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中国以前的贫困8篇描述中国以前的贫困 社会保障专业社会福利与救济期末测试学期论文资料 班 级： 社保081班 姓 名： 张会明 学 号： 082486 论文题目： 中国农村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描述中国以前的贫困8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描述中国以前的贫困
保障专业社会福利与救济期末测试 学期论文资料班
级：
社保 081 班
姓
名：
张会明
学
号：
082486
论文题目：
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附
件：
1. 学期论文
2. 参考文献原文
成绩评定：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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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学期论文 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摘
要：
虽然我国经济近 30 年来有了巨大发展， 但在农村地区依然有大量贫困人口存在。
解决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公平， 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 是农民自我发展的前提条件。
本文主要分析我国当前农村贫困的现状、造成贫困的原因和应对的建议， 希望自己对中国农村贫困能有更确切的了解。
关键词：
农村贫困
制度原因 贫困文化
解决建议 一、 中国农村贫困现状 1、 旧的贫困问题得到缓解 通过国家大规模的扶贫运动， 国家确定的贫困县大多数已经脱贫， 虽然还有极少数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未最终摆脱贫困， 但是区域扶贫任务已经转变成如何巩固扶贫成果。
并且普遍性的极端贫困状态已经成为历史。
改革开放前， 农村人口处于普遍贫困状态， 其中 30%处于极端贫困状态。
2、 贫困人口规模大、 贫困程度深刻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发表《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 白皮书并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 称 2009 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为 3597 万人， 贫困发生率为 3. 6%， 有 4759. 3万农村居民享受了政府最低生活保障。
国际上一般认为， 恩格尔系数在 60%以上为贫困， 在 50%--60%之间为温饱， 而中国农村贫困家庭恩格尔系数竟然高达 85%左右。2009 年第一季度， 农村居民最低保障标准全国平均为 84. 87 元/月。
二、 农村贫困原因
（一）
自然原因 贫困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生态问题， 贫困的发生与贫困程度与生态环境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在我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所确定的 592 个国家重点贫困县几乎都处于生态环境恶劣的山区高原地区。
其中 307 个集中在西南、 西北地区以及中部大山区， 贫困人口约占全国贫困人口的 60%。
这些地区农业的生产条件极差，水资源短缺、 土地贫瘠、 生产技术落后。
由于生产技术落后， 反过来又加剧了环境的恶化， 这就形成了贫困——环境恶化——加剧贫困的恶性循环。
（二）
制度政策原因
1、 农村教育、 医疗落后 教育与医疗是人们应享有的最基本权利， 但在自然环境恶劣的贫困地区教育与医疗水平十分低下。
教师资源极度短缺， 教育投资力度小， 导致农民受教育水平低下、 无技术特长， 形不成人力资源群。
“普九” 欠债一直困扰着基层政府和学校，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公用经费的严重不足， 部分农村学校运转困难； 教师编制没有满足实际需求， 有些小学出现教师断层现象； 提高教师整体素质的继续教育没有保障， 在职教师的培训非常少； 现代信息技术教育相对落后； 农村贫困地区的教师待遇很差， 但教师的职业压力非常大等等。
公共医疗体系不健全、 基本医疗福利缺失， 造成农民处于“有医无钱” 的状态。
身体健康得不得保护的情况下， 农民创收和摆脱贫困只能是一句空话。
2、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 在我国广大农村， 社会保障机制除了社会救济普遍实施之外， 其他的如社会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等严重缺失。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劳动者生产经营活动日趋频繁， 他们的生老病死等风险明显增加， 一旦发生风险， 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的农民个人及其家庭很难抵御， 农民贫困和返贫现象极易发生。
尽管我国当前的农村社会救助政策基本形成体系， 但由于对农村的转移支付投入不足， 农村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一直是由地方政府和村集体承担， 这一缺泛财政政策安排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事实上仍未跳出“农村福利农村办” 的模式。
社会保障资金落实难、 政策覆盖范围小、 救助标准低等， 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名无实是再所难免的。
显然，财政投入的不足是导致政策落实滞后的关键性因素。
这种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造成的地区差异和缺泛强有力的财政政策支撑而导致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设计、 运行效果差异， 是直接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和严重制约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瓶颈”。
（三）
贫困文化 穷人基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利用机会摆脱贫困之命运， 因为他们早已内化了那些与大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
贫困文化指的是穷人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 形成了一套特定形式的生活方式、 行为规范、 价值观念体系等。
这种“亚文化” 会对周围人群， 特别是后代产生巨大影响。
贫困文化的延续与当地教育的落后有密切联系。
在我国农村社会发展中， 我们同样可以发现， 在农民中普遍存在的小农意识， 缺乏市场经济观念， 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与参与， 缺乏创新与改革的意
识， 依赖于组织和上级政府的救济与扶持， 安于现状， 创业精神不强， 难以变革传统和习惯的生活方式。
三、 对策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 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成因是十分复杂的， 贫困人口教育文化水平低下，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制度的不合理等因素共同构成了贫困恶性循环发展。
要打破这一恶性贫困循环， 就必须从多维角度出发， 选择新的符合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要求的综合反贫路径。
笔者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以下对策：
（一）
加大农村公共产品投入力度
农村反贫困应针对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而导致返贫的认识不足问题， 努力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实现农村公共供给扶贫。
这就要求政府根据公共产品对农村社会、 经济所起的作用不同， 将农村公共产品分类， 其中可持续发展类公共产品， 如大江大河的治理、 污染、 水土流失、土地沙化、 计划生育、 基础教育等应由政府承担起主要供给人的责任， 这是其不可推卸的。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 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角度出发， 政府要逐渐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的投入力度， 即便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效率损失。
（二）
加大教育投入， 保障教育公平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一个著名观点：
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
舒尔茨特别强调教育投资在人力资源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贫困地区往往有很久的历史，尽管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 基础教育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与发达地区及社会平均水平相比， 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这种长期化的差距使贫困地区的人口素质长期处于社会平均水平之下， 长此以往就在经济和社会的差异中显现出来。
有鉴于此，我国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扶持力度， 主要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资兴办中小学校， 对贫困地区的学生免除学杂费， 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采取政府购买的方式向学生免费提供教学辅导材料和学具以及统一购买校服、 卧具。
此外， 还要严格按照国务院文件规定， 规范收费行为， 坚决杜绝各种形式的教育乱收费， 严禁挪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专项资金。
坚持以促进教育公平为重点， 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 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让全体人民学有所教、 学有所成、 学有所用， 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教育水平。
（三）
建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在当前的国际社会， 减少贫困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社会保障制度。
但是， 在我
国农村， 长期以来， 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实还存在着巨大的障碍， 最主要的原因：
一是农民收入低， 难以承受较高的保险费支出； 二是国家用于农村的社会保障支出非常少， 难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基金。
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入， 农民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大， 广大农村地区农民因病致贫、 返贫的现象时有发生， 传统的土地保障正变得越来越弱， 家庭结构变化导致家庭保障功能弱化等等都要求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
为此， 有必要通过国家立法，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从国家制度、 资金来源和管理上保证农村社会保障的正常开展。
鉴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是很高， 以及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的实际问题，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首先应该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这是不需要农民缴费， 而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出资， 旨在保障广大农村居民的基本生存权利的一项制度安排， 也是从根本上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现象的必要措施。
此外， 政府还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农村社会救济制度、农村社会福利制度和农村社会优抚工作， 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
总体来说我国农村贫困问题依旧严重， 原因趋于复杂。
要得到有效解决就必须加大国家投入， 使广大农村居民能够普遍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 完善基本保障制度， 尤其是建立全国统筹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措施来进一步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现象； 重视教育的作用， 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文化水平和技术能力。
这样整个社会才会更加公平、 更加和谐。
我国农村贫困现状及反贫困对策分析 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作者：
孟昭环 任素雅 摘要：
本文所论及的农村贫困问题是指我国农村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 即生存贫困。
这也是笔者之所以关注农村绝对贫困问题的原因。
笔者在分析了生存贫困的原因之后， 提出了通过加大农村公共产品投入力度、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来进一步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现象。
关键词：
农村
绝对贫困
反贫困 贫困是与人类社会相伴随的一种社会现象， 又是一种不断变化的概念， 它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相应会有不同的内涵和标准。
本文所论及的农村贫困问题是指我国农村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 即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维持仅仅是物质生活所必备的需要， 那么这个家庭就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绝对贫困属于生存贫困， 即其个人与家庭所得已经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需要。
这也是本文之所以关注农村绝对贫困问题的原因。
一、
我国农村贫困现状及原因 1978 年至 1985 年， 改革开放政策给我国农村带来了巨大变化， 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由 1978 年的 2. 5 亿人减少到 1985 年的 1. 25 亿人， 在 7 年内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 平均每年减少 1786 万人； 1985 年这 1993 年， 农村贫困人口稳步减少， 由 1985 年的 1. 25 亿人减少到 1993 年的 8000 万人， 平均每年减少 562. 5 万人； 1994 年至 2000 年， 平均每年减少 714. 3 万人；截至 2007 年底， 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已减少到 1479 万， 占农村居民总人口的 1. 6%。
但是随着反贫困的深入， 反贫困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贫困者每年脱贫的数量与比例都在下降。
导致我国农村贫困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贫困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如道路交通、通讯设施、 水电等供给水平偏低， 而这些正是直接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
二是教育文化落后， 导致人口素质不高。
而人口素质低是导致农村贫困的内在因素。
三是贫困农村地区投资环境较差， 不能很好的吸引外来投资， 甚至其内部可能存在的资金也流向其他收益更高的地区。
四是地理环境因素。
大部分处于绝对贫困的农民家庭都因此而陷入贫困， 或者因为地理环境的变异而形成自然条件的恶劣， 或者由于地理环境偏远而使得一些农民几乎与世隔绝， 导致教育文化落后， 人口素质较低等。
五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问题十分严重。
在我国广大农村， 社会保障机制除了社会救济普遍实施之外， 其他的如社会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等严重缺失。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劳动者生产经营活动日趋频繁， 他们的生老病死等风险明显增加，一旦发生风险， 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的农民个人及其家庭很难抵御， 农民贫困和返贫现象极易发生。
二、 我国农村反贫困对策分析 上述分析表明， 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成因是十分复杂的， 贫困人口教育文化水平低下，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制度的不合理等因素共同构成了贫困恶性循环发展。
要打破这一恶性贫困循环， 就必须从多维角度出发， 选择新的符合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要求的综合反贫路径。笔者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以下对策：
（一）
加大农村公共产品投入力度
农村反贫困应针对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而导致返贫的认识不足问题， 努力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实现农村公共供给扶贫。
这就要求政府根据公共产品对农村社会、 经济所起的作用不同， 将农村公共产品分类， 其中可持续发展类公共产品， 如大江大河的治理、 污染、 水土流失、 土地沙化、 计划生育、 基础教育等应由政府承担起主要供给人的责任， 这是其不可推卸的。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 从社会公平和正
义的角度出发， 政府要逐渐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的投入力度， 即便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效率损失。
（二）
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制度 贫困的根源在于愚昧， 所以教育是治国之本更是扶贫之本。
贫困地区往往有很久的历史，尽管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 基础教育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与发达地区及社会平均水平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这种长期化的差距使贫困地区的人口素质长期处于社会平均水平之下，长此以往就在经济和社会的差异中显现出来。
有鉴于此， 我国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扶持力度， 主要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资兴办中小学校， 对贫困地区的学生免除学杂费， 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 采取政府购买的方式向学生免...
