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20世纪初期的发展，电影作为一种新的视听娱乐媒介拥有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其所具备的教育功能也开始为社会所瞩目，美国电影研究会启动“佩恩基金研究”项目、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对教育电影的推崇等，都体现了社会对电影教育功能的认知。对早期电影教育功能观念的梳理，有助于重返历史现场，对电影史、电影与社会、电影与观众的认识都有一定意义。
《东方杂志》是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旨的商务印书馆麾下“中国历史上刊行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性学术期刊”。[1]关于《东方杂志》的研究涉及政治、文学、科学、教育等许多方面，并且取得较为丰厚的研究成果，但对其中的电影领域、尤其是电影教育领域的研究还很少见。而实际上，《东方杂志》从1912年就开始涉及电影教育的探讨，在20世纪二十、三十年代，《东方杂志》发表了大量与电影教育相关的文章，内容包括电影教育思想的译介、电影教育观念的演变，还涉及一些电影技术和电影艺术等方向的探索。其中，关于电影教育功能的讨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本文以《东方杂志》为主要考察对象，聚焦当时的社会智识阶层如何认识电影的教育功能，希望从一个侧面来了解中国早期电影教育观念的流变。
一、《东方杂志》与电影教育功能观念的考察
《东方杂志》对于电影教育的关心，包括它对电影教育功能观念的讨论，是与杂志的办刊特色、编辑方针息息相关的。
《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刊，是商务印书馆较为重要的刊物之一，也是20世纪上半叶影响最大、办刊最长的综合杂志，先后在上海、长沙、香港、重庆、等地出版，累计达44卷500多期，直到1948年停刊，累计出刊时间45年。期间杂志经历过四次短暂的休刊，除了第一次是受辛亥革命爆发“交通阻碍”的影响之外，其余的三次，都是受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影响。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它以“高度的严肃性、学术性和丰富的内容、精美的印刷，受到了社会的推崇”[2];并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对于教育，科学，启蒙国民等方面尤为注重。此外，它汇集和保存了20世纪前半叶的大量的文化信息和文化思想材料。是“杂志的杂志”，是反映它所在的那一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的“百科全书”。[3]
刊物早期的主编是徐珂和孟森。此后，相继担任过主编的有陈仲逸（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苏智庼等。杂志受不同主编个人风格及时局影响，办刊方针存在阶段性的特征。杂志早期，徐珂以收集资料见长而孟森则以积极参与政治著称，进入杜亚泉时期，他以国际视野反思动荡的时代，强调中西调和的观点，希望以杂志为国民提供思想启蒙，并努力提升杂志整体的学术品格及文化品位。此后，在钱智修任主编期间，杂志的编辑方针则更倾向于实用主义，注重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同时关注特定阶层的民众。胡愈之主要在科技与政治方向努力传播新知，此外还论述和译介了大量现代文学和文艺批评的相关论著。后期王云五担任主编的时期，正值国家社会经历巨大的动荡，战争成了这一时期杂志关注的主要话题。最后在苏智庼时期，杂志虽然仍然保留内容的多样性，但在民族危机及混乱的时局之下，期刊更加关注时政性内容，而其所涵盖的文化学术类的讨论则日趋减少。
作为新兴媒介并具备一定影响力和无限未来的电影，很快受到了这本以科学、教育见长的杂志的关注，并且将其与民众教育、社会启蒙联系起来。《东方杂志》上关于电影教育的文章首发于1912年，主要集中于1912至1935年即中国电影初兴与默片时期，大都是科学性与知识性并重的学术类文章，内容涉及电影教育功能化的探索、电影教育理论、电影教育批评、电影专业教育以及电影教育技术和设备的介绍等多个方面，但文章主要以教育功能的探讨为主。主要包括（TY生译《论影戏与文化之关系》、蔡元培《内外时报：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罗罗（胡愈之）译《活动影戏发达之将来》、Y《电影与教育》、宋介《电影与社会立法问题》、伯珩《电影与儿童》、灵影《中国电影教育的危机》，包时《教学上一种新工具》、龙程芙《社会问题：电影的社会化》等，这些文章大多出自蔡元培、胡愈之、龙程芙等高级知识分子之手，集中并持续地对电影的教育功能进行了讨论。它们或讨论电影的工具性特征，或讨论电影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文章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及知识性，对于研究早期中国电影教育事业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在本文中，笔者将集中分析这些文章中对电影教育功能的探讨，以期回到历史现场，考察当时智识阶层关于电影教育功能观念的流变，从一个侧面考察早期电影教育观念的发展和变革。
