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渠宝笈》特展”开展前，于大多数人而言，故宫大抵是：朱门金殿，雕栏玉砌，庭院深深几如许。
在“《石渠宝笈》特展”开展后，许多人开始发现，故宫还可是：金石珠玉，书画典籍，琳琅满目无重数。
90年前，故宫博物院匾额的挂起，让紫禁城作为皇宫的光环在公众视野中完成了一次祛魅。今天，“《石渠宝笈》特展”的举办，则让故宫作为博物馆的特质在社会认知中达到了一次飞跃。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9月，一幅画和一场展览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朝觐”之举，当《清明上河图》和“《石渠宝笈》特展”双双升级为社会热点时，它们之于普通大众的文化启蒙价值或许需要重新审视，之于故宫博物院转型之路的意义或许也需要予以探索。
一次前所未有的书画“朝觐”
如果断虹桥的石狮子有记忆，它们一定忘不了2015年秋天，向来僻静的武英殿一夜间变成集市的场景：熙和门前的队伍排得蜿蜒绵延一眼望不到头，内金水河畔遭遇了世博会式的熙来攘往，就连歇山顶上的乌鸦与十八槐下的白猫也因汹涌的人潮而难觅踪迹。
这一切，都缘于一场叫做“石渠宝笈”的展览。
两个月前，故宫书画部工作人员在武英殿里布展时没有想到，每天会有这么多人顶着北京秋老虎的余威在故宫排队6个小时看展览;一个月前，受邀前来报道“《石渠宝笈》特展”开幕式的记者们也没有想到，大众对于这场书画展的热情会随着参观人数的与日俱增不降反涨。
毕竟这不是故宫第一次“晒家底”，武英殿《故宫藏历代书画展》已经展了7年，《五牛图》、《游春图》、《文苑图》都已见过天日;这也不是广为人知的《清明上河图》首露真容，10年前故宫就在延禧宫“晒”过了，后来也陆续到过香港和日本展出。
然而，一场“《石渠宝笈》特展”，让展览变成了大众的文化狂欢，让观赏变成了仪式般的“朝觐”。
每天，都有万余人从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专程赶赴北京到故宫看展。出于展品安全和观展效果考虑，故宫不得不启动200人的限流举措。诉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凸显，“排长队”便成了不可避免的一个词。如果不想排队，那么就得起个大早，到午门外等候，待8点半开馆后，用最快的速度通过检票口，然后一路狂奔入宫至武英殿。当然故宫那么大，首先你得搞清楚武英殿在哪个方向，其间不能停留，稍微慢个几步，就会多付出数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的排队时间。——这就是“《石渠宝笈》特展”开展之初，一度成为热点事件的“故宫跑”。
官博“紫禁城杂志”在微博上晒过“故宫跑”的众生相：有人左手拿遮阳伞，右手提小马扎，明显有备而来;有人身穿花旗袍，脚蹬高跟鞋，引发一众惊艳;有人身形矫健一路遥遥领先，让落后者羡慕嫉妒恨;有人跑错方向快到太和殿才回神，不禁一阵捶胸顿足……
当看展变成拼速度、拼体力、拼耐力，不可避免会引发一系列亟需调和的矛盾。故宫接到大量观众投诉，内容不外乎排队秩序差，等候时间长。“故宫跑”现象也引发各界关注，被批评“斯文扫地”，“让书画‘朝圣者’体面全无”。
“在故宫，这是之前几乎没有过的现象。”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回应“故宫跑”时说，毕竟这一场特展行至今日所引发的难以预料已经太多。但故宫的应对也算是雷厉风行、诚心正意，9月19日一早，单霁翔出现在午门广场现场办公，着力解决排队秩序乱的问题，工作人员连夜赶制1000个号码牌，即日起所有观众需分组领号排队参观。至此，跑步进故宫的场景终于落下一个帷幕。“大家对传统文化的热情我很欣慰，我也很理解观众的一些焦虑，所以我们也在着手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单霁翔说。
至于武英殿外排长队，仍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一些举世闻名的国际大展、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宝，总是会引来观众‘爆棚’，排队数小时参观的景象也已成了‘惯例’。”单霁翔举例说，2004年上海美术馆举办《法国印象派绘画珍品展》，百余观众在凌晨4点已经在排队等候;2011年“达·芬奇”大展在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展出时，展厅外连夜排起长队;2013年达·芬奇自画像在山东省博物馆展出时，引发了每天上万参观者，排队长度达到一公里。对此，他在感到压力的同时，也多有感激：“观众排了这么长的队伍，还那么耐心。非常感谢大家的理解，我们也在不断总结经验，好事要做好。”
