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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创新亮点除了垃圾分类5篇

时间：2022-09-18 10:20:05 公文范文来源：网友投稿

社会治理创新亮点除了垃圾分类5篇社会治理创新亮点除了垃圾分类　社区基层治理创新经验做法与亮点　（最新分享）　今年以来，***社区以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目标，坚持思路创新、理念创新、机制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会治理创新亮点除了垃圾分类5篇,供大家参考。

社会治理创新亮点除了垃圾分类5篇

篇一：社会治理创新亮点除了垃圾分类

区基层治理创新经验做法与亮点

　（最新分享）

　今年以来，***社区以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目标，坚持思路创新、理念创新、机制创新，健全完善基层*建工作体系，不断提升社区基层*建工作水平，为***社区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和保障。

　一、注重体系建设变“空白点”为“新亮点”

　***社区老旧小区多、历史欠账多，社区管理起步晚、人员少。为改变这一现状，从***年开始，该社区积极探索城市治理新模式，到目前完善成型了城市治理“5+N”模式。即在*组织引领下，街道社区、执法部门、包联小区单位、物业公司、居民自治组织五方力量和 N 个志愿服务同频共振、共同发力，通过召开三级联席会、发挥街道社区组织轴心作用、推动执法力量下沉、开展志愿服务等方式，把各方力量汇聚起来，推动解决基层治理中的难点问题。基层*组织领导、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形成，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本。

　二、*建引领物业变“两家人”为“一家亲”

　为有力破解物业行业市场失灵、自治失效、群众失望等难题，***社区积极推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推荐符合条件的社区“两委”成员和楼院支部书*、楼院长、楼栋（楼门）长，

　通过规定程序进入业委会和物业企业，推荐业委会委员、物业企业负责人担任社区“两委”兼职委员。制定了《社区*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管理使用办法》，将经费标准由每个社区**元提高至**元，对物业公司管不了的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更新难题纳入专项经费使用范畴。同时，采取*员带头交纳物业费，社区、楼院党组织鼓励居民主动交纳物业费的办法，帮助物业公司提高收费率。出台了《“三方权重”物业考核实施办法》，变住建局一方年末考核物业公司为社区党组织牵头联合业委会、住建局三方按季度考核，其中*组织、业委会的权重达 60%。把物业、服务内容公开公示等作为考核内容，对每季度考核不佳的物业降低星级，直至退出市场；对四次考核均为优秀的物业公司发放奖励金，通过奖优罚劣使物业公司自觉按要求拼服务、比质量，促进了物业服务质量实现较大提升。

　三、多方联动共治变“多头管”为“共同管”

　在社区*组领导下，搭建“楼院*支部+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的小区服务平台。在全区所有楼院小区建立*支部，独栋或临街无围墙家属楼按照“相邻便利”原则建立联合**部。制定了《小区楼院工作者管理办法（暂行）》，选聘政治合格、能力较强、敢抓敢管、乐于为民服务的*员担任楼院长和楼栋（门）长，并实行楼院*支部*记与楼院长“一肩挑”。现已组建起一支**名*员群众参与的楼门长队伍，形成“街、社、院、楼”四级社会治理体系，并充分发挥楼门长网底作用，靶向解决各类难

　题，做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张网”。在楼院*组织的带领和辐射下，小区的志愿者逐年增加，志愿活动日益常态化，产生了一批如蓝天救援队、诚信爱心服务队、花园好声音等志愿服务组织，实现了小区内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该区还在每个社区设立了爱心超市，以志愿服务的时长积分来兑换礼品，使志愿者在参与中找到荣誉感和获得感。

　四、探索村社联建变“一方优秀”为“共同提高”

　***社区针对城市*建工作基础好、成绩突出而农村*建工作存在短板和不足的问题，创新性提出“村社联建、支部争先”理念，**个社区*组织与**个农村*组织结对联建，聚焦基层*组织建设，采取定向指导、观摩学习、相互交流、共同活动等诸多方式，切实帮助农村*组织改进工作方法，创新活动模式，实现规范达标。同时，在结对联建过程中，借鉴农村*组织好的经验做法，拓宽思路、创新方式，提升自身工作水平，最终达到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各级*组织齐头并进、创先争优的目的。近期，社区、农村*组织已联合开展了主题*日、志愿服务、座谈交流、文艺演出等丰富多彩的联建活动，丰富了村社活动的载体和形式，拓宽了基层*建的工作思路，增强了*组织的感召力、凝聚力，对强化*建引领作用提供了有益尝试。

