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变迁，社会大众对风险的感知在增强，大众的不安全感不仅仅来自于治安环境方面，社会风气、政治环境、经济条件、个人权利、信息使用等方面都影响公众的安全感，因此安全感研究不应该局限于原来的范畴，应该从更加宏观的、多学科的角度来理解和研究安全感。安全感不仅仅是关乎心理健康和社会治安状况，应该从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出发，着眼于制定避免和化解风险、降低不安全感和焦虑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政策。本研究基于这样的观念，关注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加剧、社会阶层差距加大情况下不同群体的安全感会有怎样的表现，“风险分配”的不公平会以怎样的程度存在。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在全国进行的“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全国抽样调查”。
一
(一) 整体安全感
统计结果显示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达到了“比较安全”的程度，食品安全介于“不大安全”与“比较安全”之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普遍意义上的人身、财产安全的评价基本上是“比较安全”的水平，高于交通、医疗、劳动安全。如果把“很不安全”和“不大安全”合并统计，感到不安全的比例是：食品29%、交通28.1%、医疗26.2%、财产16.9%、劳动15.1%、人身15%和个人信息与隐私10.1%。
（二）不同社会群体的安全感
1. 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
男性在财产和人身安全感上虽略高于女性但没有达到显著程度，而在其它各项的安全感上女性高于男性，这一结果与人们一般的想法不太一致。在达到显著程度的劳动安全上，如果说女性安全感高可能是由于男性从事的工作风险更大一些，或者可以从风险与责任有着内在关联的观点来解释。而在另一个达到极其显著差别的交通安全上，男女性面临的环境应该是同样的，这一差异只能用风险感受的差异来解释。总的来看，男女之间的安全感非常接近，从风险社会危险和风险的普遍化来解释就是男性和女性要面对同样的危险和风险。
2. 不同年龄群体
除了医疗安全外，不同年龄组群体在安全感的各项评价上都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统计数据给人的整体印象是老年群体的安全感最高，特别是55～59岁组群体，而青年群体安全感评价最低，特别是18～24岁组。
老年人安全感最高的原因可能是他们一些人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生活、工作压力相对较小，也就是责任感在降低，感受的社会风险可能会较低；而对于18岁到24岁的青年来说,他们面临学业、就业、情感、婚姻、家庭等方面的压力比较大，刚刚进入社会，开始独立面对社会风险，承担社会责任，因此他们感受到的风险和社会不安全会更加强烈。
3. 不同健康状况群体
在问卷中要求被调查者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自我评价，对于身体状况不同自我评价的被调查者进行比较发现，不同健康状况群体之间在财产安全、医疗安全、食品安全和劳动安全上存在极其显著差异，在医疗安全上表现出明显的趋势，就是身体状况越好安全感越高；其它三项中也基本表现为身体健康状况越好，安全感越高的趋势，但在个别单元有例外。
身体的健康状况自然会影响到人身安全感，身体健康的人对于医疗不安全和风险的认知和体验较少，医疗的安全感就会高，身体的健康状况也会影响到对于人身、交通、食品和劳动安全的感受。
4. 信教与不信教群体
有宗教信仰群体与无宗教信仰群体仅在个人信息、隐私安全评价上存在极其显著差异，有宗教信仰者的个人信息、隐私安全感高于无宗教信仰者。
宗教信仰如何影响人们对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的原因可能很复杂，可能由于信教者的人际关系张力更小，与周围的人相处更融洽。另外，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把信任看作是影响风险的重要因素，对信教群体和非信教群体在问卷中信任问题上的总分进行分析发现，这两个群体在信任总分上的得分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信教群体的信任平均分高于非信教群体。
5. 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
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在安全感的各方面均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而且在各项目上非常一致地表现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安全感越低的结果。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认为，风险是知识依赖的，现代社会许多对人构成威胁的危险、风险因素不再是依靠自己的经验，依赖自己的身体能力来进行判断，而是需要不同领域的专家来判断，而专家判断是作为知识传播的，影响着人们的安全感。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与接触知识和风险信息之间往往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较高受教育程度个体具有较高的风险感知能力而使他们有更高的不安全感。