篇二：描述中国以前的贫困
问题研究Research on Financial and Economic Issues ISSN 1000-176X,CN 21-1096/F
《财经问题研究》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中国反贫困 40 年历史回顾、评述及展望 作者：
李宝元 DOI：
10.19654/j.cnki.cjwtyj.2021 网络首发日期：
2021-03-18 引用格式：
李宝元．中国反贫困 40 年历史回顾、评述及展望．财经问题研究. https://doi.org/10.19654/j.cnki.cjwtyj.2021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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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贫困 0 40 年历史回顾、评述 及 展望
李宝元
（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人本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摘
要：贫困有多重含义，本质上是一个历史范畴和发展概念。贫困与反贫困是人本发展的题中之义及永恒话题。自改革开放 40 年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坚持“政治挂帅”“政府主导”的基本路线方针，在计划引领下财政、金融“三驾马车”联动，通过上下齐动员调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定点帮扶及东西部区域有效给力协作，并自始至终将目标范围锁定在中西部农村地区极度绝对贫困县及贫困户，中国反贫困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凸显了中国特色及强大的制度优势；与此同时，中国反贫困国家计划行动，也在“市场化改革”与“计划化行动”两种力量的互动博弈中，面临如何兼顾政府行政力量与民间社会力量、“政治账”与“经济账”究竟应该怎么算以及综合平衡好对内开发扶贫与对外发展援助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2020 年精准扶贫工作已经圆满收官，全面小康社会已经建成，但由于大的社会转型时代背景，中国当代贫困问题具有特殊的多维性、区域性、阶层性、制度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尤其是直面当下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带来的“因疫返贫”“因疫致贫”的一系列错综复杂新问题，从中央到地方究竟应该怎么积极应对解决，也是紧迫而富有挑战性的。显然，站在历史临界点上瞻前顾后、高瞻远瞩，系统回顾梳理中国反贫困艰难曲折的历史轨迹和脉络，认真总结其得失经验并有方向感地前瞻未来，无疑具有重大理论及现实意义。
关键词：贫困与多维贫困；反贫困；扶贫开发；精准扶贫；人本发展
一 、 引论 ：
概念界定、测度方法及主题意义
在词语意义上，“贫困”（Poverty）通常与“富裕”（wealth）相对，不仅是指人们赖以生活的基本物质资源生存条件匮乏状态，也用来指称一系列社会性、精神性、文化性贫乏窘困状态；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和发展概念，它不仅与人类历史共始终并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而且与人类发展指向、阶段和水平紧密相关，尤其特指20世纪中叶以来发展研究领域及国际经济合作与开发实践活动所涉及的一个关键词。如果基于“人本发展”观点，即从人类理性追求角度引申出基于三层次自由的发展含义，并给出一个推广了的“马克思（三域耦合）社会再生产图式”作为基础框架，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和 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森（Amartya Sen）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观点，在宏观动态上描述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本自由指向，从而正面阐释“发展是拓展人类主体性自由”的主题思路 [1] ；那么，以此为理论坐标系，我们可以把“贫困”定义为因为所必需的“基本可行能力”（Basic Capability）被剥夺而导致的人本自由发展空间受限状态，并在三个维度上全方位审视“贫困”作为“历史范畴”与“发展”概念的基本含义 [2] 。也就是说，所谓“贫
作者简介：李宝元（1962-），男，河南陕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本发展与管理研究。E-mail：byli@163.com 网络首发时间：2021-03-18 16:41:06网络首发地址：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21.1096.f.20210318.1053.0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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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其实质就是拓展人类主体性自由的三层空间梗阻受限导致的一系列生存性、社会性及精神性危机困境；显然，现实（发展）中的贫困是生存性贫困、社会性贫困及精神性贫困三层面贫困阴错阳差机缘耦合的综合结果和复杂状态。
然而，就可测度性而言，贫困的三个层面即生存性贫困、社会性贫困及精神性贫困是依次递减的。相对于社会性贫困及精神性贫困来说，在衣食住行层面由于基本物质资源条件匮乏导致的生存性贫困具有更大的外显性和可度量性，特别是着眼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基本保障制度的“兜底救助诉求”，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比较和发展合作目标任务，关于贫困的测度方法要求必须简单直白、经济适用和现实可行，因而以家庭收入（支出）水平为核心指标来测度贫困状况就成为相关研究机构及学者的首选和重点。就“贫困”测度而言，包括“社会救助”（social assistance）、“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和“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三个渐次递进层次在内的基本保障制度之“兜底救助诉求”，显然主要是指“社会救助”对象即一定时期的特定贫困人口——因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而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公民，包括未成年人、老人、残疾人、失业者、病人、患难者以及不幸者等——之识别。其方法一般是基于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按照特定的法定程序和标准进行的，确定（Poverty Line）或曰贫困标准(Poverty Line Standard) )，确认贫困户、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并在此基础上测算贫困发生率（贫困人口/总人口，或贫困户/总户数），由此构成贫困测度的基本工作。
如果贫困线以基本生存需求为出发点，首先要估算出食品营养最低保障线，由此形成的贫困线可称为“绝对贫困线”（Absolute Deprivation / Poverty Line）。如 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基于其大多数成员国的社会救助标准即大约相当于个人收入中位数的 2/3 确定贫困线，这就是后来被广泛运用的国际贫困（线）标准 (International Poverty Line Standard) ) ；2008 年，世界银行（WB）基于 2005 年全球最贫穷 10—20 个国家贫困线的平均值，即每日收入（或生活费支出）1.25 美元，作为国际通用绝对贫困线或极端贫困线，以此为基准全球贫困人口约 14 亿人、贫困率 26%。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共采用过低水平生存、基本温饱和稳定温饱三条贫困线标准，分别是：1978 年标准，按 1978 年价格每人每年100 元，在该标准下食物支出比重约 85%，基本能保证每人每天 2 100 大卡热量；2008 年标准，按2008年价格每人每年1 196元，在该标准下食物支出比重降低到60%；2010年标准，即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按 2010 年价格每人每年 2 300 元，在该标准下食物支出比重在 50%左右。
森（Amartya Sen）关于“以可行能力看待贫困”的观点，使得人们从最狭隘的“绝对（收入被剥夺）贫困”（Absolute Deprivation）概念中摆脱出来，将视野拓展到社会自由及精神自由空间等多维领域的“相对（被剥夺）贫困” (Relative Deprivation)；同时也使得有关贫困测量评估从客观绝对的定量测算中走出，采用多样化的主观质性研究特别是案例研究方法[2]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基于人类的自由选择权利，将贫困定义为无法获得包括物质福利在内的发展机遇和选择权利而导致长寿、知识、尊严和体面生活等多方面被剥夺的状况，并在历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使用基于此定义的人类贫困指数（Human Poverty Index，HPI）来测度各国实际贫困状况；2010 年，UNDP 又发布了多维贫困指数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ices，MPI)来代替 HPI，用一个综合反映多维贫困人数以及每个多维贫困家庭所遭受的多维被剥夺状况的平均数值，来描述世界各国或地区的相对贫困程度 [3] 。总之，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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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收入视界，基于“可行能力被剥夺导致贫困，通过改善可行能力反贫困”的人本发展理念，以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及统计学家，依托世界银行（WB）、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等国际机构平台，开发研制出HPI、MPI及SPL等综合指标，对1990年以来全球各个经济体多维贫困绝对及相对真相做了一系列测度评估，相关研究工作是富有成效的。但由于贫困问题的极端复杂性，要准确测度评估贫困状况，仅就方法技术而言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国际社会、机构平台及相关专家持续做不懈努力。
简言之，贫困与反贫困乃人本发展的题中之义及永恒话题。人类发展永远存在两个基本指向，一是回归愚昧贫困，一是走向繁荣富强。贫困，无论是局限于收入视域的极端绝对贫困，还是基于“可行能力被剥夺”理念考察的多维相对贫困，都始终与发展中的富裕景象如影随形。在这个意义上，贫困与反贫困永远在发展的路上，是人本发展聚焦关注、不断探索的一个永恒主题。既然贫困不仅仅是一个收入多少问题，那么“仅仅减少收入贫困绝不可能是反贫困的终极动机”，要彻底反贫困，从根本上获得生存自由，就必须“按照人们能够实际享受的生活和他们实实在在拥有的自由来理解贫困和剥夺”，并以此为依据制定反贫困计划，不断提高人的可行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2] 。
贫困是全球性的发展问题，它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永久难题，也是发达国家的超级难题。发达国家的“孤岛型贫困”属于相对贫困，但从可行能力被剥夺看则具有绝对性质；而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性贫困属于二元甚至多元并存的状态，以绝对贫困、乡村贫困为主要矛盾。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反贫困计划不仅要就贫困论贫困，如针对特殊贫困人口实施特殊“扶贫计划”，更重要的着眼于提升人们的“可行能力集”，通过实施适当的宏观经济调控和区域开发政策，建立健全教育、卫生保健系统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消除或减轻不平等分配，实施以满足基本需要为主要目标、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为核心手段的全方位反贫困战略。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14 亿人口、特别是 8、9 亿农民的温饱问题始终是首要的发展难题，广大农村处于温饱线以下的庞大贫困人口如何脱贫致富是中国反贫困战略最为核心的对策性难题。同时应该看到，由于大的社会转型时代背景，中国当代贫困问题具有特殊的多维性、区域性、阶层性、制度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自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反贫困目标范围自始至终锁定在中西部农村地区极度绝对贫困县及贫困户，而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2020 年精准扶贫工作已经圆满收官，全面小康社会已经建成，站在历史临界点上瞻前顾后，系统回顾梳理其艰难曲折的历史轨迹和脉络、认真总结其得失经验并前瞻未来，无疑具有重大理论及现实意义。
二 、 小康之路：中国当代反贫困 计划 行动的历史轨迹
中国当代大规模反贫困国家计划行动，从历史逻辑来看，属于“革开放的产物。改革开放前持续近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虽然呈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眼前的也是到处排队票证配给的短缺经济状态，甚至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范围内大饥荒那样的极端贫困状态，但在理论上是不承认也不允许社会主义新中国还像“万恶旧社会”那样存在贫困现象的，相应地在党的方针路线上以及政府施政方针策略层面，也就不存在正规化、有组织的反贫困计划及行动；也就是说，在战略层面实施大规模反贫困计划和行动，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不可能提到党政运作系统具体议事日程上来的。由 1978 年“改革开放元年”起步，20 世纪 70 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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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初的数年间围绕改革开放大政方针，党与政府自上而下出台了一系列拨乱反正、大刀阔斧的重大举措；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随着初期农村改革开放红利效应凸显，相应地，中国反贫困的施政实践也正式起步。1984 年，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在边疆省份、内地山区和干旱地区组织了大规模入户典型调查，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关于贫困识别的尺度，即人均收入120元、人均自产口粮200千克，依照此标准要求各省(区、市)统计贫困人口并上报贫困县；1986 年，全国人大六届会议期间将扶持贫困地区尽快摆脱经济文化落后状况作为国家“七五”计划的一个重要目标；不过，在“七五”期间（1986—1990 年）实际执行中，国家重点扶持的 331 个贫困县，其标准由一般农村地区向有突出贡献的革命老区倾斜，实行分地区分档次的梯度标准；基于此，当时全国总共有 592 个贫困县受到中央及地方不同程度的财政扶持，其中 331 个国家级贫困县、368 个省级贫困县 [4] 。
从1986年开始，中国政府出台大规模反贫困举...