二、《东方杂志》与电影教育工具论
自创刊之初起，教育问题一直是《东方杂志》热衷讨论的一个话题，也是其“启导国民”的重要途径。[4]在当时的时代社会语境下，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思想成为了杂志编辑的主要立场和重要考量，因此电影这一新兴技术所承载的工具功能很快得到了重视。但杂志最初对电影教育的功能性认知还未体系与成熟化，有关电影教育功能的观点也处于初步探讨阶段，更多的停留在工具论的框架下。
例如1912年第九卷第3期的《论影戏与文化之关系》一文，主要探讨了电影作为辅助教学方面工具所具备的优越性。
今更述及影戏之利用法，则有裨益于社会者并非一端，如学校教授自然科学及历史地理心理等诸学科等;若以影戲利用之，则生徒易于记忆，智识便于注入，且可以应用于道德伦理上诸教科……其他如保存历史上之材料方法，亦以影戏为最良，传诸后代可为史学家参考之料。[5]
这篇文章中，作者清晰地肯定了电影用以辅助教学工具的作用，认为通过电影来学习相关知识，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记忆和积累。同时电影还可以用来保存历史材料，有利于史学的研究。
此外，杂志强调电影具有知识具象化的作用。例如1919年第十六卷第4期罗罗（即胡愈之）翻译的《活动影戏发达之将来》题旨鲜明地表达了电影教育工具论的观点：
教育影片在寻常学校大学及专门学校中效用极为广大，譬如对小学生论尼亚加拉大瀑布之清形，教员难具悬河之口，亦难使学生了解其意。若以活动影戏片开演之，则不及三分钟学生即已心领神会矣。[6]
文章还谈到，医学的实验解剖、生物学的蜻蜓交配、地理的山川河流等科学现象的教育教学，运用电影所获得效果是笔墨所远远不能企及的。电影所具备的视听特征使其能够将知识更加直观易懂地传达给学生、提高教学的效率，未来可期。
从杂志的报道中可见，在这一时期，一些学校教育已经将电影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教学当中。有文章收集了电影作为教学工具运用在日常教学当中的实际案例。例如1920年第十七卷第20期Y作者在“科学杂俎”栏目的文章《电影与教育》中谈到美国电影教育的具体实践：
此等影片之制法，大率先按次序绘成极精之画片，然后摄影制成影片，譬如一套说明消化器功用之影片……现美国小学校中已有若干校废教科书而以电影代之，美国小儿都称此电影片为“无声之教员”。[7]
可见，此时关于电影教育功能探讨的文章，主要把“影戏”作为学校辅助教育的工具。相关文章大都译介于日本、美国等发达的国家，是当时的智识阶层开眼看世界的真正实践。在以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拯救民族的语境下，电影成为了一种时代的选择。
三、《东方杂志》与电影的教育启蒙论
启蒙与现代性是当时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启蒙的读解除了科学物质等现实领域的开化与接触，更多的是如何在刚刚建成的民国社会里启迪蒙昧的受眾。实业兴邦物质架构下的教育救国思想则在这个时期甚嚣尘上，电影如何发挥其教育启蒙的功能也成为杂志关心的话题。
1912年刊发的《论影戏与文化之关系》一文提到：
即因影戏者皆以机械的之演剧代手工的之演剧也，故影戏之观览客，能普及与社会之大部分及下等社会之间……由是观之，则影戏者实以贵族的之娱乐成为民主的平民的之娱乐也。[8]
作者认为，各阶层人士（包括不识字的民众）都可以观看电影，通过电影来了解国内外资讯，无形中将曾经只属于特权阶层的教育启蒙普及至大众百姓的生活当中。而且民众在这一过程当中可以快速、准确地掌握事件，通过观看这一行为提升眼界、获取知识，这是当时其他媒介所不能及的。
这一观点在1920年“科学杂俎”栏目推介的《电影与教育》一文中也得到了旗帜鲜明的表达：
教育与电影有密切之关系，至近年来愈明。蓋自电影术发达以来，不第能收取各地之风景习惯制为影片，演照示人……等等皆可赖影片之力而收通俗教育之功也。[9]
电影的教育功能是面向大众的，是通俗教育之一种。此后，在1919年第十六卷第4期罗罗（胡愈之）翻译的《活动影戏发达之将来》一文中也肯定了电影教育的启蒙观：
当知此数百万之看客，无智识者实占其大多数。此种人民不能阅读高等之书籍，见闻不出户庭之外，惟活动影戏乃能授此辈高尚之艺术思想;且使安处乡里而得目擎世界之大观。[10]
电影可以让蒙昧的受众开拓眼界、接受艺术思想的熏陶，而且对于提升国民思想至关重要，影片可以使观赏者的视野更加丰富，不再固步自封。文章同时认为，基于电影对观者潜移默化的效果，如果不加限制地引进国外影片，将对“国民性”造成影响：
更有进者，则当知影片之影响于国民思想者，甚为广大，苟于外国影片之输入不加限制，其结果必遭非常之危险。蓋影片之势力，虽暂时不易感觉，然积日既久，能使观者潜移默化，而变易其国民性故也。[11]
作者从正反两个方面对电影的启蒙作用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思考。可见，在时代的启蒙旗帜之下，当时智识阶层对电影启蒙民众功能的认知是较为明晰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的电影创作者展现出的对于启蒙民众的自主追求便不是孤立的、无意识的。洪深等人提出的“影戏为传播文明之利器”、“能使教育普及、提高国民程度”，要求剧本“以普及教育表示国风为宗旨”，[12]正是对电影启蒙功能的认知和体现。
