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表演、谈创作，石维坚追求自然，要去生活里找答案；谈人生，他的坎坷和悲痛都化作创作的源泉，笑看时代风云变幻。
没有电梯的老式楼房，楼道里堆着过冬的萝卜、白菜、大葱，还有童车和杂物，一路上到顶层就是石维坚的住处。客厅很小，书橱里摆放着一些纪念品和小玩意，引人注目的是墙上贴着的一张长长的黑白集体照。石维坚一身户外装束面带微笑说话慢悠悠地，“怎么想起来采访我这种‘老人’了?都是不时髦、落伍的人了!”
已过75岁的石维坚，其实很潮，他发短信很快从2002年起就开始用电脑。80年代，因为《天云山传奇》里的罗群，石维坚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演员，1991年身为演员的他又出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为剧院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退休之后的他仍不间断进行创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为好几十人解决了住房问题。他是演员，也是明星，可他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他爱运动，一直坚持去公园跑步。尤其热衷于爬山，每次出门他的夫人李玉芙都怕他出危险，不过他还是偷着把名山都爬遍。谈表演，谈创作，他追求自然，要去生活里找答案；谈人生，他的坎坷和悲痛都化作创作的源泉，笑看时代风云变幻。
投身“革命”
1935年春，石维坚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县博里镇孙家庄。他头一次看戏看的是淮剧《吕洞宾三戏白牡丹》，是趴在从各家各户搬来的门板搭的临时戏台前看的。40多年后，那个趴着看戏的小男孩没想到自己在影片《八仙的传说》中扮演了吕洞宾。1946年，母亲病逝，他在家乡为母亲守完灵，又赖了好一阵子，才随父亲到了上海。
那时上海刚刚解放，石维坚在国立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读书，是学生会戏剧组组长。他在上海第一次看到了电影，因为家里很拮据，所以没看多少。但像国产片《国魂》《丽人行》《松花江上》《表》《腐蚀》《夜店》，还有《人猿泰山》《战地钟声》等好莱坞电影他都看过，而且印象深刻。那个时候好莱坞电影很多，他更喜欢看的是国片，看了这么多电影，演员在他心目中是很美好的。年少的时光里，演戏、游行，街头宣传，石维坚样样不落，因为表现积极，14岁的他被破格吸收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培养学馆招生，石维坚报了名，家里反对他当演员，让他继续学机械，谁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拿一个铁饭碗。但石维坚不听这一套，幼年丧母的他，内敛善感，但也非常固执，认定的事非做不可。就像家里给他定亲，说那个女孩子多么漂亮，但他死活不答应，这一次也是，全家除了父亲集体反对，可16岁的石维坚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已经开始模模糊糊地要个人自由了!
初考时的情景仿佛在昨天。本来信心满满的，但看着周围其他考生阵仗，石维坚心里开始犯嘀咕。自己一身机械学校的旧制服，围着姑父送的红黑格子围巾，在人群中显得那么寒酸——旁边的考生有的甩着长发背诗，有的在练发声，一只手捂着鼻子，发出呜呜啊啊的声音，在寻找鼻腔共鸣，还有的穿着烤花呢子大衣，脖上围着白纱巾。不过，幸运的是，他被录取了。
上课的第一天，学校的老师告诉他，“从今天起你们参加革命了!”参加革命的最初标志是每人发两套灰布干部制服，男的是中山装，女的是列宁装，不分男女戴的都是八角帽，每月还发42.5元的生活费。从那时起，石维坚每月交给家里20元补贴家用，他打心底里感到高兴，自豪。
青春步伐
在学馆的日子是石维坚打下表演基础的开端。学馆的师资力量强大，每个学生都配备一个老师，黄佐临院长要求学生们边学习边实践，白天上课，晚上演戏，每天都很充实。1951年，他们被派到上海北郊大场区搞土地改革，石维坚一个人负责一个村子，虽然他只有16岁，可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叫他“工作队同志”，叫得他好生得意。然而，为了便于管理，学生们都集体住在镇里，白天到村里工作，晚上回镇上睡觉，“走夜路”成了石维坚的梦魇。黑咕隆咚的荒郊野外，夜深人静，一棵小树、一个土堆都成了他眼里的妖魔鬼怪。偶尔的青蛙“扑通”一声跳下水，或是鸟儿“扑棱棱”飞起来都能吓得他心跳加速，一阵小跑。后来，他索性大声唱歌壮胆，一路唱到镇上，到屋里时已是全身冷汗了。
