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是什么意思3篇意识形态是什么意思 文章编号:1672-6758(2009)01-0128-2作者简介:王明凤,在读硕士,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邮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意思3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意识形态是什么意思
编号:1672-6758(2009)01-0128-2作者简介:王明凤, 在读硕士,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南充。邮政编码:637002何希凡, 教授,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南充。邮政编码:637002对 “重写文学史 ”的意识形态意义的再思考王明凤 何希凡摘 要:“重写文学史”是在全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政治背景下展开的, 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但它的目标是建立一种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 其美学观点又是反意识形态的。
在这样的悖论启发下, 试图探讨“重写文学史”的独特的意识形态意义。关键词:重写文学史;意识形态;启蒙;现代化中图分类号 :I210.3 文献标识码:A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在“通过各种途径向人们描绘中国革命是怎么走向胜利的,人民共和国是经过了怎样艰苦斗争建立起来的”。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 中国现代文学自然也不能例外。
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方法论指导下, 现代文学被定性为“新民主主义文学”, 当代文学则属于更高级别的“社会主义”性质。
从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 从“新民主主义文学”到“社会主义文学 ”, 其间, 体现着明显的等级性和意识形态性。
随着后来的政治实践的激进化, 现代文学史实际上已经成了一部左翼文学史, 一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史。
所以, “现代文学 ”这门学科本身就是在新的意识形态的规范和指导下产生的。
它所满足的, 也正是新的意识形态的需要。
但我们注意到, 从 1949年建国到“文革”结束, 再到改革开放走入新时期, 我们国家的所有调整、改革和发展, 都是在 “社会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然而, 有意思的是, 《上海文论 》却在 1988年针对顺应这种意识形态产生的现当代文学学科, 明确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 并且得到了学术界的热烈反响与积极回应。
但其潮翻浪涌仅仅历时年余, 如今, “重写”本身已经成为了一段历史, 很多学者也纷纷撰文反思那段历史,有的甚至用“终结”来形容当年的“重写”事件。
然而, 当“重写”的声浪早已退潮的时候, 重写文学史的工作却又一直在继续, 并且有了更为切实有效的进展。
这种带着意识形态使命而又反意识形态的“重写”, 这种在“重写 ”的气候早已成为历史而实际上一直继续着的重写, 无疑已彰显出它深刻的悖论。
正是在这样的悖论启发下, 本文把 1988年《上海文论》提出的“重写文学史 ”, 作为一个文学事件, 来重新思考 “重写文学史”的意识形态意义。一众所周知, “重写文学史”是陈思和、王晓明两位先生在 1988年的《上海文论》上首次提出来的。
两位主持人明确指出其目的就是“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 “探讨文学史研究多元化的可能性”, 在以后一年半的时间里, 众多学者介入其中, 发表了数十篇有关现当代文学名篇、名家和文学理论、文学现象的重评文章,在文艺界引起了热烈讨论。“重写文学史 ”成为一个明确的口号并发展成为一种潮流, 是在 1988年, 但事实上, 这不是哪一个人或几个人发动的, 这其实是当时许多学者的共识。
“早在 1982年, 1983年 , 许多人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 当时有非常多的私下交流 ”。
这甚至可以追溯得更早:1979年, 《上海文学》发表了评论员文章 《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说 》;1978年前后对 “文 化大革命 ”“左”倾文艺路线的否定, 等等。
用当年 《上海文论》编辑毛时安的话说, “它的出台背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没有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做的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工作作为思想和方法论背景, 就不可能萌发重写文学史的想法”。当年现代文学的学科建立就是在一种强势的政治氛围下开始的, 其行为本身就是一次政治实践, 时隔二十几年,文学史的重写, 同样是对意识形态的呼应, 并深深的烙上了“意识形态”的印记。
“凡是社会思想和文学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 便会产生一种`重写文学史" 的冲动”。“重写”明确提出了要探讨“文学史研究多元化的可能性”, 要在“原有的政治教科书式的标准旁边另外讨论一个或一些研究标准 ”——— “历史的审美的标准”。
“去政治化”和“文学的现代化”成为“重写”运动的重要标准和兴奋点。
由此, 曾经被我们历史性的误解的作家作品被重新发掘, 对一些“已成定论”的名家名篇又进行了重新解读。
这样, “重写”运动 “出于拨乱反正的政治需要,实际却标志了一场重要的学术革命。”由此,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重写”作为我国当代史上一次有影响的文学事件, 在受意识形态的规定的同时, 也会努力寻求学科本身的独立价值和健康发展。到此, 我们对“重写”的意识形态意义应该有了比较明确的认定。
但是, 如果我们能对此作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还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重写”是在党的拨乱反正的政策背景下开展的, 是对意识形态的积极呼应, 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规定性。
另一方面, 重写的提倡者们, 又要求文学的 “去政治化”, 回到文学本身, 积极建立一种独立的纯审美的文学史学科。
也就是说, “重写”是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规定和推动之下开始的, 而它实施的方法论或者说美学观点又是反意识形态的。
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刚好印证了本文开篇提到的那个悖论, 我想 , 是不是正因为如此, “重写”虽然已经“终结”, 但仍值得我们积极去思考, 也是不是正因为如此, “重写”才具有了独特的意识形态意义?二“重写”毫无疑问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 而关键在于, 它是如何在 “去意识形态”的姿态下, 重构了新的意识形态。
“重写文学史”专栏主持人之一的王晓明, 在后来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 说了这样的一段话:“整个 80年代, 知识分子程度不同的都有一种对现代化的幻觉 ……`重写文学史" 也是在这个大的思想背景中发生的, 对现代化———具体到文学, 就是文学的现代化、西方化———的向往同样成为我们想象什么是好的文学的主要参照, 所· 128 ·第 9卷 第 1期2009年 2月 鸡 西 大 学 学 报JOURNALOFJIXIUNIVERSITY Vol.9 No.1Feb.2009
谓`重写" 很大程度上就是依据了这个标准, 而现在来看, 恰恰是这个标准成了问题”。很多人在回忆起 80年代的时候, 都不约而同的用了“诗意的年代”来形容。
