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针对中共“三大”的研究中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其中关于参加“三大”代表人物研究的比较多,特别是在代表人数以及陈独秀的一些研究中提出不同于以前的新观点。关于史实的研究和人物的研究趋于客观公正,对以往一些偏激的观点进行了更正,使历史的真实性更加突出。
关键字:中共“三大”;研究;综述
从2002年以来,关于中共“三大”的研究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按其主要内容分为党的建设、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战略政策、“三大”代表、“三大”会址、党史研究、关于“三大”中农民问题的研究、“三大”中党团关系的研究等几大问题。其中关于参加“三大”代表人物研究的比较多,特别是在代表人数以及陈独秀的一些研究中提出不同于以前的新观点。
一、中共“三大”中关于党的建设的研究
近些年来,中共“三大”中关于党的建设主要研究的是“三大”的优良作风的历史意义,以及对当前党建的指导意义。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认为:中共“三大”后形成的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为大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力量,成为我们党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今天,我们要更好地运用这一重要法宝,最大限度地把中华民族各阶层的力量凝聚起来,形成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强大合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同奋斗。刘玉浦认为:“三大”时,我们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在“三大”上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这次大会后,我们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与国民党进行了多次协商,推动国民党的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由此迈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步伐,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广东中医药大学人文科学学院的方义洁持相同观点:从政治学角度看,无论是领导革命还是执掌全国政权,统一战线都是我党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求同存异的包容性特点必将使统一战线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些学者则对“三大”优良作风的形成原因进行了研究。徐光认为:战争环境及其基本特点对“三大”优良作风形成发生作用的机理;最后得出结论,战争环境是共产党“三大”优良作风培育的刚性约束力量。
王国梁认为: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作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党的历史文献。这个报告对1921年7月党组织建立以来的发展情况、党与国民党准备联合的有关问题,开展工人运动状况都作了全面而精炼的总结。令人注意的是,这个3500字的报告中,作为党中央负责人的陈独秀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对“二大”以来近一年的党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意见。批评意见分为二方面,一方面是批评整个党的工作;一方面是对包括陈独秀本人在内的“个别中央委员提出批评意见”。对日后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发展问题有很大的帮助。
李君如从民主集中制的研究中认为:党的“三大”在对“二大”制定的我们党的第一部党章进行修改时,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增加了许多新内容。特别是,党的“三大”专门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次对党中央的组织结构和工作制度作了明确规定,较好地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很有意义。
二、关于中共“三大”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问题研究
学者们依然对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上给予很高的评价,有从不同的具体方面进行研究。
范前锋从工人运动的角度研究认为:中共“三大”,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为了实现国民革命,毅然决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同时保持中共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解决了革命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使国共两党团结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影响力的民主旗帜下。国共合作,不仅改变了国民党涣散无力的状态,扩大了它的影响,使国民党获得了新生,而且有利于共产党从“二七惨案”的工人运动低潮中走出来,走出原来比较狭小的圈子,投入更广阔的天地,锻炼自己,发展自己。从此,国共两党一道,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共同奋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高潮。吕建云、陈丽从吸收党员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中共“三大”确定,“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中共“三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新党员的候补期为劳动者3个月,非劳动者6个月。所以,中共“三大”是明确规定国民党左派、非劳动者中的革命分子符合条件可以入党。中共“三大”做出的这一规定,扩大了“一大”、“二大”所规定的入党人员的范围,适应了即将到来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和扩大我党统一战线的需要。