6. 不同专业背景
不同专业背景群体在医疗安全上存在显著差异，在食品安全和个人信息、隐私安全上存在极其显著差异。在这三个方面，经济、管理类专业背景群体的安全感最低；在医疗安全上，理工农医类专业背景群体安全感最高；在食品安全和个人信息、隐私安全上，综合或部分专业群体的安全感最高。
上面已经分析了知识水平与风险感知以及安全感的关系，对于不同知识背景的人来说，他们的知识面不同，了解的风险信息也不同，安全的感受也不同。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对风险的方式和态度也可能不同，自然科学对于危险知识的判断在不断衍生出的新的风险下已经失去了权威地位，使得非专业领域中的人们的不安全感提高。
7. 不同职业群体
不同职业群体在安全感各项上的评价均存在极其显著差异，从事农村家庭经营和个体经营的群体在各项安全感上的得分都是最高的，具有最高的安全感。进一步分析人身、财产安全评价发现，从事农村集体经济，在三资企业、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和党政机关工作的被调查者的安全感最低；在劳动安全上党政机关、三资企业、社会团体及自治组织和农村集体经济的安全感最低；在个人信息、隐私安全上国有事业、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党政机关的安全感最低。
从统计的结果看，不同职业群体中安全感高的是那些与组织联系不密切的群体，按理说这些人群享有最低的风险保护，无论是医疗保障还是劳动保障他们都无法和企事业单位、党政机关工作的群体相比，为什么他们反而具有更高的安全感呢？是他们在长期独立面对危险和风险上培养了应对能力吗？是他们更有承受力，还是他们的风险意识更低？而对于那些安全感低的职业群体来说，一方面是知识因素的影响，他们更有风险意识，另一方面可能与他们对组织的更高的风险化解依赖有关，与他们更高的安全预期有关。
8. 不同生活水平群体
问卷调查中要求被调查对象对自己的生活水平进行评价，分为“上”、“中上”、“中”、“中下”和“下”五个等级，对自我评价不同的五个群体比较分析发现，他们在财产安全、人身安全和医疗安全上的评价存在极其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人身、财产安全上处于中等（包括“中上”、“中”和“中下”）的被调查者安全感最高，生活水平处于“上”和“下”的被调查者的安全感低；在医疗安全上，生活水平越高的被调查者医疗安全也越高。
生活水平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的是财富分配的结果。贝克认为风险分配与财富分配不同，“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对比不同生活水平下个体的安全感评价是否能够看出“风险分配的逻辑”呢？通过生活水平自评不同的五个群体之间的比较，在差异显著的医疗安全上，生活水平越高安全感越高，这似乎说明，对于并非普遍的风险上，财富的分配可以影响风险的规避和分配，而对于另外两个存在显著差异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上似乎就没有明显的风险感受差异，生活水平高的人和生活水平低的人安全感都很低。
9.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
问卷调查中要求被调查者对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进行自我评价，分为“上”、“中上”、“中”、“中下”和“下”五个等级，比较五种不同自我社会经济地位评价群体，他们在交通、食品安全外的其它方面均存在差异，其中医疗安全达到了极其显著程度，其它均为显著程度。在医疗安全评价上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感到安全的结果；财产安全表现为中等社会经济地位（包括“中上”、“中”和“中下”）群体安全感高，社会经济地位高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群体安全感都低的结果；人身安全上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包括“中上”和“上”）安全感高，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安全感低；医疗安全和劳动安全上表现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安全感越高；个人信息、隐私安全上的结果也表现为社会经济地位高安全感高的趋势。
10. 不同工作性质群体
问卷调查中把被调查者分为“很高专业技能”、“较高专业技能”、“半技术半体力”和“体力劳动”四种类型，统计结果显示四种类型群体安全感评价均存在极其显著差异，整体上看越偏体力型的群体安全感越高，越偏技能型的群体安全感越低，即使是在劳动安全上也出现了这种结果。
