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只需一双假想的鞋
现在的医生就叫医生，或叫大夫，也有叫先生的。可有一段时期，好像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一线的医生，叫“赤脚医生”。当时，赤脚医生那可是了不得的，光荣！
那时有个电影叫《春苗》，说的就是一个扎根农村的女医生的故事。这个电影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励志篇，看了以后会让你热血沸腾。妈妈就是看了这个电影，一冲动报了名，去了农村的老家，做了一名光荣的赤脚医生。
其实，妈妈是不应该去“光荣”的，这“光荣”对她而言很危险。因为她是先天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二十二岁就在南京鼓楼医院做了分离手术。当时是苏联专家做的，手术很成功，但生育绝对不可以，如果生育死亡率在10%。我妈很固执，她说开刀就是为了生育，她本身就是个独女，孩子对于她来说重要。于是，次年就怀上了我，也就在这年，她报名去农村成了一名光荣的赤脚医生。她一冲动光荣了，可是，不但害苦了自己，也害苦了我。
那时，我父亲在内蒙古当兵，妈妈单枪匹马怀着没有出世的我，战斗在那个叫“大队”的地方。那里没有一座像样的房子，连瓦房也是没有的，所有的房子都是茅草盖的。保健站（医务室）却很“豪华”，是当时农民为迎接妈妈七手八脚地动手造的，两间，是全村唯一的瓦房，隔壁就是大队部。大队部是全村的最高首脑机关。医务室没什么设施和设备，就一个电炉，是消毒用的，一把手电筒，是夜间出诊用的，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是上面发的，还有些器械之类的。保健站就妈妈一个人，也就不分什么科室了，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内外妇儿喉，代看猪马牛”，大概就是现在城里说的全科医生吧。
那可是一个疟疾（打摆子）、二号病（霍乱）、天花很“时髦”的年代。
记得，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雷电交加。我和妈妈被急促的敲门声叫醒了，那时我好像六岁了。敲门的是一个村民，家里的孩子发热，可能是打摆子了。打摆子就是疟疾，发起病来抖个不停，且隔日就抖一次。听了村民简单的叙述，妈妈迅速穿好衣服背起药箱就随那个叫诊的人走了，好像身边根本就没有我的存在似的，把我扔在了诊室里。
其实，村民的家并不远，可妈妈好像走了很多个时辰，回来的时候天都快亮了。我听见村民对妈妈说：“先生，我去帮你把车用水洗一下，擦干净上点油。”妈妈说：“不用了，你扛车很累了，我来处理好了。”
苏北的道路不像苏南，很是泥泞，下起雨来根本没办法骑车。骑一段路可以，再骑一段泥巴就会粘满车胎，让车动弹不得，只有扛回家。妈妈刚坐到床边，准备换下一身泥污的衣服，突然感到床在动，一看，是我在抖。妈妈摸了摸我的头，滚烫。她当时很是吃惊，一时没了主意。医生就是这样，自己和家人得了病就会乱了思路，好像病就应该人家得似的，所以没有思想准备。
妈妈随即找了个薄薄的被子裹起我，抱着就去大队部给远在内蒙古的爸爸打电话，想告诉爸爸我病了。电话等了近半个小时才接通，妈妈在电话里狂哭，好像泪水能治我的病似的。
爸爸本来就不同意妈妈去乡下“光荣”，听说我生病了，他很着急很气愤，发了脾气，妈妈的哭声反而更止不住了。可爸爸的愤怒和妈妈的哭对我起不了作用，我还是在妈妈怀里一如既往地摆。妈妈泪干了，喉咙也破了，才想起这样是没用的。于是，她放下电话让人叫来了邻村的医生（大概也是赤脚的）来同她会诊。
没几天我的病就好了，只是个打摆子而已。其实，和一般人同样治疗就可以了，只不过当时妈妈的心情很复杂。一是没想到她出诊的那夜，把我一个人丢在诊室里我私自就摆起来了，对我没关照好，感到内疚；二是我毕竟是她冒死生下的独苗，万一摆走了，那就不得了，因为她不能再生育了，没办法弥补！
