吧中国》《为自由和平而战》《最后的胜利》等剧目组成的“抗战进行曲”，再次轰动山城。
1941年11月16日是郭沫若50岁生日，重庆文化界部分人士齐聚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祝寿会，协会门口，高悬一支硕大无比的毛笔和“以清妖孽”4个大字。周恩来在致贺词中，论述了鲁迅和郭沫若处于不同的时代和经历，高度评价他们在文艺、学术等方面的成就，并在《新华日报》发表《我要说的话》。文中说：“郭先生是富于战斗性的，不仅在北伐抗战两个伟大时代，郭先生是站在战斗的前线，号召全国军民，反对北洋军阀，反对日本强盗和逆伪的;便在二十五年的文化生活中，郭先生也常常以斗士的姿态出现的。正因为这样，他才能成为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新华日报》《新蜀报》《新民报》都出了纪念专刊。同期，延安、桂林、昆明、成都、香港等地亦先后举行了纪念活动。这次祝寿活动，是进步文化人士的一次欢聚，通过这次活动，显示了进步文化界团结战斗的力量。
在郭沫若的带动下，戏剧界出现了历史剧创作的高潮，如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高渐离》，阳翰笙的《天国春秋》《草莽英雄》，陈白尘的《石达开》等，或影射专制独裁的暴政，或针对制造分裂的现实，总之都是借古喻今。1942年4月3日，郭沫若的5幕历史剧《屈原》由中华剧艺社在国泰大戏院公演。公演2个多月，场场客满，座无虚席，台上台下，场内场外，合声共鸣，形成一股反对投降、坚持抗战的热潮。该剧演出后，周恩来在天官府郭沫若寓所设宴招待全体演出人员与部分文艺工作者，祝贺该剧演出成功，肯定了郭沫若的功绩。《新华日报》《新蜀报》《大公报》《扫荡报》《中央日报》等报刊相继发表评论文章。这些评论文章一致认为，该剧的创作与演出是重庆抗战剧坛上的一个奇迹。同时，重庆文化界还出现《屈原》唱和诗歌运动，仅《新华日报》就发表了60余首《屈原》唱和诗歌。这种现象，在中外戏剧史上均属罕见。
从1942年至1945年，进步文艺界又陆续创作演出了不少好戏，其中有：夏衍的《戏剧春秋》和《愁城记》，曹禺的《北京人》和改编的《家》，茅盾的《清明前后》，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等一批有深度、有水平的大剧。抗战时期国统区的重庆雾季戏剧活动，4个雾季共创作演出了242出话剧，有的已经成为经典剧目，后来被话剧史家们称之为“中国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
抗战文艺走向世界
“皖南事变”后，汇聚在重庆的大批文化界人士纷纷向外转移，有的去延安、昆明，有的去仰光、新加坡，有的去香港。在香港的文化人士利用各种方式宣传抗日，推动爱国民主运动，使香港成为了对国内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阵地。
当时在香港出版的进步报刊和成立的通讯社有：宋庆龄主办的《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以范长江为社长、胡仲持为总编辑的《华商报》，以邹韬奋、茅盾、夏衍、金仲华、沈志远、胡绳、千家驹为编委的《大众生活》，茅盾主编的《笔谈》半月刊，以梁漱溟为社长、萨空了为总经理、俞颂华为总编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由乔冠华、胡一声、吴全衡、郑书群、郑展志等主办的“香港中国通讯社”等;文艺方面，由夏衍、司徒惠敏、于玲、金山、宋之的、王莹、舒强、章泯、凤子等组织的“旅港剧人协会”，活跃在香港舞台上，演出了《雾重庆》《希特拉的杰作》《北京人》《愁城记》等话剧;电影方面，有蔡楚生执导的《孤岛天堂》，许幸之参加拍摄的《阿Q正传》。歌咏团则经常演唱聂耳、冼星海、贺绿汀等人创作的抗日救亡歌曲。
此外，香港还成立了2个进步文化团体：一个是中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一个是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前者有茅盾、夏衍、戴望舒、黄文俞等参加活动;后者阵容强盛，有范长江、金仲华、郭步陶、乔冠华、恽逸群、刘思慕、梁若尘、林焕平等。青年记者学会举办了很多活动，曾请英国记者勃特兰作有关《华北前线》的采访报告，杨刚作有关新四军情况报告，范长江、金仲华、乔冠华、刘思慕等作国内国际形势报告。
在香港的进步文化人一方面宣传抗战，一方面又发表文章，督促国民党加强民主政治改革，以更好的政治环境保证抗战胜利，文章发到印尼、菲律宾、马来亚和国内一些地区。1941年5月29日，邹韬奋、茅盾、金仲华、恽逸群、范长江、于毅夫、沈志远、沈兹九、韩幽桐9名著名文化人，在香港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提出为保证抗战胜利和改革政治的9项原则主张：
一是坚持抗战国策，求其更须彻底;二是团结须更具诚意;三是民主政治须即实行;四是确定独立自主外交原则;五是严惩贪污，整饬官场;六是对改善民生，宜迅作有效处置;七是解除对抗战文化的压迫与封锁;八是特务工作必须改变方向，应用以对付敌伪，不能用以统治人民;九是应切实保障侨胞回国投资，及回国参加抗建工作的安全，保证侨胞损款的合理运用。
重庆抗战文化界则依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等组织和《新华日报》《抗战文艺》等报刊，积极开展抗战文化对外活动。如向苏联、美国、英国等文化界进行信函交往，取得密切联系，求得国际舆论对中国抗战的广泛同情与声援，并致谢忱;进行抗战文化成果“出国”的讨论，《新华日报》发表孟长泳《改进国际宣传工作》的文章，呼吁组织中国抗战刊物出国，翻译中国抗战文学作品出国，结束等待外国刊物向中国抗战文化界索稿的被动局面。重庆抗战文化翻译界先后编译《中国抗战小说选》《中国抗战诗选》《中国抗战文艺选集》等，在美国、英国、匈牙利等国家出版发行。这些文学作品在外国产生了广泛影响，获得了普遍的好评。特别是二战爆发后，重庆抗战文化界把大量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作品译入重庆。这些对外文化交往活动不仅让世界人民感知了中国人民抗战的信心与力量，同时也使中国人民了解了世界，认识了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也由此开始，中国抗战文化的对外交流由无序进入有序，由零星分散到大规模地展开，呈现出双向交流的成熟态势。