所从事工作的技术性高低应该是一个中间变量，它受知识水平，或者说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因此才会出现即使是劳动安全方面，体力劳动者的安全感也会高于技术型工作者的安全感这样看似矛盾的结果。
（三）不同地域群体的安全感
1. 不同社区类型群体
调查结果显示，不同社区类型的群体之间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农村社区在各方面的安全感最高，其次是农村社区转变成的城市社区（只有人身安全一项例外）；安全感最低的是别墅区和高级住宅区（只有在劳动安全上低于单位社区），其次是单位社区和普通商品房小区。
居住类型直接关系到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同时不同的居住类型也大致说明了不同的社会身份地位，结合农村居民的安全感高于城市居民的安全感的结果，应该说这一结果与前面的结果是一致的，只是表现角度不同。
2. 城市居民群体和农村居民群体
农村居民群体和城市居民群体在安全感各项上的评价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而且表现为农村居民的安全感高于城市居民。
（四）影响安全感的相关因素
可以看到上面的分析群体存在很大的相关性，如生活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如居住社区和城乡居民群体，工作性质和受教育程度等，这些相关的因素影响我们对于不同群体安全感高低的解释。另一方面，安全感受到许多相关因素的影响。
从相关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安全感的不同方面之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极其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的相关最高。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和性别的分析与前面的分析是一致的，除医疗安全外，安全感与年龄之间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就是年龄越大安全感越高；受教育程度与安全感的各项均存在极其显著的负相关，就是受教育程度越高安全感越低。生活水平与社会经济地位这两个变量的相关性非常大，相关分析显示二者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而且这两个变量与受教育程度也存在正相关。
相关分析显示，社会治安与财产、人身、交通和医疗安全感之间呈负相关，就是社会治安压力越大安全感越低；社会风气与交通之外的各项安全感呈负相关，也就是社会风气的压力越大安全感越低；社会稳定、社会支持和社会信任与各项安全感均呈正相关。社会支持和信任与人的内在安全感相关联，发展心理学认为人格发展中社会支持可以使得个人对于重要他人产生适当的依恋，进而产生安全感；同样信任也是人格发展中与这一过程密不可分的，信任关系产生安全感。
二
（一）安全感与不安全时代
英国社会政策学家维尔认为，现代社会进入了“不安全时代”，不安全已经渗入到人们生活的结构中，变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经验和希冀梦想的模板。从问卷调查的数据看，基本上呼应了维尔的这一命题，调查样本整体的安全感不高，比较多的人认为不安全，特别是食品安全感极低。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人们感到没有什么放心的食品，这是造成食品安全感低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社会降低了许多以前大量存在的危险，但为什么现代社会人们的安全感反而低呢？在科学技术不发达时期，人们对食品安全了解很少，在没有解决温饱的时期，人们更不会关心食品安全的问题，而食品检验技术的进步和食品监管的开展应该是起到了增加食品的安全性的作用，但同时也使得人们的食品安全风险意识提高了，安全感降低了。
（二）安全感与安全
安全的评价是困难的，因此著名人类学家道格拉斯提出了“多安全才算安全”。安全、不安全的程度只是相对而言的，很难说怎样的状态是绝对的安全，怎样的状态是不安全。人们对安全感的判断是一种主观安全感受。而这种主观的安全感受与个人对于风险的认知密切相关，所以，安全感的衡量同样是困难的。
为什么身处同样的社会，一些人长期处于焦虑不安的状态，感到到处都是威胁和隐患，而另一些人却不以为然，即使身处危险环境也充满信心？从前面关于安全感的回溯中我们可以找到对此问题的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内在安全感，面临同样的风险，那些发展过程中形成健康安全感的人更倾向于平静面对，而另一些人的反应则可能比较过激；另一种是从外在的安全感解释，由于不同的知识背景、身份地位等因素，人们对于危险和风险的感知是有差异的。很多时候这两种原因可能不是截然分开的，难以看到他们独立的作用，安全感随着年龄增加而增高的趋势似乎说明了人的发展和对环境适应的作用，似乎是内在安全感的作用，但是，由于青年人往往比老年人具有更多的知识，也就可能有更高的风险认知能力。
（三）风险配置、风险的容忍度和安全预期