篇二：社会治理创新亮点除了垃圾分类

WORLD ENVIRONMENT2021年第2期总第189期热点关注FOCUSING ISSUES垃圾分类是社会治理体系迈向现代化的重要环节Garbage classif i cation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文 / 傅涛

　季托

　张翠芳当下，中国的垃圾分类正蔚然成风，自从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之后，中国推进垃圾分类更是进入了快车道。垃圾分类看起来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但小事并非易事，垃圾分类其实是对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长期考验，是社会治理体系迈向现代化的重要环节。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决定》指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急剧转型，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变化、不断丰富、不断升级，已由传统的政府单中心管理模式向多元治理体系蜕变，参与群体更加广泛、治理模式更加复杂、治理边界更加难以界定。垃圾分类的出现，就是社会治

　65理体系多元化的具现，具有代表性、示范性和前瞻性。1.推行垃圾分类是党领导一切的集体优势体现“小智治事，大智治制”。说的是有小智慧的人善于处理具体事务，而有大智慧的人会通过建立健全各项制度来解决问题。垃圾分类看似小事，其实是大事，是事关人民生活的大事，需要大智慧。垃圾分类、厕所革命、食品安全，只要涉及民生福祉，就是党和国家心中的大事。“党领导一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党始终代表和维护人民的利益。推进垃圾分类，就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代表了最广泛的人民利益。垃圾分类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不同的产生主体、不同的垃圾品类、不同的处理与利用环节，包括设施规划与建设、立法与执法、制度建设、标准与规范制定、宣传教育、监督考核、社会参与等工作，一旦启动会有各种利益冲突，因此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一个统一的声音来指挥。与西方的分权制不同，中国是党领导下的大循环体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开展垃圾分类，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明确政府职责，集中力量调配企业、事业单位、社区、公众、社会团体等多方资源，统一行动。垃圾分类于寻常处见功力，是一次对党和政府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长久考试，是对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的全面检验和查漏补缺，是中国制度自信的充分展示。2.推行垃圾分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基层社会治理试金石“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工作是国泰民安的压仓石，是社会治理的最前线，也是矛盾和问题的集聚地。基层社会治理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人民利益，是与人民利益最直接、最密切相关的治理单元。基层社会治理涉及的工作方方面面、五花八门，

　66WORLD ENVIRONMENT2021年第2期总第189期热点关注FOCUSING ISSUES小事多、杂事多，有点有面，有长有短，有你有我。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触角、新形态，垃圾分类正在重塑基层社会治理的大网，将街道、社区、物业等一个个分散的点串联成一条条线并汇聚成网，让政策、资金、能量都能在这张大网上快速畅通地流转，真正推动社会治理的重心向基层下移、向百姓贴近，向高效率层级提升。垃圾分类，重新定义了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对百姓来说，垃圾分类入门入户接地气，改变了生活和消费习惯；对街道办来说，垃圾分类既是一项新型的、常态化的管理工作，更是将原有的宣传、普法、卫生、教育、工青妇幼等工作全部串联起来拧成一股绳，是政府垂直管理的进一步延伸；对居委会来说，通过垃圾分类能更好地承担起政府助手的职责，同时扩展了居民参与社会共治的通道和途径，桥梁作用更加牢固；对物业来说，垃圾分类是服务，也是责任所在，是成本，也是商业机会所在。3.推行垃圾分类是依法治国的补充延伸“天下之事，难于法之必行”。依法治国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保障，社会治理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目的就是要形成一个国家有权威、政府有作为、社会有活力的新秩序，即依法形成国家理性权威、政府依法有为、社会依法自治。垃圾分类具有公共服务的属性，政府有义务通过垃圾分类为百姓提供良好的、安全的生活环境，这是政府为人民服务的职责所在；同时，开展垃圾分类也是公民和企事业单位等垃圾产生主体的义务，需要政府牵头进行社会管理，在法律层面做出明文规定，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管理，这样才能保障垃圾分类工作顺利有序开展。早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由此可见,形成垃圾分类制度，法治是基础和保障。建立垃圾分类法律法规体系，就是推动垃圾分类行为从公民的自主道德层面向公民义务转变，是德治与法治的充分融合。在垃圾分类的立法过程中，就是一次与人民最根本利益、最真实诉求的充分沟通并用法律手段予以保护。同时，垃圾分类法律法规的出台，也是对中国现有法律体系的有效补充。4.推行垃圾分类体现政府精细化管理水平“天下大事，必做于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垃圾分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长在城市之上，如何处理垃圾、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体现了一个城市的综合管理水平，是城市主官执政理念的落地回响，是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延续，是城市未来发展的价值取向。首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治理如果仅仅是停留在一个层次上，是不能持续成功的。垃圾分类涉及城市的众多管理层级的提升。一是跨部门的协同。垃圾分类工作多由城市一把手挂帅，住建部门牵头，生态环境、发改、工信、教育、宣传等部门参与其中，各司其职。初期侧重监管，后期以调动多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为重心。二是对已有财政支付体系的创新尝试。在政府前期补助之外，垃圾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具有价值，可以逐渐引入第三方社会资本参与垃圾分类，减少财政支出。同时，对公众、企业等垃圾产生主体来说，各地也正在探讨产生者付费机制。三是推动产业绿色发展升级。垃圾分类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对固废产业链利润的重新分配和体系化建设也将产生深远影响。另外，随着公众垃圾分类理念和意识的提高，绿色消费倒推绿色生产，从包装到工艺，全面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进程。四是加快智慧城市建设进程。很多城市正在打造智能垃圾分类平台，通过一键预约回收、在线积分兑换等功能，真正让科技服务于百姓生活，通过系统收集环卫大数据、社区用户大数据、厨余垃圾大数据等，链接到城市的安全、环境监控等大网络，更加完善智慧生活、智慧城市体系。综合来看，垃圾分类已经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程度，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一面镜子。5.推行垃圾分类提升居民参与生活垃圾系统管理的积极性垃圾源头分类作为生活垃圾系统管理工程的首要关键环节，直接影响后续垃圾处理的减量化和资源化。在垃圾以末端处理为主的阶段，居民未参与到垃圾分类处理体系之中，责任主体是政府，而且政府侧