妈妈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也是远近闻名的才女，是当时唯一靠成绩告别土地的人。她人长得也很好，皮肤很白，以致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我怎么就那样黑。
据说，当时大队长对妈妈有点想法。有一次竟然动手动脚，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性骚扰。妈妈二话没说，给了他一个很响的耳光，很脆，一下子把他打肿了，半天都没好。
事后，妈妈很伤心地把这件事告诉了远在内蒙古的爸爸，希望他早点转业。可在那个“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紧张局势下，爸爸怎么能回来呢？爸爸让妈妈放心，等他回来就收拾那个他。后来听说那个他被人家告了，没等爸爸回来，就被政府判了五年，罪名是“破坏上山下乡”。
可不是嘛，妈妈是派来给群众看病治病的，是天使；他算什么，他最多是上级部门看走了眼，把杂草当了高粱，才当了个小官。妈妈说活该。
妈妈在农村几年从来没出过医疗事故，连差错也没有。这是妈妈年迈的时候引以为傲的事情。在她看来，医疗事故和纠纷不是什么技术问题，而是医生对群众的感情淡薄，没有理想没有责任心，只盯着钱。
她那时每月就拿二十三元，还要养我。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送红包的说法，但妈妈也不否认，经常有村民送鸡、送蛋、送大米和土豆给我们。通常她是不退还的，说声客气话或笑一下就算回礼了。她说那不叫受贿，都是些土地里长出的东西，如果你退还了就会伤群众的心。但后来妈妈告诉我一件事，说是她一生中做的唯一的錯事。
有个老乡，已生了两个女儿，可她还想生一个，就想让妈妈给她取下按规定带上去的环儿，说穿了就是想生个儿子。妈妈考虑了很久，走访了她家若干次，最终帮她取了。后来，那个女人怀孕了，躲到外地参加了“超生游击队”，真的生了个儿子。
带儿子回来后，房子被扒了，还罚了款，可她感到很幸福。为了感激妈妈，她装了一大筐农产品送来。东西妈妈没要，让她以后也不要再来了，好好地带孩子。
我问妈妈为什么要冒险帮她，妈妈说不是因为帮她要个儿子，是因为妈妈感觉她的两个女儿有点问题。一个女儿两岁了不会叫妈妈，另一个女儿四岁了走路像跳舞。哪个母亲都想有一个健康的孩子，男女无所谓，再说那个女人年龄也不小了，拖下去就错过了生育的最好时机。这件事妈妈一直觉得对不起党对她的培养和信任，以至于退休以后，妈妈和我说起这事时，还是感到很愧疚。
我对妈妈说，你不用多想的，党会原谅你的，按现在的政策，这样的情况是允许再生育的，另外党也希望人民的孩子都聪明和健康，你做得很对。妈妈听了很高兴，还有些成就感。
后来，我和妈妈回城了，爸爸也转业了。
在那个家长们疯狂给孩子找资料复习考大学的年代，妈妈并不注重我的文化成绩，整天带我去文化宫学琴，拉二胡，还专门为我找了一个没有回城的、原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整天把我关在一间破房子里，面前还放一面镜子，说是看手型，逼着我不断地拉。
后来，我还真拉出了个专业水平，报考艺校，专业成绩一流，通过了。进入了政治审查阶段，当然不是审我，是审我家里三代以上的背景。信函寄到爸爸以前所在的部队，不知道怎么回事，两个月也没回音。政审部门分析可能是有什么问题，把一个有问题的后代送到人民艺术的殿堂，那是很危险的。
就这样我没有通过。后来才知道，爸爸的老部队早就被裁了。
又过了两年，考学不需要政审了，妈妈说那就还去学医吧。说这话时妈妈很不情愿，很无奈，估计是怕我像她那样没鞋穿，最终也去做赤脚医生。后来我还真的学医了，鞋倒是没脱过，但也没做几天医生……
妈妈去世多年了，总想写篇文章纪念一下，可不知道写什么。妈妈太平凡了，平凡得让我无法表达，只剩下怀念。