好在时间不长，土改后石维坚被调到上海人民大舞台。不过，那个时期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石维坚又开始参加上海京剧院“三反”运动的打虎队工作。有趣的是，学习表演的石维坚在生活中发现了比在舞台上还卖力表演的代表。在一次全院揭发大会上，一位姓曹的小花脸演员跑上了台，用又高又尖的嗓门喊道：“同——志们!”——和后来样板戏中的叫法如出一辙。接着他继续喊：“他——贪污了八百万，八——百万哪!”同时还运用身段来加强语气。在场的话剧演员们哪见过这阵势，差一点喷口大笑。为了不笑出声，他们拼命捂着嘴或咬着牙。这件小事被石维坚记录了下来，作为观察生活、体验生活的心得。
“三反”运动结束后，石维坚被派到上海提篮桥区参加“五反”运动，这是他第一次一个人被派到院外工作，深感到组织上对他的信任。在那个年代，还有什么比组织上的信任来得更重要呢!检查队的人都被安排住在新雅饭店，那是一家高级酒店，但他们在房间里打地铺，男男女女的都挤在一个房间里，充满了革命的气氛。他和当时的好多年轻人一样，心中装的是保尔、卓娅和舒拉。经过了这几次运动，少年石维坚开始逐渐成熟，一股与年龄不相称的老成浮现出来——一位从工厂来的中队长问他多大了，他说17岁对方不相信，查了他的有关证件才相信，这让石维坚很自得。
1953年，石维坚和战友们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此期间他参加了两部戏，对他颇有启迪。一是话剧《刘胡兰》，当刘胡兰被敌人残酷杀害后一群解放军战士在烈士像前高呼“一个刘胡兰倒下去，千千万万个刘胡兰站起来!”他演其中的一个战士，彩排的那一天，喊口号时石维坚激动不已，泪流满面，忘了自己在演戏。身边的陈奇拉着他的手说：“你今天放光了!我们看到了你在舞台上的激情。”而这份激情正是来自于他慰问志愿军、解放军，深入部队生活得来的。演员在舞台上要真实、要自然、要激情，而这基础来自于生活，这是石维坚在上海人艺学习和工作得到的最主要收获，也影响了他以后的整个演艺生涯。
四个小戏
1956年8月，石维坚从上海调到北京，成为中央实验话剧团的一名演员。谈起此事，石维坚讲道：那个时候领导找我谈话，问我对调到北京去有什么想法?我很纳闷，我能有什么想法?不都是组织让去哪就去哪吗?
实验话剧院的院长孙维世是对他这一生影响极大的人，她认为在实践中学习是最重要，不可以轻视任何一个实践的机会，不能轻视任何小角色。她对石维坚说：“小石，正剧，悲剧、喜剧，闹剧，正面、反面、中国的，外国的各种角色都要演，这样戏路子才会宽，如果认为自己是演小生的，就只演小生，那么，你的艺术道路会越走越窄。”这些教导对石维坚的创作道路都有
重大影响。
1958年，正值大跃进时期，周总理看完了中央实验话剧团演出的《棠棣之花》，提出演员们要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于是那年夏天，实验话剧团的演员们到了张家口地区的涿鹿县，再分成若干组深入到不同的村子里。石维坚所在的小组分到温泉屯，正是丁玲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地方。也许是借了丁玲创作的灵光，石维坚听老乡讲丁玲，讲小说，唠村子里的人和事，一直坚持记表演心得的他开始有了创作剧本的冲动。日子长了，他写了四个小戏出来，自己也不知道算是独幕剧还是小品。他们先排练，然后演给本村的老乡看，听取意见；各个组再汇总成一台戏，步行到相距60多里地的各村去演出，很受老乡们的欢迎。回到北京后，同行们说石维坚创作的剧“清新，有泥土的芳香。”后来，欧阳予倩老院长建议，将这些小戏串起来组成一台戏，作为国庆献礼剧目。总导演孙维世亲自督导加工，最后把剧定名为《桑干河上喜事多》，成为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剧目。
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年轻人很多，孙维世导演让青年演员们报自己喜欢的剧目准备B组的演出，石维坚报了《一仆二主》和《桃花扇》。他在上海也做过B组演员，但都没轮上演出，平时只不过演了几个群众演员，谁知道这一次，两个戏他都上了。
邂逅电影