　67重于后端无害化处理处置设施的投入，没有对居民的宣传教育方面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垃圾分类全流程中，居民成为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居民参与垃圾物质流转的范围在扩大，界线在后移；同时，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也扩大了参与主体，物业、居委会在分类收集方面承担了宣传和引导的责任，环卫部门负责分类运输，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引入市场化主体承担分类处理责任，形成了政府、企业、公共机构、居民多方参与的垃圾系统处理体系，改变了之前单纯以政府为责任主体的局面。6.结语过去的垃圾清运与处置是政府在唱公共服务的“独角戏”，现在居民、企业、社会组织等都参与进来，在垃圾分类处理系统中都有各自的角色和定位。以垃圾分类为触角，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变革真正下沉到了基层单元，对政府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是一项长久的大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垃圾治理，充分促进政府、居民、企业、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方自我及相互管理、服务、教育、监督，形成垃圾分类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良好局面。这样才能真正走出老模式的泥沼，探索出新的路径，才能真正推动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作者单位：E20研究院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范围变化图垃圾以末端处理为主垃圾分类新时尚

篇三：社会治理创新亮点除了垃圾分类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xx 实践”（经验亮点）

　近年来，xx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立足市情实际，紧抓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变革契机，牢固树立“以智力补人力、向科技要战力”的创新理念，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迈开新步。

　一、起点领先，破解数据汇聚共享“堵点”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xx 利用“四频一网”视频会议系统部署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县、乡镇、村以视频会议形式收听收看，将全市疫情防控社区防控相关精神及工作要求及时传达到乡镇、村基层一线，有效助力全市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近年来，xx 在全省率先建成的纵贯市县镇村四级的“四频一网”视联平台，全部接入三级网格中心。平台拥有视频会议、视频监控、视频调解、视频接访、社情民意等 xx 个功能模块，不仅实现了指挥调度、视频巡查、服务管理等业务应用扁平化、可视化，还为广大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载体。

　“全省领先、全国一流”。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征程中，xx 瞄准这一标准定位，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以智能化

　建设的新成果全力破解制约社会治理的关键障碍。

　建成社会治理大数据平台城市“大脑”。xx 启动市级社会治理大数据平台建设，依托公安云平台和“智慧 xx”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全面开展数据整合，为市域社会治理提供基础支撑。现已成功接入 xx 个政府部门和民生企业 xx 类数据，数据总量约 xx 亿条，成功开发维稳预警预测系统等 xx 余个应用场景。

　全面升级技防监控城市“天眼”。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面视频监控资源，加快现有监控设备的智能化改造，全面加强公共安全视频资源联网平台建设，积极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进视频监控资源与数据挖掘、人脸识别、人像追踪、车牌比对、智能预警、行为判断、地理信息等融合对接。居民小区视频监控联网建设经验被原中央综治办全国推广。