篇三：描述中国以前的贫困
国贫困问题 110940120 张帆 摘要：贫困问题是当今中国社会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当代中国的贫困问题然很严重。
它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有着广泛而复杂的负面影响, 越来越成为中国民众所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
如何解决贫困问题已经成为党和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
本文主要分析当代中国的贫困问题的现状、 原因以及解决对策。
关键词：
贫困问题 ； 现状； 原因； 对策 贫困是世界著名的 “三P” （即POLLUTION—污染、POPULATION—人口、POVERTY—贫困）
问题之一。
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世界各国， 消除贫困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 贫困问题一直困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因此， 研究中国的贫困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根据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中国的贫困问题现状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贫困人口曾经占世界贫困人口总数的20% ， 经过近20年来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大规模的扶贫运动， 这种局面无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以乡 村贫困人口为例， 1978年有2.5亿人生活在赤贫状态之中， 经过以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改革， 到1985年已下降到1.25亿；又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扶贫开发及相关措施的实施， 1998年这一数据已下降到4200万人， 乡 村赤贫人口比重由1978年的30.7%降低到4.6%。
然而， 这种成就只表明中国的贫困问题在快速缓解， 离基本解决贫困问题的社会发展要求仍有很长一段距离， 即中国现阶段依然存在着严重的贫困问题。
现阶段中国贫困问题呈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色， 就是贫困人口的规模庞大和贫困程度仍然深刻。
因此， 在充分肯定中国贫困问题已经得到极大缓解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问题仍然严重。
现阶段中国贫困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另一个重要特色， 就是在状态结构与致因方面变得异常复杂。
在状态结构方面， 中国目前的贫困问题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四个并存” ：
一是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
二是区域贫困与阶层贫困并存。
三是乡 村贫困与城市贫困并存。
四是精神贫困与物质贫困并存。
二、
中国贫困问题的原因
引发贫困的原因多种多样， 在当前,
引起我国贫困问题的原因十分复杂,
主要原因有：
一是历史因素。
即旧中国的贫穷落后和新中国成立后人口众多、 决策失误、生产效率长期低下及人们思想观念的禁锢等， 均造成了大多数乡 村居民长期处于赤贫状态而不能自拔， 城镇居民亦因长期领取低工资而处于低水平生活状态， 这些历史因素的影响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
二是自然因素。
592个国家重点扶贫县几乎都是山区、 高原等自然环境较差的
地区， 其中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尤其如此， 这使得占全国总人口比不到10%的少数民族， 其贫困人口却占全国乡 村贫困人口总数的40%； 如果再加上各种自然灾害的影响， 自然因素对中国贫困问题的影响更大。
三是地区发展不平衡。
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 1996年全国城市的贫困人口为1176万人， 其中东部地区占16%、 中部地区占56%,、 西部地区占28%.且贫困程度差异很大， 愈是中西部地区， 贫困问题就愈加突出与严重。
四是收入分配原因。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行业分配不公与分配要素发生变化两个方面， 在社会财富一定的条件下， 一部分人占有太多， 更多的人所分享的份额自然减少， 从而必然导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与贫富分化。
五是失业原因（现阶段还包括下岗现象）
。
失业意味着收入来源的丧失， 进而导致陷入生活困境， 而中国正处于一个失业（包括下岗）
高峰期，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资料， 1999年全国国有企业有下岗职工1174万人， 其中实现再就业的只有492万人， 有#650多万下岗职工未找到新的工作； 而到2000年， 还将有55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 下岗职工总数将达1200万人， 其中相当一部分因收入来源丧失或剧降而可能陷入生活困境。
六是家庭及个人原因。
单亲家庭， 有残疾人、 重病患者、 无养老金的老年人的家庭， 往往经济负担较重， 容易陷入贫困； 而孤寡老人和孤儿、 残疾人、 重症病人、 受教育程度低者、 无依无靠或因无固定收入来源或因收入极低者， 则构成了中国贫困人口的基本成份。
三、
中国贫困问题的解决措施
通过“八七 ” 扶贫攻坚， 我国的反贫困工作已取得阶段性的成果, 但缓解和消除贫困仍然是今后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
为此,
要深入解决好以下问题。
第一、 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
开发式扶贫是中国政府扶贫政策的核心和基础。
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
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支持、 鼓励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改善生产条件,
开发当地资源,
发展商品生产,
增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坚持开发式扶贫,
必须克服贫困人口中普遍存在的“等、 靠、 要”
思想,
倡导和鼓励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精神;
要针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薄弱、 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差的实际情况,
开展农田、 水利、 公路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生产条件,
克服自然障碍;
要不断改善贫困地区的交通运输和通讯条件;
国家要安排必要的以工代赈资金,
鼓励、 支持贫困农户投工投劳,
修建公路、 兴修水利、 人畜饮水工程和基本农田建设, 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环境,
为当地经济增长创造条件,
同时增加贫困人口的短期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
国家安排优惠的扶贫专项贴息贷款,
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
帮助贫困地区、 贫困农户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种植业、 养殖业以及相应的加工业项目,
因地制宜发展经济;
要坚持扶贫开发与水土保持、 环境 保护和生态建设相结合,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防止为了眼前利益而破坏生态环境的短期行为,
等等。
在当前,
尤其要重视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开展实用技术和职业培训,
并为西部地区培养学术带头人和科技骨干。
第二、 促进资源的流动和配置。
在市场经济下,
贫困人口只有转变观念,
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
加入到市场经济浪潮中,
通过市场实现资源配置,
使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才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要利用和发挥贫困地区的资源优势。
贫困地区要讲究成本核算,
讲究效益,
而不是不计代价、 不计成本地开发。
在贫困地区,
必须根据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合理发展产业,
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东部地区的资金和人才。
要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
取消对劳动力身份、 居住地、 性别、 学历、 年龄等各方面的人为限制。
劳动者是生产力中的能动因素。
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西进运动推动了西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我国贫困地 区并不在于人口数量的缺乏,
而是高素质人才的缺乏,
应该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推动人才的流动。
一要鼓励东部沿海地区的高素质人才到贫困地区,
帮助贫困地区发展教育和经济;
二要吸引外出务工的民工返乡 投资和工作。
大量来自于贫困地区的民工在东部地区接受了市场经济的磨炼,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资金,
返乡 投资必然带动当地农民告别贫困。
第三、 促进就业。我国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出路问题不仅是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而且是反贫困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1.
要促进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工程。
近年来,
我国实施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取得重大进展,
但仍有很多下岗职工没有找到工作。
2000 年国有企业( 含国有联营企业、 国有独资公司)
下岗职工657 万人,
比上年底增4.
7 万人,
共有361 万国企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 下岗职工再就业率为35.
4% ,
到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为595 万人,
登记失业率3. 1%。
2.