确实, 80年代是中国继“五四”以后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时期。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国家政策让中国知识分子备受鼓舞, 当琳琅满目的西方学说再一次呈现在国人面前时, 那一代人都陷入了一种“激情”到盲目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氛围之中。
从 1919到 1979, 历史竟是如此惊人的相似。
尘封了 60年的“五四”精神再次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的站在了我们的面前。带着中国知识分子天生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重写文学史”这一文学事件逐渐演变成了一股社会思潮。
事实上, 80年代的“重写”运动, 就是五四 “启蒙”精神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延续。
尽管五四提出的是“民主”与“科学”, 80年代, 是更具有煽动性和理想化色彩的“现代化”。
“现代化 ”也成为了 “重写文学史”重构的新的意识形态的核心词语。严家炎早在 1981年就明确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追求定位为中国文学现代化。
“重写”运动提倡的现代文学学科的重建, 就是要用“文学的现代化”来取代依照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论述而确立的文学史叙述和评价标准。
而它的合法性就是来自于文革结束后, 国家意识形态的调整和作为新的意识形态的 “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政治目标。
在这一点上, “重写”是对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呼应与契合 。问题在于, “现代化”作为一种口号, 大家都在用。
但事实上, “重写”运动的“现代化”和国家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在表面的契合背后, 有了各自不同的延伸和不同的内涵。
前面已经说过, “重写”是五四启蒙精神的当代延续。
在国内的“落后”与西方的 “繁荣”对衬下, 怀着强国理想的知识分子, 又一次把眼光投向了西方, 在 80年代,他们几乎是不加否定的认为“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的现代化的理想模式”。
但我们都知道, 中国近代没有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 我们是由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
“无论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上和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上, 都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洗礼。
也就是说, 长久封建社会产生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并未遭受资本社会的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冲毁, 旧的习惯势力和观念思想仍然顽固地存在着, 甚至渗透了人们意识和无意识的底层深处。”按照这样的逻辑, 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启蒙思想的缺失, 才在建国后, 让封建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外衣遮盖下, 肆无忌惮的上演了各种复辟。
要清算封建主义的流毒, 要实现 “现代化”, 就要从解决 “社会主义名义”开始, 那么, 历史上的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合理性就必然受到质疑。
因此, 当“重写”论者站在启蒙立场上, 用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来强行图解中国的现代历史, 试图为我们“补上资本主义启蒙的一课”的时候, “重写”便与国家意识形态逐渐剥离。
这是国家意识形态绝不允许的。
“重写文学史”的独特的意识形态性在这里才真正得到了彰显。“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提出,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著作的出版, 自然都是 “重写”的最合理的注脚和成果, 但我以为, 海外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却对“重写”运动有了更直接的推动和实践意义。
我们知道, 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文学史 , 不仅排除了旧文学,甚至还排除了新文学的右派———资产阶级文学, 以至后来在激进的政治文化推动下, 变成了一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史。
这给现代文学史的书写留下了很大的空白。
夏志清弥补了这一空白。
这本应该是一种合理的学术互补和提升。
但遗憾的是 , 这种弥补的行为最终发展成了一种“文学史的权力”, 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我们发现, 几乎所有的曾冠以“社会主义名义 ”的作家作品都被“重读 ”甚至批判了, 鲁迅也因为和“左翼文学”的暧昧关系而被拉下了马来。
剩下的如周作人、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 都一一走上了现代文学最高殿堂, 成为新的经典。
而这一切都是在“审美的”名义下进行的。
因为在 80年代,“文学的现代性就等于纯审美”已经成了固定常识 。
所以, 当我们以“审美”的名义否定掉以左翼文学为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时候, 我们又建立了一种新的话语霸权。
“重写”也就陷入了新的误区。“什么是现代性? 如何看待西方的现代化道路 (模式)? 什么是我们 (中国, 东方国家)所需要(追求 )的现代化道路(模式)?”“现代化 ”俨然成了一把双刃剑。
它把“重写”者们带进了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也因此, 让那一代知识分子完成了由“堂吉诃德 ”到“哈姆雷特”的转变, “重写文学史 ”理所当然的终结了。作为一个文学事件, “重写文学史”明显是在意识形态的规定下展开的。
与此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它对意识形态的背离。
正是这种规定和背离, “重写文学史 ”留下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道路上, 蹒跚却又执着的脚步。参考文献1.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 M]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87年2.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年3.夏衍:懒寻旧梦录[ M] .北京:三联书店, 1985年4.特里· 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 [ 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5.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6.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7.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8.黄子平: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J] .文学评论, 1985(5)9.吴炫:一个非文学性命题——— “ 20世纪中国文学 ”局限分析[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5)ReconsideringtheIdeologicalImplicationoftheRewritingHistoryofLiteratureMovementWangMingfengHeXifanAbstract:“ RewritinghistoryofliteratureMovement” obviouslyhastheideologicalimplicationsitself.Thegoalistosetupanindependentsubjectofhistoryofliterature.Theintentionofthemovementisseenasaanti-aestheticalone.Thepapertriestostudytheuniqueideologicalimplicationof“ RewritinghistoryofliteratureMovement” undertheparadoxprecondition.Keywords:rewritinghistoryofliteraturemovement;ideology;enlightenment;modernizationClassNo.:I210.3 DocumentMark:A(责任编辑:宋瑞斌 )· 129 ·第 1期 对“重写文学史”的意识形态意义的再思考 2009年