何薇从“三大”的历史地位进行研究,并指出:1924年第一次国共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从此,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国共两党携手并肩,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程中,作为革命策源地和根据地的广东占据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王矞锋从“三大”的政治基础角度进行研究,并指出: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其主客观原因,中国共产党最低纲领的制定、中共“三大”统一战线方针的确定,为国共合作铺平了道路;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以此为基础,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为国民大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肖莉则从创新的角度对“三大”进行研究,并指出:创新是中共“三大”成功的首要经验。“三大”在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党内合作,结成统一战线问题上有了全局性开拓创新。继承和弘扬“三大”的创新精神对于发展新世纪新阶段的爱国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创新是贯彻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红线和最根本的特征。“三大”确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决策。“三大”所要组织的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合作为中心,政党合作的好坏是事关统一战线成败的关键,是统一战线发展与萎缩的标志。正确处理好政党关系是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发展壮大重要基础。
上海行政学院的张明楚从国共合作的重要成果——黄埔军校进行研究,并提出不同观点,他认为:党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共在黄埔军校建有党的支部,开始称直接支部,后来改为特别支部。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就是署名刘天的《赤黄埔系的形成与没落》一文。而事实上,根据中共三大党章的规定,以及相关史料的披露,在黄埔一期时,中共建立的是5个党小组而不是所谓的直接支部。黄埔一期后,中共黄埔军校党组织仍然采取秘密小组活动的形式,始终没有建立过党的支部,更谈不上存在所谓的中共黄埔特别支部。中共为什么不在黄埔军校建立党的支部?这主要在于中共当时对军事工作的重要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对在国民革命军中(包括黄埔军校)建立和发展中共党组织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只允许在国民革命军中派遣特派员和建立中共党小组而认为不便于建立党的支部。
三、关于中共“三大”战略和策略的研究
很多学者是从工农运动的角度来进行研究“三大”的政治策略和战略的。
信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的黄玲丽认为:中共“三大”通过的决议及宣言表明,大革命时期中共“以工农运动为基础,以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为手段,以国民革命为途径”推动并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策略正式形成。陈红民、魏兵兵认为:中共“三大”宣言称,“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这标志着中共的“工作中心从工人运动转变为国民革命”。三大通过的决议及其宣言,为中共早期的国民革命宣传工作奠定了基调。
黄振位从战争策略的角度研究,提出了中共“三大”提出的战略策略思想,特别是它确立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既指导了当时的革命斗争,又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有了创造性的运用,更在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新时期赋予了新的内涵,科学地应用于实践,大大地发展了这一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在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这一思想仍将发挥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四、关于中共“三大”会址的研究
一些学者对于中共“三大”的具体会址进行了考究,而一些学者则从重修“三大”会址的历史意义来进行研究。
以李景田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从修复“三大”会址的现实意义进行研究,他认为:中共“三大”会址、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的保护、修复和纪念馆的落成,一定会在研究中共三大和国共合作历史,总结和宣传党的经验,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蒋明宝等持相同意见:中共“三大”会址的重建,串联了中共党史,使中共“一大”、“二大”、“三大”、“四大”在上海的历史脉络有序地链接了起来,再现了上海作为中共发源地极其特殊的历史印迹,意义非同寻常。
苗体君、窦春芳在研究“三大会址”的确认时,认为:1972年10月,当年中共“三大”代表之一的,一个叫徐梅坤的浙江萧山人来到广州实地查勘后,中共“三大”会址才得以确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院路3号)。2006年2月14日,通过考古发掘,在现场发现了中共“三大”会址保存完整的房屋地基,有关部门从考古的角度确定了此地为中共“三大”旧址所在。
五、关于中共“三大”中党团关系的研究
这是一个近年来提出的新问题,因此研究该问题的学者较少。
刘永生在研究中认为: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青年运动的决议案》明文规定,“青年运动为本党重要工作之一,所以对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极力加以组织上指导上之援助。”至此,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的从属关系才真正的以文本形式规定下来。
六、关于“三大”中农民问题的研究
该问题是一个较重要的问题,但是在最近几年才有学者尽心专门的研究。
郑惠玉在研究中认为:中共“三大”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及以此为起点的对于农民的高度重视,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第一,农民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第二,必须巩固工农联盟,重视在农民阶级的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第三,只有农村稳定,天下才稳定;第四,农民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价值主体。
七、关于参加“三大”代表人物的研究
近些年来,对于该问题的研究较多,对陈独秀的问题开始进行客观的评价。