　创新搭建“四频一网”治理“手臂”。“四频一网”平台拥有视频会议等 xx 个功能模块，为广大群众享有公平正义的公共法律服务和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平台载体。目前，市县镇村四级 xx 个点位已全面贯通，建成由 xx 人组成的网上调解专家库，对接公共安全视频图像 xx 路，让城乡居民都能通过电视、手机成为平安建设的“雪亮眼睛”。

　二、高效推进，破解公共安全管理“盲点日前，记者来到全市“雪亮工程”居民小区视频监控综

　合应用工程控制中心看到，一块显示大屏由多个小屏拼接而成，每块小屏上都实时播放着监控的社区画面，画面一角写着实时监控地点。

　今年初，一名可疑人员在某小区停车场布设的防区内多次徘徊，触发报警，值守人员立即查看，发现该人正在撬盗汽车后备箱，迅速通知保安在小区出口拦截检查，有效发挥了“雪亮工程”车辆布控的功能。

　“小投入”撬动“大产出”，“小平安”积累“大平安”。在雪亮工程建设中，xx 市运用市场手段，实行服务外包，吸引社会资本建设。公开确定招标主体，将后期联网、运维等服务事项整体打包，公开招标，市保安总公司凭借自身实力一举中标，全面开展联网建设。

　面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繁重任务，xx 着力加强体制、机制和方法创新，为智慧政法各项重点项目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项目化实施。以项目化手段聚焦重点、攻克难点、打造亮点，连续三年将智慧政法“一核四基”建设任务作为年度政法重点项目强力推进，将项目建设纳入对各县区和市直部门的政法综治与平安建设考核范畴，确保建设任务落地落实。

　市场化运作。为突破资金制约瓶颈，顺利推进智慧政法建设任务，推进投入机制与融资模式创新，构建起多元化、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如在社会治理大数据平台建设方面，

　全市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在“雪亮工程”建设方面，各县区普遍采用 BOT 建设模式，在“四频一网”项目建设上，则采用企业投资建设、政府购买服务的公私合作投资模式，鼓励、支持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项目投资与运营，努力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社会化、运营机制市场化、管理方式科学化。

　三、源头预防，破解矛盾纠纷化解“痛点” xx 在全省率先出台矛盾纠纷多元化解“1+3”文件，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各种矛盾纠纷解决方式充分衔接、高效运作，实现“小事不出村(社区)、大事不出镇(乡、街道)、各类问题就地化解”。坚持把稳评作为决策刚性门槛，全年完成稳评项目 xx 个，第三方机构参与率达 xx%，不予或推迟实施项目 x 个。推进新时代“枫桥经验”xx 实践，深化“三调联动”提升工程，县镇村三级调处中心全部实体化运行，“无讼 xx”在线多元调解平台发挥示范效应，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位居全省第三。

　为进一步拓宽载体和平台，全市城区派出所全面建立“派驻式”人民调解室，同时加强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建设，市县两级共建立物业、医患等专业调委会 268 个，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劳动人事争议调裁审一体化调处机制，在全省率先成立正科级事业建制的城区医患纠纷调处中心，针对特定行业和专业领域的矛盾纠纷，运用专业知识，有针对

　性地开展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实现提前预防、及时化解、定分止争、案结事了。

　四、集成网格，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点” 网格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前哨”和“连心桥”。20xx 年x 月，xx 被省委政法委确立为全省首批、苏北唯一的创新网格化社会治理机制试点市。三年多来，xx 将创新网格化治理作为推动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网格化社会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自主研发的网格化信息系统成为全省通用版本，打造了“两网融合”“六单闭合”等一批创新品牌。2019 年各项指标大幅攀升，特别是网格员服务管理工作满意度排名全省第一。

　基础建设，提高“网格”建设标准。织密“一张网络”。将原并行于社区的民政、人社等近 xx 张专业网整合成基层治理“一张网”，目前全市共划分网格 xx 个，所有网格均在GPS 地图上精准标注，做到网格编码与全要素网格通账号对应关联。打造“一支队伍”。全面整合各地各部门原有网格力量，配齐配强网格员队伍，城市社区专职网格员配备率达100%。建成“一个平台”。将原综治信息系统迭代升级为网格化信息平台，并同步研发网格信息采集终端，规范信息采集标准。平台已绑定户籍人口信息 xx 万条，人房关联率达xx%。