篇二：意识形态是什么意思
仅供参考，如有不当之处，请联系改正。1 主要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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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意识形态的概念 “ 意识形态 ” ：
法文 Idéologie ，
德文 Ideologie ，
英文 ideology 。
源自希腊文 iδεα 和 λòγos， ，
前义观念或思想，后义学说，
合起来就是 “ 观念学 ” 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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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方思想家论意识形态
法国哲学家、政治家特拉西最早在其著作 《 意识形态的要素 》首先提出“意识形态”的概念，“ 真正的意识科学一定不能从任何假定或固定的概念出发，而是必须要从、也 只能从可以被确定的东西出发 。
”
德斯蒂 · 德 · 特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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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西方思想家论意识形态 • 英国的百科全书将意识形态归为政治范畴体系，认为意识形态是为理性的统治奠定思想基础。
• 阿尔都塞提出 “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 的理论，以 确保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 。
路易· 皮埃尔· 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 ）
(1918年10月16日-1990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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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克思论意识形态
• 人类社会是个有机整体，由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共同组成。
• 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组织，在任何时代都是 观念产生的土壤 ，意识形态是属于国家的上层建筑，是在不同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 反映统治阶级 的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 整个上层建筑 。
• 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为特定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一种 思想的观念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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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学者论意识形态
• 复旦大学著名教授俞吾金认为，意识形态是指 不同阶段社会的不同产物 ，是基于经济基础的政治和法律思想，意识形态是 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 。
• 中山大学著名教授郑永廷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定 阶级或集团的价值和行为准则 ，是反映这一阶级或集团利益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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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何为意识形态？ • 意识形态是观念之集合，属 哲学 的范畴。
• 是基于一定 社会经济和政治观念的总和 ，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
• 意识形态是植根于经济基础上，依托经济发展的反映政治取向的 思想体系 。
• 意识形势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也将 不断演变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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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基本特征
• 观念的上层建筑
• 统治集团意志的体现，阶级的属性
•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 带有全民性外观
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发展，对人们价值观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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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二、国际视野下的意识形态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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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为何有意识形态博弈？
• 意识形态的本质是 国家主流价值体系 ，任何一个统治集团都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其思想观念体系。
• 意识形态的背后是特定社会性质的 国家利益 ，因此，意识形态的博弈，也是 国家利益的博弈 。
• 意识形态博弈往往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的 急先锋 --- 政治导向、价值取向、道德统治、文化渗透、教化遵循、宗教熏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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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始于五百多年前欧洲国家向世界各地殖民扩张。
1492 年哥伦布到达美洲是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构建资本主义体系的重要标志。