要鼓励并组织具备条件的贫困地区开展劳务输出。
这不仅有助于使贫困地区的劳动力实现就业和增加收入,
更重要的是劳动者通过异地就业可以学到新技术、 新生活方式、 新工作方法,
开阔眼界,
增强信心,
提高自我发展能力。许多西部外出务工人员已经成为向西部传播东部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和技术的使者。
3. 要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
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劳动者的就业问题,
为过剩的劳动力找到出路。
我国要利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促进就业,
缓和我国失业人口的贫困问题。
当然也应看到,
人类正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世界经济的竞争是科学技术的竞争,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虽有利于解决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缓解贫困现象,
但并非长久之计。
如果我们只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我们就有可能永久性地成为世界加工厂 , 只能眼看着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赚取巨额利润,
而我国的劳动者只是赚取一点加工费。
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向,
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
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
处理好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走集约型经济增长道路、 发展知识经济的关系,
并促进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推动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实现现代化。
第四、 完善社会保障。
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基本措施。
作为社会的“安全网”
、 “减震器 ” ,
这种事后的补救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基础上,
经过改革和完善,
不断走向规范化,
社会保障范围进一步扩大。
要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
在救助标准、 经费负担、 管理体制、 制度框架、 职业培训等方面继续做好工作。
特别要吸取西方福利国家的经验教训,
把提高贫困者的生活水平与增进工作积极性相结合。
福利制度不仅要考虑给贫困家庭以补助,
也要关注劳动者工作积极性问题,
提高贫困者的生活水平不以劳动效率的损失为代价。
第五、 发挥抚贫资金的功能。
抚贫资金是国家为了促进贫困地区地济发展的资金支持。
政府专项扶贫资金主要包括两大类:
财政扶贫资金和信贷扶贫资金。
财政扶贫资金又包括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新增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等。
要进一步解决扶贫资金投放、 管理、 使用中的一系列问题,
有效使用扶贫资金,
建立扶贫资金使用的约束和激励机制,
对扶贫资金实行项目管理,
严格扶贫资金的审计制度,
处理好贷款使用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处理好贫困地区富民与贫民的关系,
等等。
篇四：描述中国以前的贫困
银行扶贫项目 管理经验 曹文道 经济学博士 世行农村发展部 Email :wcao1worldbank.org Tel: 58617693 2019.6.12 1提纲 世行的扶贫战略 世行在中国的扶贫项目 扶贫项目管理经验 中国扶贫面临的新挑战 2
世界银行的使命 为消除贫困而努力! 3
对贫困的认识 贫困是一个超越收入的多方面、复杂性，动态的、当地的概念。
贫困人口缺乏资产、机会和能力（自我发展）。
减贫项目最大的失败是缺乏瞄准机制。
减贫要有可持续性（环境、经济、社会和机构）。
自然 社会 人力 资金 物质 4
世行扶贫战略 机会(Opportunity):通过刺激经济增长，为穷人扩大经济机会，让市场更好为穷人服务，为穷人增加资本（土地，教育等）； 授权（Empowerment）: 增强穷人决策能力，消除性别、种族、民族歧视以及社会不平等 ； 安全（Security）: 减少穷人的脆弱性，增强抵御疾病，经济震荡，失业，不幸以及自然灾害打击。
5
2019世界发展报告
-让服务惠及穷人 在很多情况下,服务无法惠及穷人,不论是从服务的获得、服务的质量，还是服务价格的可承受性上。
但在供水、环卫、医疗卫生、教育以及供电等基础服务方面也的确存在让穷人受惠的例子。
学习成功经验，总结失败教训，将穷人摆在提供服务的中心位置，能改善对穷人的服务质量。方式是让穷人来监督和约束服务提供者，并在决策中更多地体现穷人的意愿，加强对服务提供者向穷人提供服务的激励措施。
6
世行-中国国别伙伴战略（06/10）
支柱2：减少贫困、不平等和社会排斥 推动城镇化均衡发展； 维持农村生计：
扩大获得社会服务的机会；
医疗卫生；
教育；
社会保障； 扩大获得基础设施服务的机会：
交通运输；
信息通信技术 7
世行在中国扶贫贷款项目 西南、秦巴、甘肃和内蒙古、贫困农村社区发展（四川、云南、广西）四个大规模、跨地区、跨行业的综合性扶贫贷款项目； 贷款援助总规模达6.875亿美元，覆盖11个省区、119个贫困县，1000多万贫困人口受益。
扶贫V（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项目）准备阶段（重庆、河南、陕西）：2亿美元+GEF7000万美元； CDD试点（广西、四川、陕西、内蒙古），200万美元。
8
世行在中国 扶贫研究咨询工作（AAA）
1992年：“中国：90年代扶贫战略”的研究 ”； 2019年：“中国：摆脱农村贫困”
2019年：”上海全球扶贫大会 “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2019年：”中国贫困评估“ 9
世行对中国减贫的贡献 资料资源:世行贫困评估报告(2019) 10
1978年－2006年中国农村 贫困人口数量变化图 25000125008066700058004200320029182811 2891259123652148050001000015000200002500078 92 96 2000 2002 2004 200611
世行在中国的扶贫创新 建立一个面向市场的新的多部门参与的扶贫模式 保持长期伙伴关系，贡献于中国扶贫计划 改变贫困瞄准机制，实现真正参与 加强中国贫困监测系统 12
世行扶贫项目与 传统扶贫项目的区别 13
扶贫项目设计和实施基本原则 14
扶贫项目设计和实施基本原则 则 15
扶贫项目设计和 实施基本原则
以社区为主导的项目实施 社区决定项目的投资与管理 社区控制并管理项目资金 16
2019/10/28 17
扶贫项目实施中的经验与教训 政府和其它扶贫主体意愿与社区意愿的差异：项目计划一刀切与贫困社区需求多样性 社区缺乏主人翁意识：外来/内生； 缺乏参与，或者参与被看作是一种形式或项目实施初期的征求意见，而且没有反馈； 很少有社区参与的行动计划； 单部门实施发展项目与其它部门对社区服务的矛盾； 18
一个典型社区参与扶贫项目示意图 贫困分析 项目计划 项目实施 项目监评 项目动员 二手资料 农户访谈 村民大会 小组访谈 村内走访 村资源图 村大事记 社会结构分析 村贫富排序 问题分析排序 项目识别 资源分析 农户提出项目 确定项目优先序 农户认同和承诺 项目建议书 审批建议书 实施计划 机构分工 采购 信息交流 解决问题 影响 结果 产出 投入 数据收集 监测方法
监测目标 监测指标 反馈机制 能力建设 激励参与 监测人员
监测工具
PME计划 19
扶贫项目管理经验—总体上 实现一个目标：扶贫项目一定要让穷人受益（项目来自穷人）； 转变一个角色：控制
服务 增强一个意识：穷人的主人翁意识，相信穷人； 三个确保：
能力上
组织上
机制上 注重与其它项目结合 注重社会资本建设 20
扶贫项目管理经验
—基础设施 明确与贫困人口相关性：获取，使用，贡献和影响； 实用性（质量、规格和价格）； 注重相关的软件建设（e.g农贸市场）； 维护和保养高于建设； 监测与可持续性。
21
扶贫项目管理经验
—基础教育 明确与贫困人口相关性：获取，使用，贡献和影响； 注重服务质量和机会公平分配（免费义务教育、女童 ）； 建立学校、社区和家长三位一体的能力建设体系；（社区参与教育计划、家长委员会）
激励机制+责任结构
22
扶贫项目管理经验
—医疗卫生 关注医疗服务体系建立（临床服务、疾病预防和家庭自我保健服务+知识传播）
医务人员的监督机制，注重服务质量 赋予贫困人口权力，明确穷人对服务的获取，使用和可负担性 机会公平分配（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 ）
关注穷人的营养和健康状况及饮用水 鼓励合作医疗和医疗保险（政策）
23
扶贫项目管理经验
—农业综合开发 项目选择由社区通过规划决定 项目选择多样性，不搞一刀切 农户经营管理能力培育高于技术培训 技术培训要有针对性（妇女），技术服务常规性和持续性 注重培养社区组织（生产和销售协会）
提供及时正确市场信息是关键 产品加工业应予以特别关注 24
扶贫项目管理经验
—社区能力建设 能力建设是项目成功的关键，资金必须确保； 培训不是能力建设的目的； 强调学习与行动关系：“学中干，干中学”； 保证弱势群体的有效参与及乡土知识； 注重能力分析、培训监测与评估。
25
扶贫项目管理经验
—机构建设 注重项目基层组织机构建设（职能/人员/设备/联系机制）； 明确各机构职能/人员/分工； 联系协调机制及与相关部门（专业业务部门）合作； 与外来专家/工作人员的关系； 要有一个明确和认同的项目运作程序。
26
扶贫项目管理经验
—监测与评估 参与性目标选定：具体、可以衡量、可以实现、相关和时间适宜（ SMART）
指标（数据）可分解：社会性别、年龄、不同社会团体等。
反馈、分享机制。
机构能力建设+多部门参与。
形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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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项目管理经验
--资金管理 让利益相关者对资金的拥有感； 透明化管理，特别是社区项目资金； 让穷人有权决定资金的使用方向，并明确其使用责任（还贷+利率）和风险； 帮助穷人分析还款的可行途径和还款； 对社区提供简明实用的资金管理知识（记帐等）。
28
中国减贫面临的新挑战 特困人口(三大块)(2000多万): 低收入,很容易返贫人口( 4000万人) 世行1天1美元消费(1.34亿) 贫困范围和标准问题(人类贫困和1天2美元消费) 农村公共服务(行路难\吃水难\种地难\上学难\住房难\看病难\养畜难) 贫困与环境关系 农民工和城市贫困问题 29
扶贫开发在新阶段的定位
扶贫开发是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任务
30
国务院七条扶贫措施 一是瞄准贫困群体。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必要的救济、救助、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二是因地制宜实施整村推进扶贫开发 三是加大培训力度，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雨露计划“ 四是抓好产业化扶贫，培育龙头企业
五是加强扶贫资金管理、监督，提高使用效益 六是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扶贫开发。东西对口帮扶、机关定点扶贫工作、鼓励和支持中介组织、民间组织参与扶贫 七是切实加强对扶贫开发的领导
31
中国需要一个更宽泛减贫框架 贫困农村安全网：农村低保 向贫困农村提供公共服务 建立贫困农村可持续生计战略 贫困地区机构/机制建设：
* 参与式机制：社区主导，NGO和私营机构，农民自己组织：农民协会、用水协会
* 整合与协调机制
* 监测与评估机制 32
谢
谢！
33
2019/10/28 34
篇五：描述中国以前的贫困
困 和 反 贫 困3— — — 对中国贫困类型变迁及反贫困政策的研究林 卡 范晓光 内容提要 本文考察了中国贫困类型的变迁过程 , 分析了贫困群体的特征和国家反贫困战略的变化。它以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描述了中国反贫困政策演变的过程 , 阐释了导致这一进程的制度因素 , 从而为读者展示中国贫困及反贫困变迁的一般途径。本文也对中国反贫困经验作了评估和总结 , 从而把贫困问题的研究从经验描述和政策分析层面推进到理论分析的高度。本研究将对理解政策变迁的逻辑 ,深化对国家反贫困战略制度背景的认识 , 具有一定的意义。关键词 贫困 制度变迁 政策分析 市场经济在中国 , 贫困研究的焦点往往是贫困的度量和发生率问题 , 或者是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出发来分析政府的反贫困政策效应。这种研究取向与萨迈德致。在此评论中 , 作者抱怨亚洲的贫困研究缺乏理论深度。而沈红的文献进行回顾后也认为 , 这些研究很少能给读者提供充分的理论阐释。姑且不论他们的评论是否恰当 , 这些评论都隐含了一个共同的要求 , 即对贫困的研究不应仅停留在经验描述和政策分析的层次上。因此 , 本研究把阐释的重点放在贫困类型变迁和导致变迁的制度性因素上 , 并试图通过这些努力来展开对贫困的理论探讨。对贫困问题的制度性研究最早是由汤森德(Townsend, 1971: 42&2) 所阐发。他认为贫困的原因不仅在于资源短缺 , 还在于分配不公正和相对剥夺研究中国的贫困问题 , 我们就有必要把贫困问题放在权利资源和社会分层的背景中去考察 , 并把这一问题与制度变迁相联系。由此 , 本文以历史和制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去描述贫困类型的变化和贫困群体的变化 , 从而给读者展现了中国贫困类型变迁的一般途径。它又回顾了国家反贫困战略的变化 ,阐述政策演变过程及其推动力 , 进而评估中国反贫困战略的成功及其意义。( Samad, 1996: 38) 对亚洲贫困研究的评论相一(2000) 在对中国学者贫困研究(W ilson, 1996: 18 - 32)。从这个角度出发去一、国家贫困状况的转变 建国伊始 , 由于基础设施的缺乏和技术条件的落后 , 新中国的经济重建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长期的战乱和政治动荡 , 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留下 “ 一张白纸 ”爆发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的长期禁运 , 把中国经济与国际市场相隔离。