　协调联动，提升“网格”实战能力。建强建优三级网格

　中心，县镇村三级网格中心建设建成率达 100%。2019 年，全市各级中心共受理问题事项 xx 万余条，办结率达 100%。创新建立部门共治平台。推行“部门+网格”工作模式，部署开展红蓝黄绿“四色网格”创建活动。

　充分发挥信息支撑作用。实施网格微信群推广工程，全市网格员共建立联系群众网格微信群 xx 个，引导群众通过微信群反映问题、表达诉求、提出建议，在首届“xx 最美网格员”评选活动中，全市共有 xx 万余人（次）参与投票。

　共治共享，完善“网格”治理体系。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创新“党建+网格”模式，建立“议事日”“评事日”等制度，推动党建和社会治理融合发展。目前全市共设立网格党总支896 个、党支部 xx 个。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各县区普遍在网格中心设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引导社会组织为社区内空巢老人、残疾人、留守儿童等开展“一对一”的服务，目前全市累计发展公益类社会组织 xx 个。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涌现了 xx 区“红星治安户”、xx 区“老区红马甲”等特色典型。

篇四：社会治理创新亮点除了垃圾分类

社会治理的措施有哪些

　创新社会治理的措施有哪些

　(1)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2)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

　(3)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

　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

　不当行政行为。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不当行政行为。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

　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4)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为什么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治理体制占有重要位置，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实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治理体制占有重要位置，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实

　现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目标要求，就必须重视社会治理创新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实现社会治理的的目标要求，就必须重视社会治理创新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实现社会治理的五个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思维视角从国内到全球的转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把社会治理当成纯粹的国内事务，没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思考社会治理问题。进入的转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把社会治理当成纯粹的国内事务，没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思考社会治理问题。进入 21 世纪，我国的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国际合作的日益频繁，加剧了各国的文化冲突，极大改变了政府社会治理的环境世纪，我国的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国际合作的日益频繁，加剧了各国的文化冲突，极大改变了政府社会治理的环境;大规模的人员、资源、信息、资本快速跨国流动，加速了风险传播，放大了危机影响，增加了社会治理难度大规模的人员、资源、信息、资本快速跨国流动，加速了风险传播，放大了危机影响，增加了社会治理难度;民主行政、责任行政、服务行政、回应行政等理念深入人心，冲击着政府社会治理的传统观念，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形成挑战。在这一潮流下，任何一国的社会治理都不可能孤立进行，民主行政、责任行政、服务行政、回应行政等理念深入人心，冲击着政府社会治理的传统观念，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形成挑战。在这一潮流下，任何一国的社会治理都不可能孤立进行，全球治理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新的冲击。这就要求社会治理体系从一个封闭式的治理结构转向开放式的治理结构，并从带来了新的冲击。这就要求社会治理体系从一个封闭式的治理结构转向开放式的治理结构，并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社会治理问题。经济全球化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社会治理理念推动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角度来考虑社会治理问题。经济全球化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社会治理理念推动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另一方面，在树立全球全球思维的同时，还要主动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在国内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意识形态管理，深化公民国家意识、社会整体意识，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形成法律法规、社会道德、文化传播多位一体的安全防范布局思维的同时，还要主动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在国内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意识形态管理，深化公民国家意识、社会整体意识，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形成法律法规、社会道德、文化传播多位一体的安全防范布局;在国际上，要进一步加大中国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宣传力度，树立正面形在国际上，要进一步加大中国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宣传力度，树立正面形

　象，在涉及国内社会治理的问题上坚持原则，坚决杜绝任何外来势力干涉，依据本国法律法规妥善处理。象，在涉及国内社会治理的问题上坚持原则，坚决杜绝任何外来势力干涉，依据本国法律法规妥善处理。

　实现社会治理主导理念从利益到价值的转变。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公共性和社会性决定了其价值取向与单纯的经济管理活动追求个人利益、部门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截然不同。我国过去的转变。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公共性和社会性决定了其价值取向与单纯的经济管理活动追求个人利益、部门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截然不同。我国过去 30 多来年的公共管理，是以物质利益为导向的公共管理，实施的是多来年的公共管理，是以物质利益为导向的公共管理，实施的是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方式，实施社会管理过程中，没有完全做到以人为本。在利益导向的社会治理理念下，社会风险不断增加，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管理失灵状况。在此背景下，建立实现多元价值追求的复合治理，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工作中，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和谐成为应然选择，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的发展方式，实施社会管理过程中，没有完全做到以人为本。在利益导向的社会治理理念下，社会风险不断增加，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管理失灵状况。在此背景下，建立实现多元价值追求的复合治理，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工作中，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和谐成为应然选择，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善治的社会治理目标。的社会治理目标。