“好事要做好”的落脚点在一些小细节，比如：调整排队路线，尽量选择浓荫匝地、小桥流水等凉爽舒适、风景优美的区域排列队形。在队伍沿途设置40把座椅，方便老人等有需要的观众适当休息。在武英殿区域增设多处岗位和工作人员，以及时疏导密集的观众。
推迟闭馆时间也是让参观者暖心的一个举措。“故宫每天是下午5点钟闭馆，但观众买了票我们不能不让看完呀，所以开展以来都是晚上8点以后才能送走客人，最晚的一天我记得是11点多了。”“《石渠宝笈》特展”负责人、故宫博物院书画部主任曾君说。
既然排长队已成一个既定的事实，作为个人如何又快又全看完“国宝”？机智的网友摸索出了观展攻略的上中下策：下策是放弃《清明上河图》，直奔东西配殿和延禧宫，或是10月12日后再去看第二期。中策不外乎起个大早，6点钟前赶到午门广场，把第一批号码牌收入囊中，在人潮人海涌来之前率先入馆。“上策么，自然是选择‘《石渠宝笈》特展’线上版，只需要一根合适的网线，就能拥有承包展馆的快感，还可以喝着啤酒吃着炸鸡，把油乎乎的小手在《清明上河图》上一抹……”
“《石渠宝笈》特展”的正确打开方式
《五牛图》选在西配殿展出是否因其画幅较小？假的《番骑图》也“晒”是否意味着认可其艺术价值？《清明上河图》既然如此火爆为何不单设一个展厅？不不不，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娄玮说，你们的打开方式错了：“从展名可以看出，此次展览并非《石渠宝笈》著录书画精品展，而是对《石渠宝笈》著录体例的第一次集中展示。
在故宫博物院官网的介绍中，可以看到，“《石渠宝笈》特展”以“编纂”和“典藏”为主题，分为两个部分，共展出书画、玺印、善本书等共283件作品。
“编纂篇”陈列于延禧宫，以《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来源、编纂人员、编纂体例、贮藏地点及其版本与玺印五个部分逐次解析《石渠宝笈》诸编的内容与特征。此处展览精品众多，图书善本、专用宝玺等一一“亮相”，直观诠释《石渠宝笈》这一书画著录巨作。
“典藏篇”陈列于武英殿，以《石渠宝笈》著录书画为主轴，包括皇室秘赏、重回石渠、考订辨伪三个单元，分别展示石渠整体面貌和历代收藏精华，流散民间后又“二进宫”书画珍宝，以及著录的摹本、伪本和误讹作者、时代之作。此部分的经典之作更多，包括我国最早名家人物画和山水画《列女图》、《游春图》，最早作于纸上的绘画《五牛图》，王氏家族唯一传世真迹、“三希”之一的《伯远帖》等，另有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五朝宸翰集体亮相。
“展览的学术目的旨在让观众了解《石渠宝笈》这部书，了解它编纂及其著录书画的特点，以此对清宫皇家典藏书画的聚散、特质和鉴藏的研究方法有基础的认识，能够客观评价《石渠宝笈》著录书画的价值。”娄玮阐释说。
《石渠宝笈》到底是一部怎样的巨著？
清代目录学家、藏书家彭元瑞评价其“昭代成编非玩物，共存典要是全提”。显然，《石渠宝笈》的编写已经成为清宫保存文化遗产，整理古籍文献，弘扬文化大业的重要内容。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湜则用“清宫书画收藏的基本库存单”来形容它，“而这个库存单却非比寻常，因为，它是中国古代一个王朝盛世时期所拥有的重要书画总目。”
“石渠”一名，典出《汉书》。西汉皇家藏书之处称“石渠阁”，在长安未央宫殿北。乾隆皇帝引用在敕修的《石渠宝笈》上，以示对古代文化传统的景仰和追溯。全书分三次编撰，分别在乾隆九年、乾隆五十八年和嘉庆二十一年，因此成书分为“初编”、“续编”和“三编”。三次编定跨越了70 余年，两代皇帝亲自审阅，投入编纂臣工前后达31 人。
“《石渠宝笈》并不是悉数收录内府所有藏品，而是经过鉴定考证，挑选出内府所藏书画精品收录于中，参酌吸收了明代清初以来私家著录的长处，成为宫廷书画著录的集大成之作。《初编》收录作品达2600 余件，《续编》4100 余件，《三编》4200 余件，作品之富、之精为私家书画著录之书无法比拟。”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张震说。
