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观前人的反贪行为，不仅律令的言词不失严厉，而且特别重视对贪官的惩罚，“雷声”大，“雨点”也不小。比如，几乎所有王朝都不赦免贪腐之徒，异地做官的奇特之举更少之又少。然则反腐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常常按下葫芦浮起瓢。事情这般蹊跷，不能不使人思考。
贪腐是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而出现的，也可以说它是社会制度进步和人类本身进化的产物。不过，由此而断定贪污腐败具有积极意义，即使不算致命的错误，也是十分轻率的想法，有只看一点不及其余之嫌。某一事在一定阶段对社会有一种推动力，但当社会进入更高阶段以后，原有的那点推动作用可能消失殆尽，显露出来的是负面影响十分明显。贪腐虽是伴随着社会进步而产生的，但它是一群人剥削另一群人的形式之一，是“公权力”私有化的表现，是权力者滥用“公权力”的产物。
人类在原始社会处于纯朴自然的状态中，生产品无剩余，也没有财富的积累，私欲无从产生，更谈不到贪污腐败。一旦社会发展，原来管理公益事务的管理者，具有了主人性质，更多接触了物质产品，有机会侵占他人的劳动成果。《中国反贪史》说，在“五帝”时代后期，中国出现了贪贿现象。
《礼记》的《礼运》篇说，原始社会道德风尚是“天下为公”，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天下为公”就变成“天下为家”了，纯朴的社会风尚被重权谋、尚军事所代替。从此，贪贿产生了，反对贪污腐败的行动及其有关的伦理道德也相应产生。
这种变化蕴含的更深理论，学者可能有不少独到的分析，但我觉得有三点不能忽略。
其一，贪污腐败的由起与官员手中的“公权力”有关，同时，贪污腐败涉及到官场道德和官员的职业道德，因此反腐的重点是官员。
其二，人类性恶还是性善，历来有争议，几千年来没有一个定论。不管得出哪种结论，这么宏大的问题，对普通人而言不太重要，反正普通人活在世上，由着性子来的可能性不大。对官员而言，究竟性恶抑或性善，意义就大了，因为关系到规则的制定。原始社会的公共事务管理者跃进到阶级社会的官吏以后，贪腐便开始了。原始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阶级社会的官吏、贪腐者，三者究竞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呢?倘说所有的官吏都贪腐，那有夸大其词的嫌疑，然而若说官吏个个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能够“拒腐蚀永不沾”，恐怕也不现实。官吏是靠不住的，只要有机会，很容易成为贪贿者。
其三，军事力量孱弱可以动摇国基，贪腐严重时也可以动摇国基。发展经济，本来是为国富民强，贪腐却可以在富庶的旗幌下使国弱民穷。如果单纯重视发展而不重视反腐，发展带来的繁荣，将被贪腐所溶毁。
晚清时，李鸿章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李氏此举的历史意义不能忽视。但李中堂通过办洋务也发了大财。作过《李鸿章传》的梁启超，虽然对于时人盛传李鸿章富甲天下一说持怀疑态度，但也认为李氏有数百万金之产业，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通商银行等，均有李鸿章的不少股份，南京、上海等地的当铺、银号也是他的。除李鸿章外，其他洋务要员和官僚买办都发了财。至于用人，李氏任人唯亲几乎不加遮掩。
中国古代官僚制管理机构，呈金字塔形状，顶端的皇帝是核心，皇帝之下是各种等级的权力支配者，底端则是人数最多的小百姓。从上到下，架构是一样的。李鸿章居于帝王之下，而在一般臣子之上，全国范围内没有几个人敢挑他的毛病，他要什么便有什么，他看上谁便可以顺利提拔谁。只有他得不到皇权的青睐时，才会受冷落、遭弹劾。也就是说，整个官僚集团，与老百姓是相隔的，老百姓需要什么，官员不了解，官员怎样施政，老百姓不关心。这种情形下，官本位思想、官僚主義作风、行政腐败等等很猖獗，也被人视为很正常。
除了改造古代专制官僚制，遏制李鸿章实在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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