　实现社会治理功能定位从维稳到维权的转变。

　维稳与维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者是辩证统一的。

　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由于特殊的国情，实践中，我国社会治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单纯地强调。由于特殊的国情，实践中，我国社会治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单纯地强调社会的稳定性社会的稳定性指标，忽视了社会的公正性社会的参与性等维度，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有效维护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秩序和稳定局面，但也不利于社会活力的释放，导致了影响社会和谐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前，等维度，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有效维护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秩序和稳定局面，但也不利于社会活力的释放，导致了影响社会和谐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前，

　必须顺应公民权利意识大大提高的现实情况，公平保护公民利益，坚持依法治理和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从实体、程序和时效上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要求，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真正防止因为必须顺应公民权利意识大大提高的现实情况，公平保护公民利益，坚持依法治理和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从实体、程序和时效上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要求，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真正防止因为维权而产生的维稳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实现社会治理主体构成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

　大政府架构在一定阶段产生过一定积极效应。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政府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整体发展。现实中，政府负责等同于政府包揽，从观念到制度都排斥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一方面导致社会自治发展缓慢，公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导致了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的发生。实际上，社会治理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还应强调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体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需求是多样化的，不同类型的主体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擅长，因此需要主体的多元化。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下，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为公众提供高质量、差异化的社会公共服务，实现从政府单一主体的单向度管理，走向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推动社会治理从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架构在一定阶段产生过一定积极效应。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政府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整体发展。现实中，政府负责等同于政府包揽，从观念到制度都排斥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一方面导致社会自治发展缓慢，公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导致了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的发生。实际上，社会治理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还应强调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体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需求是多样化的，不同类型的主体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擅长，因此需要主体的多元化...

篇五：社会治理创新亮点除了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实践对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启示

　摘要本文通过对广州市垃圾分类实践深入观察，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深入剖析并努力寻找其获得成功的原因，试归纳出其具有普遍性的思路和做法，希冀形成一般性的经验，为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垃圾分类社会管理创新位圾围城

　作者简介：

　刘炜龙，贵州大学马列主义教学部，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经济理论与政治理论。

　中图分类号：

　D920. 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92（2013）03-210-02

　随着城市迅速扩张发展，广州市面临“垃圾围城” 的危机一天天逼近，如何处理巨量的垃圾，引发全社会的强烈关注。

　垃圾分类收集、分类投放、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的新政实施后，从 2011 年垃圾产量首次出现拐点逆转，再到 2012 年产量继续下降，实践检验垃圾分类处理成效明显。

　随着垃圾分类处理的推进，广州市在垃圾分类处理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形成了示范性“样本”，其清晰的“路线图” 已经展现出来。

　一、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基层民主自治的发展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

　2009 年广州市民因不同意政府决定在番禺区建设大型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引发持续的维权抗争并喊出“无分类不焚烧” 口号，抗议并反对生活垃圾未经分类收集、投放、收运和处理而笼统焚烧，继而自发自主地研究和推广垃圾分类，提出解决性的方案，并努力付诸行动，再到积极地推

　动政府改变原有的垃圾处理的决策思路，促其顺应民意接受市民提出的垃圾分类处理的建议。

　从一开始由部分业主提出的垃圾分类处理的自主诉求，再到公众代表和社会组织、环保团体的公开呼吁以及以垃圾分类处理为主题的“城市论坛” 等相继举行，继而媒体的持续共呼，最后市民广泛的行动响应，政府亦顺应民意积极推动，垃圾分类行动全城展开。

　与此同时，番禺区的市民代表积极寻求与政府官方的沟通对话，开放灵活的政府也迅速作出积极回应，一场又一场“零距离” 面对面的官民多边圆桌会议对话迅速铺开。

　在这个市场经济发达、市民文化深厚、民主自治意识强烈的公民社会里，市民的维权更多是在和平、理性、非暴力中争取进行，通过官民之间相互的妥协让步、平等对话、坦诚沟通、和平谈判和民主协商来实现。

　作为创造社会财富和价值的劳动者，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这个城市和社会的主人，要有自我当家作主的理念，要有公共治理的主体意识。由此可见，公民因关切并争取自身正当权利和社会权益而对公共事务进行监督，是一个成长发展的公民社会民主自治的正常体现，其所秉持和展现出来的公民意识、权利觉醒、民主理念和自治精神将大大推动这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幸福。