西方列强瓜分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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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到 19 世纪，西方殖民列强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一个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为特征的霸权体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一体系达到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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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 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 。其建设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甚至策动颜色革命，发动战争，都是为巩固和加强西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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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十月革命使俄国变成了社会主义的苏联，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受到削弱。
• 二战以后，随着苏联发展壮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兴起，殖民帝国纷纷瓦解，西方霸权严重削弱。
• 苏东剧变后，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又有了加强，形成了“一超多强”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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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财富流动加剧了地区间不平等，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两极分化。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和壮大，基于西方体系的不公正不合理秩序受到强力挑战。
• 西方集团不愿看到也难以接受，维护其既得利益是不言而喻的。
• 为构建更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单极与多极秩序博弈必然反映国家利益之争，也反映意识形态斗争，尤其表现为东方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意识形态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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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何各国都强调和
把控主流意识形态？
反复证明的真理：意识形态事关国家兴亡盛衰；一个没有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的国家，难免一打就败；而一个没有意识形态主导的国家则会不打自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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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 。
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习近平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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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特朗普颠覆了西方意识形态吗？ • 特朗普 PK 希拉里，表面看是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之战，或者是美国政治正确性的辩论。
• 国家及其政治体系都会遵循基本价值准则。特朗普似乎被美国普通民众，尤其中产阶级看来是上帝派来颠覆美国 “ 政治正确性 ” 。但是，他只是以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来宣示其移民、外交、贸易战略等观点，其实质仍然是基于西方基本价值观的基础。
“ 既然不再有苏联对欧洲威胁，为何还需要北约？美国人可以轻松保护自己，为何还要为有钱的欧洲人支付防务费？ ”
—— 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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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3 3 、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 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反映, , 为国家利益服务。
• 意识形态在国家关系中具有 不可或缺 的作用，但又不能过分夸大或刻意贬低意识形态的作用, , 把握度在于它与国家利益的互动程度。
• 意识形态一致或相近并不代表国家利益一致，意识形态不同并不代表国家利益没有共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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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今天，在国际形势纷繁复杂的今天，在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汇、交融、交锋的今天，无论是观察、思考、处理国际问题，还是国内问题，试图不加分析地 “ 去意识形态化 ” 的做法， 都是一厢情愿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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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经济手段+军备竞争+意识形态 ---
美国肢解苏联的利刃
• 国际油价很大程度上决定俄罗斯对外腰板强硬与否。
1980年代中期国际油价 “ 塌方 ” 式暴跌，对苏联坍塌解体造成的致命影响。
– 1960 年-1970 年间, 油价:1.8-2.0 美元/ 桶。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油价达到12 美元。1980 年两伊战争推动油价达39 美元。
– 石油红利支撑苏联全球扩张。1960 年代，其在西伯利亚发现60 余个超大型油田。1975 年石油产量首次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产油国和最大石油出口国。
– 从1973-1985 年，其能源出口增长了14 倍，80% 外汇收入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
– 此时，虽然苏联已沦为世界最大谷物和消费品进口国，40% 以上的食品依赖进口，但因石油出口而获得进出口平衡。
– 同时，苏联对外援助每天3500 万美元，每年达128 亿美元（未包括对东欧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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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美国对苏联战略是长期而持续的