很多人都知道“问题主义”之争,而朱洪却在研究中指出:1920年《新青年》风波后,陈独秀和胡适分道扬镳。自1923年至1926年,陈独秀曾三次争取胡适,希望他参加到国民运动的联合战线里来。尽管胡适信奉实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很大不同,陈独秀认为,在扫荡封建迷信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
邹景初对中共“三大”代表朱少连的事迹进行研究。朱少连是中共“三大”的杰出代表,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在领导铁路工人的罢工运动中“金钱买不通,死亡吓不倒”,最后在敌人的迫害下英勇献身。
潘顺利对李大钊的代表身份进行了考证,并提出了不同意见:国内正式出版的关于李大钊同志的年谱、传记均认为李大钊同志是中共二届的中央委员,1983年9月中共中央撰写的李大钊烈士的碑文,亦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根据笔者的考证,李大钊同志不是中共二大中央委员,仅仅是中共“三大”、“四大”的中央委员。
黄黎对“马林战略”和“三大”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中共“一大”以后,马林开始与中国国民党接触,与孙中山会晤并讨论了和苏俄建立联盟的可能性。通过全面的考察,马林认为中国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多阶级的联盟,孙中山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为此他向中共建议:到国民党中去开展政治活动,同时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在马林的主导之下,中共中央杭州特别会议通过了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进一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提议。而随后召开的中共“三大”通过的决议案,贯彻了马林的意见。马林提出的国共合作,被称作“斯内夫利特战略”,亦即“马林战略”。
朱洪在研究中提出不同以往的观点:陈独秀个性刚烈,不愿附翼于别人的旗帜之下。所以在马林提出共产党加人国民党的提议后,他进行了激烈的反对。1922年4月22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系统地提出六点反对的理由;在中共“二大”上,陈独秀等甚至以中共中央的决议形式(《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强调“我们应该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在本党旗帜下去加人此种战争……无产阶级在战争中不可忘记了自己的阶级的独立组织”。
以王海琳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不同于以往的批判观点,对陈独秀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客观地评价中共“三大”前后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应该肯定其中所具有的合理内容。他较早地对中国资产阶级做出合理划分并揭示其两面性,具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思想。对于他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分析和所谓“国民革命的公式”问题,应该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客观的评价。
刘新锋、范葳对瞿秋白的思想进行了研究:瞿秋白的新闻活动,主要分为三个时期,即苏俄时期、中共“三大”前后和主编《热血日报》和《红色中华》为代表的报刊等三个阶段。中共“三大”前后是瞿秋白新闻思想积淀和基本形成的时期,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上较为薄弱的环节。在这段时期,他参与并主编了《向导》、《新青年》季刊、《前锋》等党的新闻、理论报刊,形成了诸如喉舌论、思想机关说、武装劳动群众说、编辑部司令说以及其他的新闻思想,创立了一套较系统的党报工作方法,为党的新闻宣传积累了十分宝贵的丰富经验。
苗体君和窦春芳对另外一位“三大”代表徐梅坤的事迹进行了记录,表现了老一辈共产党员的风范。
本综述一共录用了2002~2009年“中国知网”的40篇期刊论文,并根据其主要内容进行了大致的分类。其中关于党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战略政策等问题的研究较多,较全面。关于参加会议代表人物的研究开始增多,尤其是陈独秀的问题,研究开始客观。但是关于农民问题、党团关系等重要问题的研究还很不足,有待更全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刘玉浦.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集成发挥排头兵作用[J].广东党史,2006,(4).
[2]徐光.论战争环境对中共三大优良作风形成的影响[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9).
[3]王国梁.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党内批评——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关于党内批评的启示[J].广东党史,2006,(6).
[4]吕建云,陈丽.从入党标准的修改看统一战线的扩大[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党的建设),2004,(2).
[5]何薇.广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历史地位[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2).
[6]王矞锋.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J].社科纵横,2009,(3).
[7]肖莉.中共“三大”历史经验与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4).
[8]张明楚.中共黄埔军校支部质疑[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4).
[9]黄玲丽.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基本策略的认识和运用[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
[10]黄振位.试论中共“三大”的战略策略思想[J].广东社会科学,2006,(6).
[11]蒋明宝.三曾里,闸北的红色经典[J].上海细节,2008,(11).
[12]苗体君,窦春芳.中共“四大”会址寻踪[J].世纪回望,2008,(11).
[13]刘永生.团党早年关系论析——以早年关于团、党关系文件为研究中心(1920~1927)[J].长白学刊,2008,(5).
[14]郑惠玉.中共三大关于农民问题决议的历史启示[J].广西:广西社会科学,2004.
[15]潘顺利.李大钊的中共二届中央委员考[J].党史博采,2009,(1).
[16]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17]朱洪.孙中山声称可能要开除陈独秀国民党党籍[J].百年潮,2005,(6).
[18]刘新锋,范葳.中共“三大”前后瞿秋白的新闻活动和新闻思想[J].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