　二、以人为本的决策导向和顺应民意的政策选择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

　面对广州市民强烈要求停止垃圾焚烧厂建设和反对垃圾笼统焚烧的诉求，广州市政府并没有表现出权力的傲慢任性，而是怀着谦逊的态度，积极迅速地召开座谈会、听证会耐心地聆听市民和专家的声音，努力问需

　于民、问策于民。

　政府官方的积极反应而展现出来的诚意迅速缓和了官民对立的情绪和气氛，双方在理性的层面展开深入对话，寻求共识，探索解决性方案。经过反复深入的对话探讨，政府最后决定放弃原有的垃圾处理决策思路，暂停建设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顺应民意接受市民和专家学者提出的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的建议，借鉴世界各地先进理念和做法，结合广州的实际情况，最终确立了“厨余垃圾专袋投放统收统运”、“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直收直运”、“生活垃圾按袋计量收费” 三大运行处理模式，按照“源头减量、分类挑拣、资源回收，再生化处理、无害化焚烧、最后填埋” 的技术路线，做到“能卖拿去卖，有害单独放，干湿要分开”，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努力做到最少量的焚烧填埋。

　实践检验效果喜人，垃圾产量首次出现高位逆转，利益关系的疏导理顺让社会矛盾在源头上得到了化解，政府的社会公信力和美誉度迅速提升。

　从主动耐心地聆听市民不同的声音，再到作出顺应民意的政策选择，在官民理性博弈中积极探索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合作共治，这种以民众利益和社会福祉为最大化的价值追求以及以人为本的决策导向已经清晰地展现出来，此次开放、民主、科学的解决问题模式又将为今后广州解决重大公共问题提供了一个经典“范本”。

　三、公共信息和财政的公开透明、阳光化监督以及权力和利益的相互钳制、彼此制衡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源头性之措

　非机密即公开，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是近现代法治文明的铁律。

　信息不透明，隐瞒会导致猜测疑虑、谣言四起。

　惟有透明，才能消释

　猜测和误解，取信于民、取信于市。

　财政和公共信息的阳光开放、公开透明是监督权力运行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预防权力膨胀、寻租和反腐败的源头性之措。

　 1. 推进垃圾分类收运处理信息的公开透明。

　发布季度报告和年度“绿皮书” 以及出台《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监管暂行办法》要求运营单位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向社会公开年度环境报告书、生活垃圾处理场（厂）

　主要污染物排放数据、环境监测和垃圾分类收运处理的详细情况和最新进展等信息，确保垃圾处理的全过程在阳光下运行，接受公众的监督。

　 2. 推进垃圾分类收运处理资金运作和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

　垃圾分类收运处理以及施行生活垃圾“按袋计量收费”，涉及到巨额的资金运转，能否做到财政、信息和权力运行的阳光开放、公开透明，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项工程能否获得民意支持而顺利推进。

　2012 年 5 月爆发的广州市城管委贪腐窝案，更将垃圾分类收运处理的信息、财政和权力运行的透明度推向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

　只有推进资金运作和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贪腐丑闻再次发生。

　 3. 建设社会化的监督机制，组建外部独立的监督机构，强化利益和权力的相互制衡。

　（1）

　组建外部、独立、第三方的监督机构。

　成立了由城市管理、环境污染治理等方面的专家、第三方机构、环保组织代表、社会公众代表以及垃圾焚烧项目选址所在地村民代表等组成的外部、独立、第三方的监督机构“广州市垃圾处理公众监督咨询委员会”，从规则标准、设备引进、

　项目运行、处理过程，再到监测步骤，全过程都置于社会各界的眼皮底下。

　（2）

　容纳并鼓励新闻媒体监督。

　一直以来，广州的新闻传媒力量蛮声海内外。

　在今次垃圾分类投放收运处理的大讨论中，广州强大的新闻传媒力量一如既往地参与始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功不可没。

　广州市政府对此也能抱着开放包容的态度，而且彼此互动紧密。

　（3）

　构建利益和权力相互钳制、彼此制衡的制度机制。

　面对村民和社会各界强烈质疑垃圾焚烧发电是少数利益集团为了暴利而损公肥私绑架社会的行为，番禺区政府则提出“谁反对垃圾焚烧厂选址则由谁来请专家” 来论证选址问题。

　针对建设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将导致“邻避效应”，考虑对垃圾焚烧厂所在区域和周边居民建立区域生态利益补偿机制。