• 在经济军事方面， 1982 年，里根经济顾问亨利· 罗恩献计: : 美国应该把 军备保持高水平, , 以拖垮之。
• 授权中情局与沙特达成绝密协议 压低国际油价和取消保护油价， 1985- - 1986 年时，油价从 35美元暴跌至 10 美元，日产量从 200 万桶增至1000 万桶，史无前例。
• 展开 意识形态攻势 ，把苏联的经济灾难归罪于思想路线、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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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美国冷战学者彼得.施威泽认为
把克里姆林宫推向灾难深渊，并非哪一个事件或者某项政策。如果当年其没有面临美国 军事挑战 、在波兰军管和阿富汗战争的地缘政治挫折 、在石油出口因 油价暴跌 蒙受数百亿美元硬通货损失、西方 技术封锁 ，以及 意识形态失控 等综合因素所造成的累积效应，我们有理由相信苏联可以闯过风暴。
苏联制度并不是命中注定会自我毁灭的体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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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苏联总理的雷日科夫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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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西方精英们为何如此担心特朗普？ • 特朗普不是疯子，他敏锐地嗅到了美国社会孤立主义情绪，是美国的一半现实。其核心要义是“ 地主家没有余粮了 ”
。
– “ 美国已欠债 19 万亿美元，受美国保护的北约盟友、日本、韩国等再也不能免费搭车。
”
– “ 为何总是我们牵头，冒着与俄罗斯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
– “ 中国消耗了美国那么多钱，用那些钱重建了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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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西方精英们为何如此担心特朗普？ •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专家赖特：特朗普提议无异是对自由世界秩序的清盘，可能危及冷战后形成的 西方主导国际秩序和价值观基础 。
• 实质是美国领导人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西方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体系是美外交政策落脚点。近 30 年来，无论是保守主义里根、自由现实主义克林顿、新保守主义小布什，还是摇摆不定奥巴马， 都把价值观视作美国参与对外事务和军事行动的理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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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3）南海之争与国家意识形态有关吗？ 美国和西方认为：
• 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 政治制度 要 谋求地区霸权；
• 中国不负责任的 国家意识 ，不遵守国际规则，导致南海问题的“军事化”和破坏“航行自由”，挑战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构建的 国际秩序 。
• 作为亚太再平衡，美国提出成本强加战略，即动用政治、外交、舆论、军事 等各种手段，增加中国在南海行动的成本，迫使中国后退，以制止中国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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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利益和国际地缘政治（东亚地区）的视角看，美国从南到北，通过搅局南海问题，强化美日同盟、破坏中韩关系，拉拢越南、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多方面形成对中国的围堵，分散中国力量，迟缓和阻碍中国集中力量发展和壮大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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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南海逐渐成为中美从地缘政治
上升为评估对方与战略博弈
• 原本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主权和权益之争。
• 南海局势既是各方基于主权、资源、战略安全诉求的现实利益纠葛，也有历史因素，更有相互间战略意图和政策目标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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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2 南海问题博弈实质
--- 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国家利益博弈
• 中美既有共同利益，也依存加深，但结构性矛盾长期存在。
• 中美关系双重性使美对华政策体现“融合+ + 防范+ +遏制”。
– 一方面，美对我防范不断增大，甚至借力乱局。另一方面，增强中美互信是一种必须，对华战略趋于务实。
– 关键是硬实力+ + 软实力的综合作用。
• 2009 年后美采取强硬政策，并告诫其他亚太国家警惕不断壮大的中国，进而与美国捆绑在一起，共同对中国改变现状的举措进行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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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国家综合实力主要取决于6 6 个要素
一． 综合经济力量，如市场规模、总产出、人均产出水平、购买力等；
二． 货币与金融控制，如世界储备货币，以及银行系统和金融市场稳定性、有效性和规模；
三． 科技水平与创新能力，既要看存量更要看增量；
四． 国土、人口的质和量、资源禀赋；
五． 文化、意识形态力量 ，如价值观体系的稳固性、制度稳定、治理能力，即“软力量”；
六． 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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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当今世界是如何研判中国的发展和未来走向？尤其是美国和西方基于历史的、现实国际环境的、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如何判断和引导影响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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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5 美国要求中国：
• 必须肩负“ 战略责任 ”，中国应成为国际体系中美国的“利益相关者”，即要从全球层面不仅不挑战美国而且与美国一道共同塑造对美有利的国际秩序。
• 必须负有“ 政治责任 ”，即要加速包括人权、宗教自由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 必须担起“ 外交责任 ”，即协助美国处理那些美国难以处理的“头疼的问题”（诸如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
• 必须具备“ 经济责任 ”，即既要自己发展还...