这些状况造成了共和国早期相当高的绝对贫困率。如在 1949～1977年之间克(郇建立 a, 2003) , 这反映了当时食品的严重短缺和绝对贫困现象的流行。后来 , 在国家的努力(按照毛泽东的说法 ) , 再加上朝鲜战争(除 1956年 ) , 国民人均卡路里日摄入量少于 2千7813 本文是 Ka Lin的 “ Vulnerabilities and Social Provisioning: Patterns, Changes and Trends in Transitional China” 一文的改写和扩展 ,该研究为芬兰科学院中国社会政策研究项目所资助。下 , 绝对贫困率有了明显的下降 , 但是直到这个时期末贫困线以下( I OSC, 2001)。在这种严峻的现实面前 , 国家通过社会主义运动 , 逐渐建立起一个以集体为单位的社会网络来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在农村 , 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土地私有制 , 国家把农民组织起来纳入到人民公社的体系中 , 从而使公社成为农民福利的依靠。由于这一集体制体系起到相当的保障作用 , 农民的生活资源虽然短缺 , 但并不意味着大规模的贫困。正如关信平所说: 在前三个十年中的最初十年 , 农村贫困并不见得是一个大问题 , 因为农民的收入是平等分配的业的所有制改造形成了公有制企业(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 ) , 他们雇佣了 99%的城市劳动力(国家统计局 , 1986)。国家实行 “ 低工资、高就业、高福利 ”的政策 , 并设立基本生活资料的定量供应制度、充分就业制度、较为平等的工资分配制度 , 以及在城市中建立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与此同时 , 企业福利的供给也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了城市工人的低工资。在这一制度框架中 , 城市贫困的压力非常小 , “ 城市的穷人事实上并 ‘ 不十分担心他们的生活 ’ , 因为国家和集体能够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改革开放后 , 中国经济在 20世纪 80年代的快速发展使绝对贫困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农民的年人均收入从 1978年的 134元增长到 1985年的 397元 , 进而达到 1989年的 602元和 2003年的 2622元(国家统计局 , 2004)。与此相应 , 农村的贫困人口由 1978年的近 216亿下降到 1998年底的 4200万 ,即由占农村总人口的 1 /3下降到 1 /20 (世界银行 , 2001: 7)。在城市 , 工资改革使奖金成为工资的基本组成部分(Howell, 1997: 154) , 这使工人平均工资增长了近 40% (Xiao &Wang, 1986: 450)。人们收入的提高也造成了恩格尔系数的下降 , 据国家统计资料显示 , 这一指标在农村和在城市分别从1978年的 6717%和 5715%降低到 1989年的 5418%和 5415% (国家统计局 , 2004: 357)。然而经济发展也加剧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例如反映在人们的收入上 , 在 1980年 , 甘肃和贵州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是浙江农民的 4419%和 4913% , 而这一比例到 1988年进一步下降到3717%和 4411% (国家统计局 , 1990: 314)。在西部地区 , 劣的生态环境和落后的信息、交通和通讯条件使这些地区很难吸引外来投资者 , 因而所得到的人力和资本投入也较少此相反 ,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给予经济开发区许多特殊的优惠政策 , 而这些开发区绝大多数设在东部沿海地区(Ngan & Hui, 1996; Wong, 1998) , 因而这种国家的政策倾斜使东部沿海地区具有比内地高得多的经济增长率。
据一项统计资料显示 , 在 1992年到 1998年间 , 这些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增长为西部不发达地区的 2倍(Fang, Zhang & Fan, 2004: 311, 316 - 317) , 而这种失衡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贫困状况。于是 , 当东部地区的农村绝对贫困率从 1988年的 9%下降到 1995年的 5%时 , 该比率在内地却从 26%增长到 39% (Unger, 2002: 171)。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相对贫困问题。经济增长固然为人们致富创造了很多的机会 , 但这些机会却很难被公平地分配。特别是在改革进程中 , 部分官员会利用其手中的权力去赢取个人利益 , 造成 “ 官员的资产阶级化(embourgeoisiement of cadres) ” 的现象367) , 而国家推行的 “ 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 政策也催生了新中产阶级的出现 , 强化了所有者的权力 , 削弱了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系数为例 , 该系数在 1978年为 01233, 但到 1995年提高到 014, 并于近年超过 0145 (樊平 , 1996:66; Unger, 2000: 171, footnote2; Guan, 2003: 72)。同时在居民总收入中 , 1990年 20%的低收入层占城市居民财富总和的比重为 9% , 而这一比例在 1998年下降到 515%; 与此相反 , 在 20%最高收入层中 , 这一比例却从 3811%增长到 5213%(Guan, 2003: 72)。此外 , 调查也表明高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平均是贫困家庭 4倍多(唐钧 , 2002: 23)。特别是在城乡居民之间 , 从 1978年至 2003年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343元增加到 8500元 , 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133元增加到 2622元 , 两者间的差距从 1978年的 2158倍扩大到 2003年的 3124倍(以 1978年为例 ) , 仍有 215亿人口生活在(Guan, 2003: 75)。在城市 , 通过对工商(Lee, 2001: 61; Chen, 2003a: 53)(Mok, 1987: 240)。(王绍光 , 2001)。与(So, 2003:①。这样 , 社会各阶层间的收入鸿沟越拉越大。以城镇居民的基尼(宋林飞 , 2005: 57)。这些资料表明了中881社会科学战线 · 2006年第 1期 · 社会学研究
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阶层鸿沟的拉大和相对贫困的加剧。总之 , 中国贫困类型的演变是一个从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绝对贫困贫困为焦点(主要是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 的过程 , 并进而转向由社会阶层分化造成的相对贫困为核心的阶段(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 )。这一转化过程表明了中国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 , 降低了绝对贫困率 , 使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贫困率最低不平衡性也使许多西北和东北部省份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 , 从而使区域贫困成为一个焦点。尽管如此 , 目前贫困问题给我们带来的主要挑战是相对贫困问题; 市场经济的运作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化 ,而住房、医疗和消费价格等上涨也给低收入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生存压力。这些情况表明 , 贫困类型的转化是一个与制度变迁相对应的过程。因此 , 要理解中国贫困类型的变化 , 我们必须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出发去把握贫困现象背后所具有的制度因素 , 并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解释贫困现象。(改革前 ) 转变到以区域(低于 3% ) 的国家。但经济发展的二、贫困群体的特征 改革开放前 , 农民的日常生活水平要比城市居民低得多 , 他们构成了贫困群体的主体。根据国家统计资料 , 1952年城市居民的支出是农民的 214倍 , 而这种差距一直保持到 20世纪 70年代末期。以1979年为例 , 如果把农民的支出假定为 1, 那么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比例为 1∶217 (国家统计局 ,1986: 646)。由此可以理解在那个时期 , 贫困主要存在于乡村 , 尤其是那些处于内地省份的农村地区。造成这种大规模农村贫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包括对农业投入不足、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低 , 以及公社这种 “ 大锅饭 ” 的组织形态对抑制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负面影响。同时 , 当时国家执行的以农村 /农业为代价去支持城市 /工业发展的策略的原因 , 因为这一策略的运用使国家将相当一部分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据统计 , 到这个时期结束时 , 这一转移的价值总量达到了 6120亿(Zhou, 1994)。国家通过户口制度、社区控制等手段实施城乡隔绝政策 , 尽管在理论上国家也强调消灭工农、城乡和脑体之间这三大差别。这些政策导致了工农互斥、城乡对立层 — — —“ 特权的城市和没有特权的农村 ”(Fan, 2002: 106)。然而 , 20世纪 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农村的生活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使农民能够自主地决定种植什么和种植多少 , 从而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其后 , 乡镇企业的发展(Liang, Chen & Gu, 2004: 209, 表 1011) 和第三产业中非农劳动收入的增加更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 , 缓解了农村的贫困状况。
结果 , 全国贫困人口的规模从 1978年的 25 000万(占农村人口的 31% ) 减少到 1985年的 12 500万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又是伴着划分贫困线的标准的提高来实现的。例如 , 1984年国家贫困线的划分标准为人均年收入 120元 , 而这一标准到 2000年提高到 625元此 , 尽管直到 80年代末农村贫困现象依然严重(李实、古斯塔夫森 , 1996: 44) , 但它已不再是中国贫困研究的唯一焦点问题。随着农村贫困现象的减少 , 城市贫困却呈现增加的趋势。虽然学者们根据不同的标准推算出不同的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唐钧 , 2002, 2004) , 但是他们都承认在现阶段城市贫困率在不断增长。诚然 ,这一变化的核心不在于比率的增长而在于构成的变化。过去 , 城市贫困者主要是那些由个人原因造成的 “ 三无 ” 群体 , 包括那些无收入、无工作能力和无家庭支持的人尽管这些 “ 三无 ” 群体仍然存在 , 更多的城市贫困者则来源于由市场经济产生的 “ 新的城市贫困群体 ”。这些人包括失业、下岗人员 , 停产、半停产企业中的半失业者和其他的一些由市场因素引起的贫困者 (朱庆芳 , 2003)。
据一些学者估计 , 他们占目前城市贫困人口总数的 70% ～90%Zhao, 2003: 109)。(Fang, Zhang & Fan, 2004: 308) 也是一个基本②, 并在社会组织形态上 , 呈现出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模式 , 出现两个不平等阶(Bian, 2002: 94)。(1418% )(康晓光 , 2002) , 而这一(Tang, 2002; 郇建立 a, 2003)。由(Guan, 2003: 78)。而现阶段 ,(Wang &981贫困和反贫困
在涉及城市贫困问题时 , 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流动劳动力贫困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Fan, 2002: 103)。如果用农村的生活水准去衡量 , 这些农民工的收入或许并不低中 , 他们作为都市生活的 “ 陌生人 ” , 处在很低的生活水平上。许多农民工居住在城市边缘 (特别是城乡结合部 ) , 缺乏水电 , 生活环境很差(So, 2003) , 有的甚至被当成包身工找更好的工作机会而进入城市 , 但艰难的城市生活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成了 “ 三无 ”人群 — — — 无土地(因为离开了农村 ) , 无固定工作场所市居民拥有 )。农民工的贫困不仅作用于农民工本人 , 还影响到他们子女的教育和生存环境 , 进而形成 “ 贫困的再生产 ”。综上所述 , 成功的经济改革缓解了农村贫困状况 , 使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城市经济的发展给工人带来巨大的市场风险 , 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直接把以往受国家保障的职工推向市场 , 造成了大量的失业和下岗人员。正如一些学者指出 , 城市的经济改革使 “ 国企工人的半无产阶级化( the semi - proletarianization of state workers) ”(So, 2003: 369) , 加剧了城市贫困问题困和相对贫困两方面 )。
这样 , 在新的条件下 , 贫困不再局限于个人原因 , 而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阶层化和改革的进程相...