总的来看，《东方杂志》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关于电影教育的功能性探讨主要把影戏作为学校教育的辅助工具和启迪民智这两个大的方向。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杂志对电影教育功能的讨论，除了受当时社会语境的影响外，也深受主编杜亚泉的影响。杜亚泉强调中西调和的眼光，他这种中体西用的中庸态度，一方面在整体上迎合了商务印书馆的保守宗旨，另一方面也为日渐开化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台阶。但是在当时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的召唤下，中庸的态度是不合时宜的，结局必然是杜亚泉无奈的退场。在此之后，关乎电影教育功能的探讨则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东方杂志》与电影教育实践论
在经历了20世纪一、二十年代关于电影教育功能的初步探索发展之后，电影教育功能的探讨已经由教学工具和启迪民众的手段扩大到整个时代社会需要考量的具体实施领域。此时，由于电影业的繁荣、影片数量的激增，电影已经成为了国民娱乐的重要手段，教育影片作为特殊的影片类型也数量可观。民国政府借此潮流推行党化教育和政治统治，同时也催生了各类电影管理机构和教育审查委员会的成立。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电影教育与民众生活的紧密结合。此外，杜亚泉离职后，钱智修接任《东方杂志》主编，受其实用主义观念的影响，对电影教育功能的讨论，也扩大到如何在具体的领域以怎样的手段具体实施电影的教育功能。电影对青少年的影响、对社会犯罪的影响等，是这一时期杂志较为集中的有关电影教育的议题。
在1925年第22卷第4期《电影与社会立法问题》中，宋介谈到了具体电影立法问题和电影与特殊人群教育的关系，他认为，为了保障儿童以及青少年的身体和道德的健全发展，电影立法成为了迫在眉睫的关键问题。他同时提出了电影立法的实施方案和建议：
如能像美国电影公司自动的请许多教育家社会事业家来组织“全国电影检查局”或自动的订立一种制片标准，那更好了。我想中国电影界中不少高明人未必便让美国电影商专美。[13]
在文章中，他不仅介绍了美国电影检查立法的相关调查研究，同时介绍了世界各国，如法、德、日本、荷兰、葡萄牙、新西兰、丹麦等国的电影立法状况。
1933年第三十卷第1期“妇女与家庭”栏目《电影与儿童》一文，则着重探讨了电影对于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教育意义。文章认为，许多专家都承认了电影是儿童教育的良好工具，但是电影院的座位以及影片的题材和电影院的氛围环境都不适合儿童，恋爱以及裸露的镜头对儿童来说都是有害的，暗杀和残暴的情节会导致儿童做噩梦;而且的影片大都缺乏教育意义。作者得出的结论来源于英国伯明翰电影调查委员会的一份电影对于儿童影响的调查报告，作者认为，这份调查报告同样适用于测试他国儿童，中国也极其需要关注电影所应承担的儿童教育的责任。文章进一步阐释：
当范明克的盗侠影片和神怪影片风行时，我国的武侠和神怪小说也都被改编而出现于银幕;近年来“爵士音乐”和半裸的歌舞流行，我国的电影出品也渐渐改从这里趋向了。这类影片对于儿童的影响，很值得注意。都会中儿童教育的负责者不妨把上列的或自拟的同性质的问题对儿童测验一下。[14]
文章体现出了作者对于影片对儿童产生负面影响的担心，认为需要对儿童进行观影测验，来检测影片对于儿童的实际影响。可见，电影教育如何具体实施于儿童、青少年，在电影普及期在世界不同国家都曾引起知识分子的重视，美国的“佩恩基金会”所作的一系列研究、文中提到的英国伯明翰电影调查委员会所作的调查，以及中国的智识阶层，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电影教育实践论的思考，在肯定电影作为教育工具和启蒙手段的前提下，更多的體现在将电影与社会和民众相结合，呼吁电影教育在立法与实践领域发挥功能，尤其注重特殊受众群体面临的问题。联系当时杂志所处的社会语境不难发现，虽然当时政府借助电影媒介的目的是向民众投射官方的意识形态，但其逻辑基点依然建立在电影如何发挥教育功能之上。电影对社会的影响在智识阶层引起充分的注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规范了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发展。
结语
总的来看，从1912到1935年这20余年中，《东方杂志》关于电影教育的功能意义的讨论呈现出了阶段性的特征。电影教育功能性的探讨由最初的工具论到启蒙论又发展到实践论，从早期辅助教育的工具和启蒙民智的手段发展为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实践立法。电影不仅成为当时不可或缺的社会娱乐教育工具，并且渗透融入社会文化之中，在不断发展演变与历史沿革中确定了电影与教育不可分割的关系。对电影教育功能的考察和讨论，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智识阶层对电影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当时电影的创作和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