篇三：意识形态是什么意思
义形态与意识形态【作 者】邵建
文化是一个大命题意义形态与意识形态是其中具有不同知识性质的两种不同的话语。如前述意识形态如果不妨视为体制文化的话那么意义形态显然就是一种知识分子文化了。它们之间的界线本当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既往的历史过程中这个界线非但不清晰而且两种文化的内容更是互为淆乱。这主要表现为意义形态为意识形态所同化并且意义形态直接变身为意识形态。尽管从其知识形成的角度上看意识形态的知识话语往往来自于意义形态但后者一旦成为前者便不复为其自身。孔丘的儒学在先秦尚可视为体制之外的士文化然而两汉以下随其儒学成为意识形态士文化本身也就不复存在了抑或说它已为体制收编从而现身为体制文化了。因此知识分子文化的面目一直很模糊其存在特征一直也很不稳定它往往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关于这一点古老的《诗经》堪可表征。所谓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后三者作为艺术表达方式且不论而前三者作为表达的内容如果用今天的语言去套拟的话十五国风为各地歌谣属民间话语这在笔者个人研究的语境内不妨叫做意象形态了。
周鲁商之三颂作为庙堂之歌则属体制话语 是典型的意识形态。
相形之下大小雅本应表现为一种知识分子话语也即今天的意义形态。如是则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合理的一分为三的文化空间。但当时的实际情形是形三实二在风雅颂三者中风与颂的所指非常明确而雅的面目则模糊不清。为何因为雅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话语它的内容一半在民间比如那些民歌 一半在庙堂比如那些宴饮之诗 两相分割之后自己已经找不到北了。所以雅在这里只能是一个刑名相违的空洞的能指。当然笔者在此并非研究诗经如上的读解不过是借它来说事。因为知识分子的文化状况自诗经时代迄今始终存在着能指与所指错舛的问题。所以对意义形态的张扬也就是试图把历来被意识形态所遮蔽的知识分子文化从中剥离出来为其正名亦为其正实。然而转就本篇言它的任务主要是将意义形态与意识形态作派对探讨这两种话语形态之间的交往关系并就此作出一些相关性的比较。
在原初的意义上亦即在上古王官治教合一的时代的确是谈不上文化分流因而也谈不上什么文化交往的除了民间之外体制文化和知识分子文化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因为学在官府官府垄断了文字的权力也就垄断了知识的权力。此刻并不存在前者对后者的遮蔽毋宁说它们本来就是连理的。剪断这个连理的时代是在东周与春秋学自官府而下降到民间由此形成与官学相对而存在的私学。私学的出现从形式上把学与官分离开来。所以标出形式是因为即使学已为私但是它的知识内涵依然未脱官与政。这一点从春秋时百家争鸣所争鸣的内容可见一斑。然而尽管如此形式分离的意义依然是巨大的。学垄断于官府决不会出现争鸣的百家。百家的存在不但显示和确立了学之为学的独立价值并从此逐步开始形成在君权之外还有教权存在的两分局面。需要解释的是中国历来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这个合一乃是指政与教的知识内容合而为一。但是政权与教权自春秋以降却是一分为二的它们既磨和又冲突后者在孟子那里发展到极至竟有诛夫之论这就是因为君权完全悖离了教权所奉持的道。位君者一旦无道便不是道君而是一夫又有何不可诛泛而言之孔孟之儒与当时统治者的种种不合无不是教权与君权的不合。这种不合恰恰表明教与治或学与官已经是两回事而不是一回事了。
由此可见 学下官府和士文化的诞生 在当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于今天则是我们讨论知识分子文化的一个契机同时也是描述两种文化进行交往的逻辑起点。
但是 必须清楚的是 当时的士文化并非等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文化
正如同春秋时代的士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因为两者在知识内涵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 并且这种差别具有本质意义。
