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琨双（1981-），女，汉族，辽宁省锦州市，讲师，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单位：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研究方向：英语教学与研究。
摘要：典籍英译是传播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同时，由于典籍是一种特殊的文本类型，因此其翻译难度较其它文本高，翻译方法也更为复杂，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典籍，蕴含大量反映古代中国的文化、历史、军事等多个方面的文化成分，从而使得理解和翻译的难度都相应地加大。中国历史典籍英译尚处于发展的初期，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或从事历史典籍英译的工作，但目前还缺少相对科学的理论体系和指导原则。翻译目的论是一种较新的翻译理论模式，也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目的论把翻译从源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译入者的新视角来诠释翻译活动。本文以胡志挥教授的《左传》英译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中部分译文的分析，运用目的论对翻译原则、文化特殊性、文本类型以及充分性翻译标准等基本观点的阐释，并结合《左传》英译本中的典型实例进行分析，从而论证了目的论对于中国历史典籍英译中特殊文化因素翻译策略选择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文化空缺；文化冲突；文化调节；历史典籍；《左传》
Abstract：Translators should be fully involved in dealing with cultural gap and cultural conflicts in translating Chinese historical classics.Through the analysis of Zuos Commentary o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a translator can adjust the cultural elements in Chinese historical classics when translating them into English so as to secure a fully understandable transmission.
Key words：cultural gap；cultural conflict；cultural adjustment，historical classics，Zuos Commentary o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一、引言
王佐良先生曾说：“翻译里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头有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外一种文化里头却要费很大力气去加以解释。”翻译是一种文化交流行为，它离不开文化的大背景，文化也因为翻译发生变化与更新。翻译首先涉及到的是意义，而意义常常与文化相关联，具有文化内涵意义，这就要求译者在进行语言操作的时候，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地域、民族、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形成了文化异质性，从而使翻译过程充满了矛盾，出现了“文化空缺”和“文化冲突”的现象。中国历史典籍蕴含了深厚而又古老的中国文化，这种文化空缺和文化冲突在历史典籍英译的过程中会表现得更为突出，也更容易给读者造成文化误解，为了避免这种误解，在历史典籍英译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对容易给译文读者造成文化误解的翻译进行适当的文化调节，以使译文读者能够理解到和原文读者类似的源语文本信息。
二、典籍英译的意义
《辞海》对“典籍”所下的定义是：典籍，国家重要文献。《盂子·告示下》，‘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受宗庙之典籍。’赵歧注：‘谓先祖之法度之文也。’亦统称各种典册，书籍。不难发现，典籍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文献、典册和书籍（相当于英语的“Classics”），所以中国典籍，是指中国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典籍作品。这就要求我们在作典籍翻译时，不但要翻译文学作品，还要翻译医药、经济、军事、天文、地理等诸多方面的中国古典作品。此外，我国是一个拥有56 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上，其他各族在其各自的历史上也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有自己的典籍作品。另一方面，由于语言、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这些作品很少被译介到国外，因此，我们也应该把这些宝藏翻译到外国，让世界更好、更全面地了解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明。所以，在从事典籍英译时，我们不但要翻译包括《诗经》、《周易》、《红楼梦》、《三国演义》在内的文学作品，也要翻译诸如《齐民要术》、《千金方》、《孙子兵法》等非文学作品；不仅要翻译汉语的各种典籍作品，也要翻译其他少数民族的典籍作品。唯有如此，才能称得上完整地翻译中国典籍作品。
中国与欧洲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数百年，但是中国典籍作品首先被译介到欧洲是从近代开始的。从1590 年，西班牙传教士雅各布翻译《明心宝鉴》（Precious Mirror of the Clear Heart）（成为“中国文学译成欧洲文字的第一本书”），19 世纪末，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翻译了《春秋》、《礼记》、《书经》、《易经》、《老子》等，到现代的David Hawkes翻译的《红楼梦》（The Story of the Stone）。不难看出，这些中国典籍作品的翻译绝大多数是由外国人完成的，外国人将中国典籍作品译介到国外，无疑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让非汉语民族了解中国文化和文明，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就认为《红楼梦》、《金瓶梅》这类长篇小说“能使我们充分了解当时中国的生活”，同时也为后人更好地复译这些作品奠定了基础。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外国人翻译中国典籍的不足。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著名翻译家韩素因女士也曾指出，对外翻译要考虑到文化差异问题，要注意传达出原意的实质，因为外国人对中国的事务并不都了解。典籍翻译更是如此，古代的思想和事物与现代的思想和事物差异悬殊，又因为语言的原因，即便是现代的中国人在阅读此类作品时，也有许多匪夷所思的地方。因此，外国译者在翻译中国作品时，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完全理解原文。如果理解有误，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误译。如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在评价英国译者亚瑟威利的译作“The Book of Songs”（《诗经》）时说，他翻译的《诗经》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但他在译文中用了“castle”（城堡）一词，而中国人是从未有城堡这类东西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古典名著的内容博大精深，社会文化内涵丰富，西方的译者往往抓不住原著的精髓，误译的地方较多。许多按字面意义翻译的‘直译’使西方读者不知所云，未识中国传统文化宝库真面目的‘意译’又使西方读者不得原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