我国现阶段发展不平衡，还处于传统社会类型和现代社会类型共存的时期，不同的区域和个体经历着从前现代到现代，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型。如果以面对的风险是个人风险还是普遍风险来看，本研究安全感调查中所涉及的风险应该是兼而有之，既包含传统的个人风险，也包括普遍的全球风险。以食品为代表的安全可能是全球性环境污染和一些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后果，如转基因技术带来的全球性食品不安全感。人身、财产安全可能要面对刑事犯罪的威胁，也可能面对的是全球性的恐怖主义、金融危机。
为什么问卷调查显示，高受教育程度群体，安全保障相对高的城市居民群体，分享改革开放成果比较多的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者群体，生活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从事高专业技能的从业者群体，高档居住社区的居民群体却表现出了比较高的不安全感呢？这种安全感之间的反差说明什么呢？是否说明财富、地位等方面的优势并未发生风险的转移呢？通过一些现象的分析就会发现，这种风险随财富、地位优势配置的现象是存在的。如许多国内城市的犯罪率统计都发现，外来人口犯罪率很高，占犯罪人口60%左右，一些城市更高，同时，外来人口受害的比例也达到了60%甚至90%。居住区域、社区类型、防盗设施这些财富、地位方面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的风险分配。今年太湖的蓝藻大爆发，这似乎是区域内普遍面临的健康风险，但财富、地位不同的人面临的危险可能是不同的，经济条件不同的人会选择饮不饮用自来水，装不装滤水设备。因此，财富的不平等决定着风险的不公平。而且，财产、地位影响下的风险配置为前提的这种安全感反差更是风险不平等和不公平的体现。
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下，人们面对的风险、危险是个体性的，每个人可以容忍的限度也是不同的，这就会造成安全感的差异，本研究中发现的安全状态与安全感的负相关关系正是说明了这种风险认知和风险容忍度的反差。即使在面对较高的安全状态，但由于风险容忍度很低也会出现更低的安全感。风险容忍度与内在的安全感似乎更有关联，内在的安全感太低，风险的容忍度也会低，那些长期习惯了组织和社会化解风险的群体，形成了过度的风险化解依赖，表现为集体性的内在安全感较低，风险容忍度也自然低。另一方面，长期处于相对较高的安全状态也可能会提升人们的安全预期，使得人们对安全的要求更高，因此安全感也会更低。但是，也应该看到调查中城乡之间、阶层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安全感的差异共同受教育程度这个中间变量的影响，而这个变量也影响着风险认知、风险意识，进而影响了安全感。
（四）安全感与社会安全政策
整个调查结果最突出的两点就是安全感低和安全感与安全状态的反差，对于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提高社会的安全感，对于第二个问题可能更为复杂。也许这两个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改善安全状况得到改变的，这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基础。
但是，从风险社会的理论来看，“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吉登斯），另一方面由于人类认识到自身理性的局限性，自身行动后果的不确定性，以及对于科学的解神秘化，特别是人类自身知识积累使得风险感知增强，使得人们的不安全感将普遍增强，处于风险焦虑中。在风险已经成为人类无法逃避和改变的残酷现实的情况下，人类所能够做的是寻找和达到“可容忍的界限”——多危险还可以接受。
但在并非处于真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面对风险配置的问题，在风险化解资源不均衡的情况下，如何最大限度地使得民众规避风险？这个意义上的风险配置是风险最小化分配，安全感无疑是风险分配的依据之一，一个重要的参照指标。社会安全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如何设计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风险，减少民众的不安全感，降低社会焦虑？
提高社会成员的安全感有两个途径，一是改善社会环境，一是社会教育。具体地就是一方面要尽量创造条件满足人们的安全需求，同时通过风险教育提高人们面对风险的承受力。
按照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观点，安全需求是在他的需求层次中的第二层级的基本需求，是在生理需求满足之后才会出现的。英国医学伦理学家多伊尔和社会政策学家高夫虽然也认为安全需求是非常基本的需求，但他们不同意马斯洛把人的基本需求看作是一种驱力，也不同意马斯洛提出的需求顺序，他们认为人类有共同的基本需求，这就是生存与健康和自主，而这两种基本需求要靠中介需求来满足，而中介需求包括了：适当的营养和水、有保护功能的住宅、免于危险的工作环境、免于危险的物理环境、适当的健康照顾、儿童安全的成长环境、重要的基本关系的建立、安全的物理环境、经济安全、安全的节育与养育以及基础教育。可以看出，这些中介的需求绝大多数反映的正是人类的安全需求，因此只有制定适当的社会政策来满足人们的这些中介需求，创造适合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条件才可能使人们有较高的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