而我们着眼于士文化的原由 盖可在形式分离的意义上不妨将它视为知识分子文化的前身。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文化的形成最先就是从士文化的形式分离起步的尔后才是内容分离的开始。这是一个从名到实的过程如果说诗经时代有雅名而无雅实的话那么直到今天知识分子文化的刑名关系依然未达令人满意的状况。否则本文的写作纯属多余而中国的历史也就这样无谓的漫长。但没有完成的任务终究需要完成该结束的历史没有理由不让它结束。知识分子文化的名实俱归乃是世纪之交知识分子从事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这一任务不获完成意义形态就和当年的雅一样只是一个诱人的空名而已。
如其上士文化的人格主体士在春秋时业已脱离官府成了社会上的游走者他们的知识话语在其形式上也就理所当然地与体制无关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体制离开了他们便不复有自己的观念形态。任何一种统治都必须拥有一套观念体系用以作为自身权力的合法支撑至于它的知识内涵是什么、操作主体是谁倒是其次。就前者它可以是知识理性、可以是宗教情感、可以是传统观念、也可以是神话迷信。
《诗经》的大雅里就有利用时人的天命观念为周文王代殷而统作合法性阐释的大量诗句比如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勉勉我王纲纪四方。这样一套观念作为有周一朝的意识形态出自大雅便是出自当时的知识贵族。可是当士离开官府之后谁来继任意识形态的操作呢自秦统一天下之后李斯出了个绝招直接把法律条文作为意识形态、亦直接以官僚作为律法的教师这就是韩非所谓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李斯的做法主要是针对春秋士文化的书简之文尤其是针对孔儒那套取代天命逻辑作为新意识形态的先王之语。他似乎是想一刀斩断体制和士文化的关系一边把统治内容作为文化本身一边灭绝性地把士文化的所有子籍付之一炬。然而他这样做不仅显示了他是当时士文化亦是今天知识分子文化的死敌而且他的策略也并不利于统治本身。把法律条文作为意识形态恰恰等于取消意识形态因为法律属于刚性的上层建筑。法所以为法、又所以能律无不需要法哲学上的说明后者作为意识形态一则为法本身阐释它的合理性另则通过舆论的力量使其深入民心。从而树立其权威。因此意识形态作为统治的一个环节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相较于赤裸裸的强制它的权威性甚至可以使它利用较少的政治资源进行控制。
这是一种统治经济学。
然而 李斯不谙此道他一手秦火了整个士文化一手又拆除了维护政治统治所必须的意识形态结果搞成了两败俱伤。因此法教吏师作为强硬的铁腕政治它的暴力性既迅速耗尽了自身的统治资源又在民间引起以暴易暴的强烈反弹。秦之亡实亡于李也。#p#分页标题#e#
由此不难看到尽管士文化与王官的分离客观上为两种文化的交往提供了可能但是这种可能直到李斯为止并未从逻辑转化为历史。李斯以前的整个春秋战国时期虽然诸多士子纷纷向各路诸侯或国君奉计献策但这并不是文化交往因为体制这时需要的仅仅是政治方略而不是思想文化。所以奉行仁义之说的孔丘孟轲在当时到处碰壁而没有什么思想和学说的张仪苏秦辈却能飞黄腾达。交往云云如果有那也只是发生在诸子之间它的表现形式就是百家争鸣。接照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期的说法中国文化或曰汉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正是在春秋时代形成的它的知识主体就是在彼此争鸣中成长起来的士文化而非徒具形式的王官文化。后者拒绝交往前者彼此交往因而同是一个春秋于政治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于文化却是一个黄金的时代。此处可见政治与文化不可通约的一面。然而秦统一之后文化上的黄金时代却急转直下为血与火的黑铁时代旁白政治上的大一统向来导致文化上的大衰退反之文化的活跃往往出现在政治上的动荡期这似乎是中国特有的政治与文化不可通约的悖反律百家争鸣固然有利于文化的再生成但却在思想上有碍于政治的
大一统。因此李斯对先秦诸子各引一端崇其所好以此驰说的自由言论与其说是仇视毋宁说是畏惧。于是他用上层建筑的力量镇压了整个士文化这样也就彻底断绝了体制与士文化之间的交往可能。刘汉王朝无疑从多方面接受了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仅仅靠上层建筑的硬的一手充其量只能服其众 但却难以服其心。
任何一种政治权力除了本身的物质力量外还必须为自己寻找一个能够诉诸民心的道德和法律的基础这就是所谓的合法化问题。这个问题无法通过上层建筑解决只有依靠意识形态。秦朝在此摔了跟头汉朝则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了。但问题到了意识形态的头上也就是到了文化的头上。意识形态本来就是半政治半文化的混合体它的指向是政治但取向却是文化。由于从春秋时起文化的主体已在民间而不在体制官学旁落私学兴盛。因此这个道德和法律的基础还必须回到以前的士文化中去寻找。这样交往问题士文化与体制文化的交往出于彼此对对方的需要方才第一次被历史提上日程。