在抗战文化中兴起的新闻界
抗战期间，新闻界以报纸为主，在重庆出版发行的报纸有20多家，主要有《中央日报》《扫荡报》《中央周刊》《新华日报》《中苏文化》《国民公报》《大公报》《新民报》《新蜀报》《时事新报》等。
其中，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于1938年秋从长沙迁重庆，直至抗战胜利。《中央日报》在政治上具有两面性，既有抗日的一面，又有反共的一面;《扫荡报》隶属国民党军事系统，为了“剿共”，于1932年6月在江西南昌创刊。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形成，“我们扫荡的矛头指向倭寇”，表明该报的态度开始转变，1938年10月由汉迁渝，抗战胜利后，该报改名为《和平报》，总社迁南京;《大公报》从汉迁渝，于1939年12月1日复刊，最高发行量达9.7万多份。它在政治上具有两面性;《新民报》是一份民间报纸，反映民间疾苦，于1929年在南京创刊。1938年1月15日在重庆复刊。在渝期间得到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多方面的关怀，与《新华日报》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合作得很好;《中国学生导报》于1944年12月创刊，是中共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的进步学生报纸，销量达7000份;《益世报》于1940年3月由昆明迁到重庆复刊，是天主教主办的报纸，抗战时期，对中国抗战极表同情。其他还有《大公晚报》《新民晚报》《南京晚报》《西南日报晚报》等。
此外，还有外国的新闻机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重庆有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德新社、海通社、塔斯社以及《纽约时报》《洛杉机时报》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原驻香港的外国籍记者纷纷抵达重庆。其中著名记者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苏艾士、阿列斯特·海明威、列鲁等，他们同情中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抗战。
《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合法的报刊，为宣传抗日民主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新华日报》从1938年1月11日创刊到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查封，共历时9年又1个月18天，出版报纸3231期。《新华日报》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新闻战线上，《新华日报》广交朋友，广开言路。1944年3月，郭沫若著作《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中共中央把它列为全党整风学习材料之一。《新华日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开辟了《友声》专栏，让更多的民主人士有说话的地方。为了广交朋友，中共南方局还派共产党员到国民党办的报社以及民间报社去做统战工作。如《大公报》有著名记者范长江、徐盈、彭子冈，编辑高集;《时事新报》有张友渔任主笔，陈翰伯任国际版主编，甘露任记者;前期的《新蜀报》有萨空了任经理，以及《西南日报》《中央日报》《扫荡报》等都有共产党员在那里工作。中共在这些报社中，团结了一批非党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组成了新闻界的统一战线。
《群众》周刊于1938年10月和《新華日报》一起从武汉迁到重庆，共出版发行185期。《群众》周刊用马列主义理论去占领国统区的理论思想阵地，为革命群众指明方向。它大量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及有关介绍马列主义的专著和文章，大量出版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著作和文章。这些著作就其内容来说，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关于革命战争和革命武装的理论;关于战略与策略;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关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关于党的纪律与民主;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问题;关于国际主义、工作作风、青年修养等等。还出版史学、哲学、文学、艺术的专著和文章。许许多多文化艺术界爱国人士读了《群众》周刊，从而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许多爱国青年读了《群众》周刊，从而走上了革命道路。因此，国统区的革命人民称它为“灯塔”。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图片来源：网络）
（责任编辑：韩西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