1974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进行了八年，电影创作逐渐恢复，长影要重拍《平原游击队》，找到了石维坚，让他试试演团长。石维坚被制片主任带到导演武兆堤家，武兆堤看了石维坚一眼，和制片主任说，别给他试团长了，给他试李向阳。另外一个副导演总觉得石维坚不是李向阳，石维坚和演员组的组长说：“他觉得我不是李向阳，但是他得相信我是一个演员。”当时有五个人试李向阳，其中三个人试了胶片，武兆堤看了胶片之后和石维坚说，你高兴只要心里头有就行了，不用特意用眼睛表现。这是他给石维坚上的第一课，电影和话剧不一样，情绪要用心表现，而不是借助剧烈的面部表情和大幅度的形体动作。
后来在长影的标准放映厅试看样片，长影领导看完后指示，马上让石维坚配音，配完后送北京审查请中央领导定夺。石维坚回北京等信儿，几个月过去了，剧组没有—点儿消息。过了两年，电影已经出来了，一次长影那位领导来北京见到石维坚说，哎呒小石啊，我们都已经定你了，但你们单位说你是反革命，没办法，我们又多花了两万块钱，找了40多个人，最后定的李铁军。其实那个时候，石维坚已经被平反了。
“文革”来势凶猛，很多人都惨遭罹难。石维坚的父亲和后母双双跳了黄浦江，87岁的老祖父在农村听到儿子儿媳双双身亡，孙子又成了反革命，他老人家硬是在床上躺了11天，不听亲人的劝阻活活把自己饿死了。而石维坚从北京逃到哈尔滨，结果在那里被关进了“小愉流氓学习班”和收容所。到了后来他又能演戏的时候，别人说，苦难的生活对于创作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他很认同这一点，只不过，这代价太高也太惨了。
在《平原游击队》之后，北影，上影、八一厂都来找石维坚拍戏。北影要他演《烽火少年》里的大皮靴叔叔，服装都做好了，结果单位的领导听说石维坚试镜成功，马上和他说，哎呀，让你试你就试呗，干嘛还成了啊?后来导演董克娜打了个电话过来，“石维坚啊，我没有办法说什么，我只是告诉你一句话，急得我半夜给你们领导打电话，落实政策执行政策真难啊!”石维坚去找单位领导询问，是不是因为过去的问题他像“特嫌”似的要内控，不能演主演啊?单位领导对他说，“没有这回事，是人家不要你。”就这样，上影的《战船台》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没去成。
出演《熊迹》
一直到1975年，彭宁和李前宽来找石维坚演《熊迹》时，他还被单位拦着。李前宽很有韧性，为这件事跑了四个月。文艺局的马少波被他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感动了，答应帮忙。那天，发着40度高烧的李前宽把石维坚叫到东总布胡同招待所，然后让石维坚在那等着，他去石维坚单位问话，不管怎么说，这是最后一锤子买卖。石维坚就在屋里一直等，过了很久，门被撞开了，李前宽也不走进来，整个人就倚在门框那儿，脑袋挨着门就像看罪人似的看着石维坚不说话。“成了!”石维坚猜，过去狠狠打了李前宽一拳，就这样，才主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熊迹》。
《熊迹》在上海上映后，石维坚以前的同事们把电影院门前的大海报剧照拍下来寄给他看，都为他感到高兴。可以拍电影意味着他政治上终于清白了，不再是反革命分子了。自此，石维坚正式走上了大银幕，“四人帮”倒台后他又拍了《并非一个人的故事》。谢晋在看了他这两部电影后找到他，请他出演《天云山传奇》中的男主人公罗群。
影片中罗群被打成右派后，饱尝了命运的艰辛。他的遭遇其实也是许多人在“文革”中的遭遇，电影上映后反响巨大，人们在电影院里为罗群流泪：不过电影的敏感也引来了外界不少非议声，但更多的人看了《天云山传奇》之后写信给石维坚，“如果你因为拍了这部电影要去坐牢，我替你去!”还有一位哈尔滨的大学生给石维坚寄来了他在大学期间获得的三枚奖章，一枚给他，一枚给导演谢晋，一枚给原作者鲁彦周。鲁彦周拿着奖章说，这是最高奖赏啊!但就在《天云山传奇》获得金鸡奖和百花奖的同时，还有六个省市禁演这部戏。1983年，石维坚又和谢晋合作了一部戏《秋瑾》，他饰演国父孙中山。
在《八仙的传说》中，石维坚饰演的吕洞宾要同时变化五种不同的角色，他做到了。而《金色的晚秋》中，为了体验角色他下到工厂工厂里的小青年说，我们这的工程师可不是穿个风衣、戴个眼镜那种样子的人，这件小事对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饰演过孙中山、刘邦、侯鉴英、罗群，李白，曹雪芹，茅以升等各种不同的角色，每次创作都是一次深入生活，从生活中寻找的过程，对于石维坚来说，生活永远是创作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