很显然 这样的交往并不是意义形态和意识形态的交往 它仅仅是意识形态和士文化的交往。就士文化这一方而言它本能地具有意识形态的内倾从知识内容到话语取向无不是在为意识形态作前期准备当时的百家争鸣实际上也就是百家争为意识形态。因此在士文化意欲走向意识形态的道路上是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交往交往只能发生在两个位格不同的主体之间而不是两者最后成为一体。严格地说不仅当时的士文化甚至就是今天的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也谈不上两种文化形态的交往。90 年代的知识界有重返中心之说这个中心实际上就是体制性的意识形态。
那意思无非是知识分子在 80 年代作为意识形态运作的思想解放中扮演了文化英雄的角色而今天随其意识形态和经济实践的主题转换知识分子淡出时代的前台并走向边缘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失落。因此重返中心的口号就其心理而言不过是对 80 年代的鸳梦重温也是知识分子重返体制或成为体制的一次无意识的心态大暴露。然而一旦重返也就如同当年的士文化一样在合久必分之后又走向新一轮的分久必合甚至并未分 。交往的前提是分而不是合因此意义形态和意识形态的交往在本土文化语境中至今还是一种理论预设 它缺乏真正的实践。
而仅仅在形式分离的意义上谈论这个问题那么交往无论是意识形态和当年士文化的交往还是和今天依然未脱士文化本质的知识分子文化的交往它们都未能摆脱那种非交往意义上的需要迎合的异化模式。
但无论在异化还是在非异化的交往状态中意识形态的需要动机总是不变的上面那个模式的病变不在前而在后。仅就前者诚如葛兰西在分析资本主义文化统治时所指出的那样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建立一种文化霸权因为文化霸权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统治形式。统治阶级要统治市民社会就必须借助知识分子和文化机构使自己的伦理、政治及文化价值成为全社会普遍认同和接受的行为准则。
这里的表述和以上建立一个道德和法律的基础理同一也。只不过葛氏的话更直接地表达了意识形态的建构对知识分子的依重按照他的意思意识形态虽然具有一定的文化性能但主要却并不扮演一个文化生产者的角色固然它可以拥有大量的文化阐释者以及卫道士 毋宁说它是一个文化监控机构。以文化监控文化自身必须拥有一种文化 那么 这种文化并非自产又所从何来 当然是来自自身之外的知识分子。
因此研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文化的交往仅仅就意识形态这一方来说实际上就是看它如何解决自己知识资源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汉代最终以儒道二学进入或成为意识形态而告终从时间顺序来说则是先黄老而后孔儒。当然汉初刘邦采纳道家策略尚不具自觉的意识形态意识而更多是一种权宜。直到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必不可少的需要方才成为一种自觉。可以说董仲舒这个人不但是汉代今文经学的大师更是中国第一位自觉的意识形态创建
人。他和李斯一样对士文化的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的局面极为讨厌但他既不烧书又不坑人因为他深谙大一统在思想上恰恰需要用一来统而不是用无来统。与其诛灭百家不如百里挑一以一御百。当然这个一是什么需要在百家中选择。如我们所知董仲舒是把孔子的学说作为思想统治上的一的用他的话来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于是董仲舒一手之间同时做了两件事既为汉家王朝以及其后的各朝各代奠立了意识形态 又援引儒学作为这种意识形态的知识资源。就这样儒学连同汉初盛行的道学便从有汉一代以互补的形式交替成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儒道二学作为士文化的有机构成所以又能成为流贯千载的意识形态完全在于它们的知识内容吻合了统治王朝的需要。先秦儒学奉守周公所创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