　与此同时，政府顺应村民意愿，建立了由直接利益体参与的“村民驻厂监督员”制度，由村民直接进厂监督企业日常运营。

　阳光开放、彼此制衡的制度设计安排，确保了监督的能见度，让相关利益体能够直接而深度地参与，促成权力和利益的相互制衡，从而大大地降低了官民的对立情绪，增强了互信的基础。

　四、建设法律化的制度，不断完善法治化运行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战略之举

　为应对“垃圾围城” 危机，广州在 2011 年 4 月 1 日率先在全国制定并实施《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从而为垃圾分类管理提供了法制化的保障，由此广州市的垃圾分类进入了依法治理的轨道，为全国瞩目。

　对于一个高度市场化、商业化的城市，法律总是敏感的，任何一部法律法规的实施，都会到牵扯各方的神经。

　当广州市 5 月 9 日依法开

　出了生活垃圾分类首张罚单，正式标志着垃圾分类实践进入了法治化轨道，全城再次燃起了垃圾分类讨论的话题。

　正如广东省政协委员李公明所言：

　“没有法律法规的制约，不具备强制执行性质，公共卫生事业是无法实施的。”，也有市民表示：

　“法律实施是有必要的，但长年养成的生活习惯和嫌麻烦的心理，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别老是想着开罚单，还应该探索多样化的实现途径。”， “对于其中的处罚规定，存在着缺乏取证难、谁监管等可操作性的措施，还需要不断地具体和细化。” 等等。

　对于这部已经落地实施、牵动着全城神经的法规，多大程度上切合了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是否反应了社会的治理规律，能否得到普遍的利益认可，还需要在实践检验中倾听来自各方不同的声音，不断地增强其治理的合法性，促成良法善治。

　五、市场化的治理路径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之道

　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处理好“有形之手” 与“无形之手” 之间的关系，关键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1. 消费的源头减排。

　以需求为导向的市场经济，决定了消费需求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处于支配主导地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要求我们遵循市场规律，顺其自然、因势利导，从消费需求的源头上进行疏堵，推动消费的源头减排，践行绿色消费，倡导低碳生活，从而根本上实现垃圾减量。探索通过税收、财政、价格和法规的手段进行调控，引导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只要抓住消费需求这个“牛鼻子”，善用利益机制疏堵消费，垃圾减排就能起到立竿见影、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个逐渐进入内需驱动、消费主导的买方市场里，这比任何批评谴责或道德说教、苦口婆心的劝导都要见

　效。

　 2. 生产的源头减排。

　按照“谁产生谁付费”、“谁排放谁治理” 的原则，形成“多制造包装垃圾者就要多承担处理垃圾的费用” 的利益约束机制。建立电子垃圾的强制回收制度，形成了清晰的利益疏堵和利益制衡机制，促使企业自觉调整生产行为，这比任何行政强制处罚都要持久高效，而且可以极大地降低监管成本，从而根本上促使生产商和销售商在规划设计、生产经营等源头环节上积极主动地节约资源和减少生产排放，从而促进垃圾的源头减量。

　 3. 推动垃圾回收处理利用的产业化发展。

　垃圾是一种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本身蕴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只要有利润，就会有企业进来。

　政府应该不断地推进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努力营造一个权利平等、机会均等和制度规则公平的经济环境，开放垃圾处理服务市场，引入竞争机制，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推动资源回收处理利用社会化、市场化与产业化，发展绿色循环经济。

　 4. 实行厨余垃圾“专袋投放” 和生活垃圾“按袋计量收费” 制度。

　根据法案规定，市民只能到市场去购买特制的专用垃圾袋投放垃圾。

　购买垃圾袋的费用也就包含了垃圾处理费费，按袋付费， “谁扔垃圾谁买单”，丢多少垃圾付多少钱，丢放的垃圾越多，支付就越多，反之越少，甚至获得奖励。

　实践证明，建立垃圾分类和垃圾产生者利益直接关联的制度，通过经济利益诱因提供充分的行动激励引导市民消费行为，效果是让人惊喜的！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转型，矛盾问题层出不穷、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而

　广州市不断深入发展的垃圾分类处理实践，为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化解社会矛盾、理顺利益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实践又一次检验了，社会的和谐根本取决于利益关系的和谐。

　只有建立合理的利益导向和制衡机制，才能根本上疏导和理顺利益关系。

　我们应该相信，不断探索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机制模式，最终能促成利益关系的理顺，社会矛盾的化解，实现社会互利共赢、共治共享、和谐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