而我怀念的方式也比较简单，就是想为长眠的妈妈买一双鞋，哪怕是一双假想的鞋，好让她不要再为那个赤脚的年代而感到寒冷……
我是老板我怕谁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感到周围仿佛有很多抡起的刀斧，随时都可能向我砍来，可我不怕，我是老板我怕谁？
其实，在老板多的当今，老板的概念已与钱没多大关系了，只是一种身份，或者说是职业而已。一句话，凡是不打工做经营的，都是老板，反之亦然。
十年前就不一样了，那时我可是真正的老板，很风光，走到哪里都有人前呼后拥，厂长、经理的喊个不停，很过瘾！可不知怎么的，一夜之间亏了，说实话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莫名其妙。亏得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逼我发工资的工人和一些随时都可以把我变成被告的债权人。他们整天盯着我，唯恐我跑了，上厕所和吃饭也都死死盯着。记得有一次，我肚子不好有点泻，在公共厕所里待久了。在外面盯我的是个女人，她大概是听不到厕所里屁滚尿流的声音，以为我翻墙跑了，竟然一个箭步跑进厕所，一看我还在，而且很严肃地蹲在那办我的事。她很尴尬地退了出去，自言自语道：怎么没声音了，以为你跑了呢。我很生气地回应说：什么没声音，上厕所一定要放屁，要有声音吗？
其实，那时我还真想跑，可我怎么跑，路费一毛钱都没有，上厕所的手纸也都是工人赏赐给我的，质地很硬，擦起来有粗砂纸的感觉，很不习惯。可人都到这个地步了，还讲究什么哦，反正不擦是不行的！
你说我是老板我怕谁？
当然，我的工人对我还是很好的，因为我平时对他们也很好。这些工人在我厂里都做了很多年头，赚了不少钱，有的回老家盖了新房，有的娶了媳妇成了家，很感激我。都说我不像老板，很善良。所以他们绝对不会对我诉诸武力，这是底线，知道我也是没办法。但他们不能白做呀，盯我逼我是值得理解的，谁叫我是老板呢？那些债主们就更理智了，都说我人好，是朋友，够义气。所以他们不但不扁我，还送香烟来给我抽。
以前需要贷款或借资去求他们，都送香烟给他们抽，现在倒好，反过来了。所以我拼命地抽，一天三包，反正是他们的，在极短的时间里把自己抽成了肺气肿。当然这是笑话，不过肺气肿是真的，抽烟主要是因为烦恼。
其实，话再说回来，当时，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更不会害我。害死了我，就没人给他们发工资，也没人还他们钱了，还可能为了我吃官司。把我这座青山留下，可能还有柴烧，最起码有个希望和盼头。
你说我是老板我怕谁？
后来，留下的青山当然变成了柴。要不然我哪还有雅兴坐在这写这样的东西。
其实我想说的是老板也是人，也有无奈的时候，不都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有钱和奸詐，相互理解，什么事都能解决好的。
麻烦不一定是自找的
我一直认为工作是个受罪的事，按部就班准时准点对于我来说犹如绑架，不自由也不自主。可我所认为的自由和自主，实在是很低级的，那就是不用上班或不要准时上班。
前不久，我去街道领了“就业证”，是个人交养老保险必须领的证件。证件领回来后我反复端详，很是感慨——这可是祖国给我的待遇呀！看着就有些激动，祖国真好！可冷静一想，这也许是我的命。你说谁，又有什么单位要我这样一个自由到泛滥的人上班，不失业才怪，发这个证给我算是发对人了，祖国的眼睛真亮！
祖国的眼睛是亮的，可朋友的眼睛就不一定了。
上个月就有一个眼神不好的做老板的朋友找到了我，要我去他那里上班。并且没等我开口就说不用我准时准点按部就班地坐班，一周去几次办公室就可以，说穿了就是让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看，大凡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这个德行。