篇六：描述中国以前的贫困
贫困问题的历史分析与三十年反贫困的社会巨变效应中国贫困问题的历史分析与三十年反贫困的社会巨变效应
王大超/马园园
【论文分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论文网络来源】/F13
【学刊期数】2008 年 12期
【论文期刊来源】《理论探讨》(哈尔滨)2008 年 5期第 8185页
【英文标题】Historical Analysis of China"s Anti-poverty and Its Social Revolution Effect after 30 Years
【作者简介】王大超沈阳师范经济学博士马园园沈阳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硕士研究生。沈阳 110034
【内容提要】
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最尖锐的社会历史问题之一。中国的贫困问题由来已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反贫困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 30 年我党在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既有成功经验又有沉痛教训。历史性巨变的 30 年。中国 30年反贫困的伟大成就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 键 词】反贫困/巨变/小康社会
贫困既是一个普通而常见的经济现象又是一个内涵复杂的社会问题。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贫困的表现形式、国民的承受能力以及反贫困的路径选择都可能存在着重大差异。在近现代的历史坐标系下贫困问题在中国社会表现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近 30 年来反贫困实践为中国社会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因罕见的比照反差而为全球各国所瞩目。对中国的贫困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历史分析总结 30 年来我国反贫困的社会巨变效应对于更加有效地解决目前遗留的贫困问题进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近现代中国贫困问题的成因分析
1.自然历史因素的积淀
在著名的《国富论》中经济学大师亚当
斯密曾就我国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行过一段令人掩面而泣的描述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以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多年前旅游该国的马可波罗的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穷国家的贫困程度。据说在广州附近有数百户人家路上没有居处栖息于河面的小鱼船中。因为食物缺乏这些人往往争取欧洲来的船舶投弃到船外的最污秽的废物。腐烂的动物尸体例如死猫或死犬纵使一半烂掉并发臭他们得到它仍像别国人得到卫生食品一样高兴。在各大都市每夜总有若干婴儿被遗弃街头巷尾或者像小狗一样投在水里。而这种可怕的杀婴工作据说是一部分人因为极度贫困不得已采取的手段
[1]这些令人心酸的描述向今天的人们诉说着中华民族究竟经历过怎样一种耻辱、贫困的历史。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代中国人力图探究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
个被公认的勤劳民族却长时间处于同样被公认的无尊严的困苦状态中华民族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
与一些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我国气候复杂多变自然资源分布和地域组合天然不平衡广大的贫困地区时时存在着遭受旱灾、虫灾和水灾的可能。据 1918年国际救灾委员会估计在我国东部大约有 50%、西部大约有 80%的人生活在远低于最低生存水平的贫困之中[2]。由于旧中国土地私有制造成土地兼并和两极分化加上战乱频繁发生使得农村的亿万民主改革之前大约有 60 万人口、10 多个民族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大约有 100 万人口的民族地区保持着较为完整的奴隶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土地改革使3 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 7亿多亩土地每年免去了 700亿斤粮食的地租[2]使农村的贫困现象大为减少。但恶劣的自然条件、薄弱的经济基础和低度发展的生产力仍然严重制约着我国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2.人口的数量负担与低素质的恶性循环
人口学研究发现贫困历来与人口问题密切相关。在近现代史上中国人口始终位居世界各国之首。在无控制的自然状态下贫困地区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往往高于其他地区。经济贫困和社会文化落后会明显刺激人口的增长。一般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数量与贫困呈互为因果计划生育的时期。据统计我国贫困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一般为 2%3%以上比全国平均数高出 40%100%[3]。从一个方面看人口增多使人均收入降低同时人口增多会给资源和社会养老保险系数的唯一指望。由此发展便形成了越贫穷越生越生越贫穷的恶性循环。同时由于一些贫困地区受到地域条件的限制婚配范围十分狭窄在同村或同乡范围内近亲结婚、换亲、娃娃亲、买卖婚姻等现象屡见不鲜这便从生理学角度从基因组合层面严重影响了这些贫困人口的先天素质。
3.生态系统的非均衡状态
生态环境恶化是当今世界各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比较而言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突出一些。在我国它已与许多地区的贫困问题形成了明显的互动关系。
正如 20世纪末世界银行在考察中国贫困现象后所分析的那样大多数中国的贫困者居住在农村环境严重退化的地区他们除了在某些最无生产性而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土地上汲取他们微薄的生活源泉外别无其他办法。这些贫困的人们既是旱地环境退化的作恶者又是这种进一步销蚀农业潜力的破坏的受害者。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持续的人口增长削弱了支撑农业生产的人均自然资源基础农民被迫到更陡峭的坡地去扩大再生产[4]。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条件而宜农耕地资源贫乏耕地承载能力脆弱是我国许多贫困地区自然环境的重要特征之一。迫于生存压力许多贫困人口长期从事与维护生态平衡背道而驰的短期行为在山坡上毁林开荒在草原上毁草种地就是最典型的表现其直接后果是水土流失土地不断沙化、碱化、退化水灾和旱灾频繁发生。即便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意义但我国部分贫困地区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生态经济恶性循环问题依然存在。
4.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制约
关于二元经济结构的权威论述来自于美国经济学家阿瑟
刘易斯(Arthur Lewis)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异质的二元经济结构其发展并没有表现出整体发育和进化的特征在增长过程中不同的经济部门呈现出不同的演变态势甚至某些部门和地区的增长是以另一些部门和地区的不发达为代价的。发展中国家技术为特征的发达部门自给的农业部门是以传统落后技术为特征的不发达的经济部门这种结构的二元性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进一步推论是农村劳动者收入水平过低是由农村劳动力剩余严重、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极低和现代经济部门过小决定的农村劳动者收入水平极低是增加现代经济部门积累以扩展现代经济的需要。因此贫困是现代经济未充分发展的结果又是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条件。以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分析我国的贫困问题无疑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与此同时除了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共性特征外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还有自身的特殊性即国家政策的强制性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追求工业化政府利用计划经济手段和国家政策长期在财政转移体制上实行以农补工政策过分向重工业、向城市、向发达地区作投资倾斜阻滞了广大农村地区的资金来源从而严重制约着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在价格政策上人为制造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在产品交换中使农民收益受损利益流失通过严格、强制的户籍制度农村与城市间形成了难以穿越的屏障阻断了农民进入城市、改变身份的途径使原本封闭的农村变得更加封闭、落后社会福利政策实施对象的单一性使二元经济结构的利益差异进一步明显化。处于封闭、落后状态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由此陷入了更加无助的尴尬境地。
二、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的反贫困探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使人民当家做主并努力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过程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对反贫困问题的探索着重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历史背景角度分析社会主义新中国存在的贫困问题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可以彻底消灭贫困即确信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消灭贫困的制度保障。二是从满足人民利益角度分析反贫困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认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的农民都要富裕。[5]196 这里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共同富裕一词并使之同巩固工农联盟和走社会主义道路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将富裕问题同全国人民和整个国家联系起来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定为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5]411。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民富与国强的辩证统一关系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的利益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为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剥削阶级已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就是劳动者个人的共同利益和整体利益代表着劳动者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只有这部分利益得到保障劳动者的个人利益才能长久地得以实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能不断得以满足。
新中国的建立历史性铲除了导致贫困的制度根源实现了政治化色彩当以公平的分配制度分配稀缺有限的社会财富时人人公平享有的舆论氛围中却很可能诱发着社会成员共同贫穷问题的出现。大凡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这种经历中国非但不例外反而典型有加。由于社会主义是一个新生事物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其本质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加上长期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和对发展生产力的忽视使我国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全民富裕的愿望没有实现共同贫穷的现实却依然没有改变。从 1957 年到1960 年由于经验不足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的情况下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我国经济从 1959 年到 1961年发生了严重困难不少人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甚至有人因饥饿而死亡。1966年后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市场商品严重匮乏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据统计从1965 年到 1978 年13年时间的革命加生产使得中国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仅为1.3%且 1978年人民生活水平比 1957年还有所下降。中国境内数以亿万计的绝对贫困人口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制度变迁但却终难实现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过上无愧于人类尊严的体面生活的夙愿。
三、改革开放 30年来我国反贫困理论的重大突破
马克思、恩格斯着重从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上探讨贫困的根源他们考察的主要对象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对非纯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贫困问题他们却涉猎得很少。在天才性地设计出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同时他们却难以预料在新兴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贫困问题会如此突出。由于历史年代、社会形态、发展基点和生产力水平不同社会主义贫困问题与资本主义贫困问题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已不可能全面套用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来分析和解释当今社会主义的贫困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需要在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中得到补充和发展。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着重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政策失误两个方面分析社会主义的贫困问题从共同富裕角度理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理解反贫困的内涵。邓小平指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6]10 在这里他敢于承认社会主义贫困的现实问题同时客观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将贫困问题作为一种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必然存在的社会现象来研究和看待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为逐步消灭贫穷创造条件。
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认为好的制度建立起来后如果政策出现失误仍然解决不了贫困问题。就分配政策而言社会主义必须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我国新中国成立后之所以曾经一度出现...
篇七：描述中国以前的贫困
后困难
最低
起码
缺乏
贫困的概念标准与中国当前的贫困现状
(一) 贫困的概念及其原因 1. 贫困的概念 贫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贫困，它是伴随着人类发展而产生的。对于贫困问题研究最早的是英国的布什和朗特里，他们与 1889 年就对贫困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系统的研究。目前国际上主要是从三个视角对贫困进行了定义，即资源缺乏、机会缺失、个体能力不足。国内有学者将其定义为：“贫困是指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的持续地低于常规生活标准。”①
图 1-1，贫困概念的不同层面②
贫困主要包括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种基本类型。所谓绝对贫困，是指在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劳动所得或其他合法收入，不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生命的延续受到威胁。所谓相对贫困，一方面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贫困线不断提高而产生的贫困；另一方面指同一时期，不同地区之间、各阶层之间、各阶层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收入差别而产生的贫困。显然，相对贫困是与低收入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发展水平较低，人们更多注重绝对贫困问题；而当经济进入中高级阶段，则更多关注的是相对贫困问题。
①
引自向德平·《社会问题》【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3 月第一版.231 页 ②
参见唐均：《中国城市居民贫困线研究》【M】·16 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贫困 一种社会评价 一种生活状况 一种政策后果
除此之外，贫困类型还包括个人贫困、普遍贫困、结构性贫困和阶层贫困、区域贫困积累。其他几类较好理解，在此解释一下结构性贫困。所谓结构性贫困是指在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的条件下，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导致的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品明显社会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因而构成了人口中的贫困部分。我国东部的人口基本属于这一类，而其他大部分地区则是相对贫困。阶层贫困和区域贫困是我国贫困的主要类型。
2. 我国产生贫困的原因 形成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且往往是多种因素相互叠加影响的结果。我国由于地理、历史、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导致了我国目前的贫困现状。具体有以下因素：
1) 自然因素 ①
首先，我国位于亚欧大陆，东临太平洋，地势西高东低，西南有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大陆性季风气候显著，气候复杂多变，西部干旱少雨，南北气温和湿度相差较大，跨越热带，亚热带和寒温带三个气候带。近海大陆多台风，内陆多寒潮，西北华北多沙漠，南方雨多泥石流多，河流雨季洪水多。全国灾害气候多变，旱，涝，冻，风，沙等灾害频繁不断。贫困地区多处于这些条件差的区域，大多是干旱严重，降水量小，又主要集中在夏季。地表水源不能利用，喀斯特地形地表水渗漏严重。
其次，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主要是自然资源损耗，由于过度开垦，导致草原退化，土地沙化问题，水土流失严重，人口膨胀超过土地承载能力。
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又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比如产业结构单一且不合理，基础设施差、交通闭塞等这就从一定程度上使这些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处于劣势地位，从而产生了贫困的循环。
2) 社会发展不均衡 中国社会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群体社会，所以贫困问题的表现也比较突出。在诸多产生贫困问题的因素中，社会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关键因素。改革开放的逐步发展路线促成了东西发展差距的拉大，而城乡二元体制又使我国的城乡发展不平衡，这就在一定层面上促使我国的贫困问题的多样性，国内一些学者将其分为区域贫困、阶层贫困、农村贫困、城市贫困等不同情况，具体的表现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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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胡长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探索》【M】·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4 年版·84 页
② 参见许飞琼. . 《中国的贫困问题与缓贫对策》.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一是区域贫困与阶层贫困并存。1994 年“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确立的 592 个国家贫困县或市虽在近几年中陆续有部分县市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但仍然有相当部分贫困地区未能摆脱贫困；而城市阶层贫困问题却正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显突出，据 1996 年的统计资料，按五等分法将城镇居民收入划分为最高、次高、中间、次低与最低收入户，上海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是最低收入户的 3.95 倍，广东为 4.72 倍，内蒙古为 5.03 倍；1997 年按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计算，收入差距仍在扩大，收入最高的 1/5 人口占有全部收入的51.4%，而收入最低的 1/5 人口仅仅占有全部收入的 4.06%；区域贫困问题与阶层贫困问题此消彼长的趋势，既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也决定了政府在继续做好扶贫工作的同时还宜及早筹划缓和阶层贫困问题的对策。
二是乡村贫困与城市贫困并存。从世界范围考察，可以发现发达国家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如美国人口普查局 1999 年的统计表明在各大都会地区，市中心地区居民的贫困率是 18.5%，比郊区居民的贫困率 8.7%高出一倍多)，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则主要集中在乡村，中国的现实却是城市贫困与乡村贫困并存，到 1998 年时乡村的贫困人口比率为4.6%，城市贫困人口比率则为 5.3%，城乡贫困人口在总量指标上虽然存在着一定差距，但从贫困发生率来看，城市与乡村均在 4%以上，从而表明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 。
表 1-1：城市农村的主要数据对比《中国统计年鉴-2010》 10-1
人民生活基本情况 指标名称 1990 2000 2008 2009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1510 6280 15781 17175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元) 686 2253 4761 5153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元) 1279 4998 11243 12265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元) 585 1670 3661 3993
人均储蓄存款余额
(元) 623 5076 16407 19537
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
城镇
54.2 39.4 37.9 36.5
农村
58.8 49.1 43.7 41.0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农村城市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纵向上看，从 1990 年到 2009 年将近 30 年的发展我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但我们明显可以发现城市居民收入明显高于农村。横向上看，城市的各项指标是明显高于农村的。
3) 人口增长过快，素质差，文化低，思想落后 贫困地区的一大特征就是人口多、增长快这就需要投入更多的基础物质用于供养多出的人口，减少了发展资金。另外，贫困地区的思想观念落后，受教育水平地，自我脱贫能力差。
4) 市场经济发育迟缓 但事实上，贫困是由多方面因素引起的，其特征也表现在诸多方面，是一种“综合征”。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 2000/2001》中认为，贫困者具有三个动态特征：第一，缺少机会参与经济活动；第二，在一些关系自己命运的重大决策上没有发言权；第三，易受到经济及其他冲击的影响，如疾病、粮食危机、经济萧条等。这说明，贫困不单纯是低收入的问题，还体现在发展机会、社会平等和政治参与等诸多方面。
(二) 中国的贫困评判标准 目前，中国还缺乏统一的国家贫困标准。由于受城乡分割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对城乡居民实行不同的户籍管理制度，采用不同的收入统计指标和贫困线标准，二者享受不同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下面分别讨论中国的农村和城市贫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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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魏后凯、邬晓霞·《中国的反贫困政策：评价与展望》【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 年 3 月 第 10 卷第 2 期
1. 现行的农村贫困标准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未制定过统一的贫困线，但针对农村实际的情况，我国在后期也提出过一些贫困标准。
中国现行的农村贫困标准是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在 1986 年对全国 6．7 万户农村居民收支调查资料进行计算后得出的。主要是采用以基本生存需求为核心的生存绝对贫困概念作为计算农村贫困标准的基础。基本生存需求包括两个部分：① 一部分是食物贫困线，即满足最低营养标准(2100 大卡)的基本食物需求，另一部分是非食物贫困线，即最低限度的衣着、住房、交通、医疗及其他社会服务的非食品消费需求。
2. 我国现行的城市贫困标准
目前，中国还缺乏一个科学统一的城市贫困标准。各部门对城市贫困人口的范围界定和理解具有较大差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把贫困人口看成是失业下岗人员和离退休职工(尤其是指原属国有企业的职工)，民政部门将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视为贫困人口，工会系统把贫困人口视为“基层单位特困职工”，而统计部门一般把收入分组中最低收入户组的 5%确定为贫困人口。中国学术界对城市贫困标准的测算也存在争议。现在我国常用的城市贫困标准测量方法大体可以归为四类：市场菜篮法、恩格尔系数法、生活常态法和国际贫困线标准② 。
市场菜篮法又称“标准预算法”，该方法要求确定一张生活必需品的清单，内容必须包括维持为社会所公认的最起码的生活水准的必需品的种类和数量，然后根据市场价格来计算拥有这些必需品需要多少现金，以此来确定现金金额的贫困线，又称最低生活保障线法，主要衡量绝对贫困。
恩格尔系数法是国际上常用的一种测定贫困线的方法。恩格尔系数是家庭食品支出与总收入的比值，它随家庭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即恩格尔系数越大就越贫困。
生活常态法是英国学者汤森提出的，它是一种以缺乏作为衡量标准的测量方法。汤森将缺乏归结为 7 种物质缺乏和 6 种社会缺乏，如果他们不享有这些指标，则被认为是贫困者。
国际贫困标准实际上是一种收入比例法。它显然是以相对贫困的概念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 1976 年组织了对其成员国的一次大规模调查后提出了一个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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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超：《转型期中国城乡反贫困问题研究》，84~8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参见唐均：《中国城市居民贫困线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困标准，即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 50%作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困线，这就是后来被广泛运用的国际贫困标准。
当前，各地在城市贫困标准制定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由于中央政府至今没有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全国通用的方法来指导地方政府进行测算，各级政府主要依靠零星调查和估计得出各地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而且调查方法和覆盖面都有较大差异，很难反映实际的城市贫困状况。第二，目前多数官方统计资料将最低生活保障线视为各个城市的贫困标准，但是，已经制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多是建立在主观判断及其他人为因素之上，很难客观反映城市贫困状况。各个城市往往根据地方财力来确定其最低生活保障线和救助人群规模，其标准的高低与城市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密切相关。第三，没有将流动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纳入城市贫困人口统计中，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城市贫困人口数量。
(三) 当前中国的总体贫困状况 我国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目前我国的贫困状况已由以前的全民的普遍贫困演变为区域地区的个体贫困和相对贫困。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村贫困。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滞后等原因，当前中国的贫困问题已经发展成为农村贫困与城市贫困并存的局面。由于二者产生原因、贫困主体和发展历程的不同，其现状特征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1. 农村贫困状况 ①
图 1-2：1978－2005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
其一、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继续下降，但减贫速度放慢 通过上边的图表，我们可以发现自 1978 年以来，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都有所下降。1978 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高达 2.5 亿人，贫困发生率达 30.7%。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农村贫困人口持续下降，到 1990 年已下降到 8500 万人，贫困发生率为 9.4%；2000 年又下降到 3209 万人，贫困发生率为 3.4%。在“十五”期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 844 万，到 2005 年底已下降到 2365 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为 2.5%。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稳定的农村低收入人口从 2001 年底的 6102 万人减少到 2005 年底的4067 万人，减少 2035 万人。近年来，中国农村贫困规模整体上呈下降趋势，但减贫速度明显放慢。1979 年－1990 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平均每年减少 1375 万，1991 年－2000 年平均每年减少 529.1 万，2001 年－2005 年平均每年只减少 168.8 万。
其二、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重点扶贫县和粮食主产区 目前，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2005 年，西部农村绝对贫困人口高达 1202 万人，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重为 50.8%，比 2003 年提高 1.8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也明显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2005 年达 5.2%，而东部和中部分别只有 0.8%
① 引自魏后凯、邬晓霞：《中国的反贫困政策：评价与展望》【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 年 3 月 第 10 卷第 2 期
和 2.5%。西部的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省份，其中居住在山区的绝对贫困人口占 50%，连续贫困...