没办法，这样优厚的条件再谦虚不去上班的话，那祖国也就不发我什么“就业证”了，直接给发个“救济证”了。再说了不上班谁给我烟抽，谁给我咖啡喝。何况失业以来闲了那么长时间，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不但有了脂肪肝，我怀疑甚至有了脂肪脑。
那就上班吧！
办公室设在闹市区的写字楼内，闹市区的车位是很紧张的，车停在办公楼内每月五百元，停在办公楼外的路边每月二百五十元。为了节省停车费我决定停在办公楼外的路边。
这是我上班的第一个月，按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方式计算大概也就是我第四次来办公室。
可坐下刚打开电脑，手机就响了，是楼下看车人打来的，说我的车在楼下被公交车给撞坏了，让我赶快下来。
唉，你说说，我那个小小的东西老老实实停在路边，招谁惹谁了？怎么就被一个大家伙给相中了呢？烦人！
于是我就匆匆地下去了，我倒要看看是个什么样的鸟人开的什么鸟车。
我下来一看，一辆公交車停在我车子旁边，再一看我的车，驾驶位那扇门是彻底没用了，倒车镜也不知落到了什么遥远的地方。
“你开的什么鸟车？”我气愤地对公交车司机吼道。
“我这不是鸟车，是公车。”司机说。
“还母车呢，你看看，你分明不是开过来是飞过来的嘛！”我实在是太气愤了！
“打122了吗？”我问。
“打了，他们不来，说没死人也没伤人，帮我们记录一下就可以了。”司机又说：“我也不想这样。”
“那是我想这样啊？”我反问。司机没声音了，可能自觉理亏。
不过想想也是，两辆车子相撞不像谈恋爱，都不想这样，都不情愿，但就偏偏凑合到了一起，还缠绵得你死我活。
“我是全责，你别急，保险公司的人马上来。”司机说。我这才抬头，一看公交车司机人好瘦，年龄也有五十开外。难怪他驾驭不了这个大家伙，我想。
等了半个小时，保险公司也没人来。撞也撞了，怎么办呢。看着司机一脸无奈的样子，我反倒同情起他来。司机递了根烟给我，我一看是南京人最钟爱的红南京。说实话我一般是不抽这个烟的，哪怕抽上海的红双喜。这烟在我看来和南京人性格差不多，说不上来的味道。为了打破尴尬我接了过来，也为了进一步打破尴尬，我又主动送上了火给他点上。
“很倒霉的，你看那个转盘洒了水，拐弯很滑的。我开车几十年了没出过什么事情，在公司是个多年无事故的标兵。这下完了，奖金没了，声誉也没了。”司机指了指地面的水说。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像是我错了似的，情绪十分低落。
“你看我这车停的，不但自己的车被撞了，还影响了人家的奖金，无意破坏了一个标兵的英雄形象”，可我是按章停车，也是个守法的公民。
“这样吧，我车钥匙和行驶证都交给你，你帮我处理完就好，随便怎么处理，只要恢复原样。”说完我把钥匙交给了司机。
“呀，我算遇到好人了，太感谢了，你放心，我一定做得让你满意。”司机有点激动地说。
“我这样的好人你还是少遇到好，免得影响你的奖金和声誉。这样吧，你就说我撞你的，就不影响你的奖金和标兵了，反正有保险公司埋单。”我说。
“好的好的，老板，太感谢了！”司机十分激动。
我回过头说：“告诉你，我不是什么老板。你呀，好好开车吧，真遇到老板你就麻烦了。”
我想，如果是老板还会放过你？现在大街上的老板很多，随便花几百块钱领个执照就是老板。
回到办公室，我的心情还是很糟，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俗话说得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可我没犯人，人也犯我了。
再说静止在那里的车，也不是人，它犯了谁呢？
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都是始料未及的，就像夜里睡觉，吊灯突然掉下来砸在肚子上，不但惊醒了好梦，还会有莫名其妙地委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