篇八：描述中国以前的贫困
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责任和使命。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接续不断地与贫困作斗争并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贫困治理道路，形成了贫困治理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经验。目前，我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任务接近完成。“今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将有1亿左右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帮助这么多人脱贫，这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1］ 这充分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中国贫困治理的典范意义已经超越了特定国家和民族的范畴。回顾、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贫困治理的历程、特色和趋向，不仅能为2020年后我国缓解相对贫困提供参考，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贫困治理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贫困治理的历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余年，是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的七十余年，也是贫困治理的七十余年。七十余年来，我国贫困治理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一）1949—1985年：救济式治理救济式扶贫是一种“兜底式”扶贫，主要采取给钱、给物的方式缓解贫困群众的生活困难。新中国成立直至改革开放初期，救济式扶贫是我国贫困治理的主要方式。如果进一步分析，这一阶段还可以1978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具有不同特征的阶段。1. 1978年以前实行的是计划体制下的兜底式救助【收稿日期】2020-07-01【作者简介】孙照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贫困治理的历程、特点和趋向孙照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北京 朝阳 100101）【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贫困治理道路，形成了贫困治理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经验。我国的贫困治理大致经历了救济式治理、开发式治理、系统治理、精准治理四个阶段，呈现出人民性、渐进性、规划性、接续性等鲜明特点。从治理趋向来看，我国贫困治理经历了主体从单一走向多元、内容从一维走向多维、方式从输血走向造血、对象从区域走向个体的过程和趋向，贫困治理越来越系统、全面、科学、精准。【关键词】贫困治理；新中国70年；中国经验；历程；特点；趋向【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20）05-0049-07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Journal of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Yan’an2020年9月第13卷5期Sept ，2020Vol.13，No.549DOI:10.16223/j.cnki.cn61-1456/c.2020.05.007新中国成立时，国家内部积贫积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外有帝国主义的孤立、封锁和禁运。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 ， 便 没 有 人 民 的 福 利 ， 便 没 有 国 家 的 富强。”［2］ 1080 当时采取的是以农养工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这种战略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同时也满足了国防安全的需要。但是，其历史局限性也是比较明显的，比较突出的就是使本来就比较落后的农业发展受到资源制约，本来就比较贫穷的农村成为贫困的集中之地，本来就穷苦的农民成为贫困的重点人群。针对农民的普遍贫困，毛泽东提出：“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3］70 毛泽东提出了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构想。到1956年，有95%以上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同年出台的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合作社要对遭到不幸事故、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的社员酌量给以补助；对于老、弱、孤、寡和残疾社员，要在吃、穿、柴火、教育、死后安葬等方面提供保障，使他们生养死葬都有依靠。这是我国五保供应制度的雏形。集体所有制、农业合作社对于保障特困、极困对象具有一定的救济、救助意义。然而，这种“兜底”式救济并不能大规模、深层次地解决当时中国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7.7亿人，贫困发生率仍然较高。2. 1978年以后实行的是体制改革驱动的普惠式救济以1978年发源于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为契机和突破口，我国逐步取消了人民公社这种高度集中的劳动方式和过分单调的经营方式，并在全国推行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按劳分配制度、鼓励经营家庭副业、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等。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不仅解决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还为农村的工业化和以后的扶贫开发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此外，国家还通过提高农产品收储价格、改革购销体制和农产品流通体制，使长期存在的工农“剪刀差”现象得到改善，通过设立“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为欠发达地区提供资金支持，通过恢复设立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金融组织地位等具体措施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等等。这些措施的推行，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客观上产生了普惠式的减贫效应。（二）1986—2000年：开发式治理1982年底，国务院启动实施了“三西”（甘肃河西地区、定西地区和宁夏西海固地区）扶贫开发计划。“三西”扶贫在开发式扶贫、区域性扶贫、异地搬迁扶贫、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相结合等方面做出的探索，为后来在全国范围开展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扶贫开发积累了丰富经验。1984年9月，在我国扶贫开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 — —《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下发，明确要求“纠正单纯救济观点”“纠正依赖思想”，提出“依靠当地人民自己的力量”［4］539-540 兴办开发性企业、培养适应山区开发的各种人才等“开发式”扶贫的思想。1986 年，我国正式成立了专门的反贫机构— —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 年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标志着我国正式启动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扶贫开发计划。1990 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关于九十年代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请示》提出了90年代扶贫工作的新目标：在解决大多数群众温饱问题的基础上，转入“以脱贫致富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开发新阶段”［5］ 1385-1386 。1994年，为进一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实现共同富裕，国家制定、出台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了力争7年 （1994—2000年）
基本解决当时全国农村八千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目标，并明确提出了“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反贫困进入“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也标志着我国扶贫50
开发进入攻坚阶段。改革开放、体制改革直接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同时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地区发展不均衡状况加剧的情况。这一阶段，国家出台了针对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诸多优惠政策，对中西部省份通过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进行“定向帮扶”；加强贫困地区包括水、电、路、通信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环境和落后面貌，增强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后劲，“要想富，先修路”这一极富特色的口号就是从这一阶段开始的；通过低息贴息贷款、以工代赈、对口支援、初小义务教育等措施，从人财物上给予贫困地区必要的援助。而且，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种植业、养殖业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了农民脱贫致富；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农村劳务向城市输出，农民收入增长，增强了贫困地区经济内在活力和自立致富的能力。到2000年底，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由1986年的13100万人减少到3209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4%，我国率先完成了联合国千年发展八大目标之首的“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目标，为全球反贫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三）2001—2010年：系统治理跨入新世纪，我国区域性贫困得以缓解，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然而，扶贫工作也面临更为复杂的问题和挑战，如精神贫困、代际传递等问题凸显出来。面对这些问题，2001年开始，我国启动了第一个扶贫开发十年纲要 —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继续强调《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提出的“开发式扶贫”基本方针并做了补充和完善，增加了“综合开发、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贫困农户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6］1877-1878等提法，这就意味着扶贫工作不仅是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更重要的是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对贫困地区进行综合开发，不断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并且要提高贫困地区的生产能力、提升贫困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状况。几乎与此同时，国家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西部大开发实质上是针对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协调区域发展的举措，也是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协作扶贫的一种模式。为巩固温饱、推进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国家采取了诸多可圈可点的综合扶贫措施，打出了一套有针对性的贫困治理“组合拳”。比如，2003年开始推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以预防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同时表明医疗救助纳入了贫困治理范畴；2005 年通过的 《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2005年底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和2006年修订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对于保障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促进教育公平等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两免一补”（免费提供教科书、免除杂费，给寄宿生补助一定生活费）的规定，表明贫困治理越来越重视长期效应，关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发展问题；2004 年取消贫困县的农业税、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退耕还林计划和粮食直补、粮种和农机具补贴等一系列惠农政策，进一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进一步促进了农业发展、减少了贫困人口；2006年颁发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实现了五保供养从集体福利、农民互助到由政府财政提供保障的社会救助的转变；2007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对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规定，把扶贫开发与最低生活保障有机衔接起来，有利于稳定、持久、有效地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上述一系列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多项政策和措施的相继出台，表明我国贫困治理走向综合、系统治理之路。（四）2011年以来：精准治理2011年，国家酝酿制定了第二个扶贫开发十51
年纲要 —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年）》，提出了“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的总体目标，将农村贫困人口的标准提高为人均年收入2300元，并对“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等多种扶贫方式做了具体规定，成为这一阶段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纲领性文件。2013年11月，在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习近平第一次提出“精准扶贫”概念，向全国人民做出了2020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郑重承诺。这就相当于在全国、全世界面前划定了时间表，也是对全国、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要实现这一目标，意味着年均脱贫一千多万人，这在我国扶贫史上从来没达到的规模，在世界反贫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而且，经过多年的贫困治理，剩余的贫困人口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时间之紧、任务之重、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六个精准”“五个一批”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要求与主要途径。“六个精准”是2015年6月习近平在贵州考察时首次提出的，是指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五个一批”是2015年10月习近平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首次提出的，即根据贫困地区、人口的不同情况和现实需求，通过“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等多种途径和渠道帮助贫困人口脱贫。“六个精准”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指明了努力方向，“五个一批”是精准扶贫的政策工具，重在解决好“怎么扶”的问题。201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提出我国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必须“采取超常规举措，拿出过硬办法，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7］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把精准脱贫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污染防治一起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2018年5月底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又对未来三年如何实现剩余的三千万左右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提出了具体要求，更加凸显了党和国家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的决心和信心。这一阶段，我国减贫工作创造了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我国形成了系统的精准扶贫、脱贫顶层设计和科学减贫战略，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定力推动精准脱贫工作；各级党委、政府层层立下“军令状”，强化基层干部的责任意识，加强对扶贫资金的监管；完善督查巡查机制及考核评价机制，有效解决了“假脱贫”“脱假贫”“数字脱贫”“被脱贫”等形式主义问题。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丰硕成果，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贫困群众的收入大幅度增长，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