“《石渠宝笈》特展”也不是简单地晒皇帝的“家底儿”。“不是说，我们把《伯远帖》、《列女图》、《清明上河图》拿出来就可以了。”曾君解释，故宫展览分为精品展和专题展，精品展可以把国宝排排列，但专题展不能这样处理。“‘《石渠宝笈》特展’属于专题展，每一部分的展品都必须围绕着一个主题。比如西配殿那个单元叫‘重回石渠’，讲的是清末民初国宝经历劫难，流散各处，后来通过调拨、捐赠、购买等途径，又重新回到故宫的故事，这一部分晒的也都是这一类的书画。”
《五牛图》就在这个单元展出，八国联军侵华时这件国宝流出清宫，上个世纪50年代，经周恩来总理特批，从香港回购，重归故宫。收回时，伤痕累累，1977年，经故宫专家重新揭裱、补笔、全色，重新焕发生机，成为文物修复中的一个典范案例。“我们这次也展出了修复前后对比的照片。我们在给观众讲故事，所有的展览素材包括书画在内，都是围绕着故事的。”曾君说。
《石渠宝笈》不仅仅是著录了清宫所藏书画，而且，这些著录体现了乾隆皇帝的审美观与鉴赏标准。这一鉴赏主体的认识局限也决定了《石渠宝笈》所著录的不可能都是精品或真迹。如，在初编中被列为好且真的上等画作元管道升款《丛玉图》、《碧琅庵图》以及宋米芾款《岷山图》，其实都是赝品。因此，此次展览也特设了考证辨伪的单元。“这一点是《石渠宝笈》的重要特征之一，我们在展览中梳理出来，也是为向大众展示一个客观、真实的《石渠宝笈》。”娄玮说。
至于《清明上河图》为何不单列一个展厅？除因武英殿有最佳的展示空间、设备配置和安保措施外，展览内容的学术内涵、文化厚度、历史纵深，也是故宫所考虑的重要因素。单霁翔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道：“《清明上河图》作为特展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本单元中其他展品、武英殿东西配殿的另两个单元，共同组成展览的内在逻辑，一起诉说着《石渠宝笈》著录珍品的不凡身世、文化源流、历史长河。而这些，是故宫博物院希望观众更多去关注和了解的，也是很多观众在参观中所忽视的。”
在故宫人看来，“编纂篇”和“典藏篇”两部分相互呼应、互为一体，真正的看展顺序应该是先去延禧宫，对《石渠宝笈》有了一个很全面的了解之后，再到武英殿去看书画真迹。但实际的情况是，特展因为“爆款”涌来了人山人海，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排队时间，大部分人都直奔武英殿正殿的《清明上河图》，预设的看展逻辑反而被打乱了。
围观《清明上河图》是凑热闹吗？
“房屋众多，道具无数，场面巨大，段落分明，结构严密，有条不紊。技法娴熟，用笔细致，线条遒劲，凝重老练，反映了高度精纯的绘画功力和出色的艺术成就。”这是白寿彝任顾问的《中国通史》对《清明上河图》的评价。据考，画卷中共计绘人物约六百名，牲畜八十余头，房舍三十多栋，树木百余棵，许多场景为《东京梦华录》、《宋史》等史籍所印证。
回到画卷外来。在“《石渠宝笈》特展”期间，要一睹这幅北宋长卷风俗画的真容，需要付出6-8小时的排队时间，然后在展厅秩序维护人员的催促中和前后排队众人的推挤之下，用三分钟的时间浮光掠影地扫几眼，就只好跟它say “good-bye”了。或许连河上有几只漕船都没看清，更别说去数数画中的车牛马羊、屋舍人物，细品其错综繁杂的构图和精妙老练的笔法了。
即便如此，参观者依然趋之若鹜。528厘米长的画卷前像北宋汴河两岸一样人头攒动，《清明上河图》遭遇“清明上河图”式的集体围观。如斯场景让曾君有些感慨，10年前故宫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时，也曾在延禧宫展出过《清明上河图》，当时她负责写这幅画的说明简介，“我们比较了解宋代真迹、明清仿本的各种细节，甚至包括石拱桥和墙的用材，写得很辛苦，但是却没什么人来看。”
从少人问津到趋之若鹜，《清明上河图》用了十年时间。有艺术评论者在剖析这种差别待遇时，将其归因于大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日益增长。但如果横向比较，放眼整场“《石渠宝笈》特展”来看，这个解释或许又没有那么基固根深。
据曾君观察，“《石渠宝笈》特展”上排队6个小时的观众，90%是奔着《清明上河图》去的。相较于《清明上河图》旁的客如云集，同一展厅、相距不远的王珣《伯远帖》、展子虔《游春图》前却门庭冷落、观者寥寥。这两者，一为首次亮相公众视野的“三希堂法帖”，一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名家山水画。同样艺术造诣高超，同为书画界赫赫名迹，在观众那儿受到的待遇却有天壤之别。
也有不少冲着名画而来的观众，在参观完展览后会提出“《五牛图》是撤了还是没展？”的疑惑。事实上，《五牛图》就在武英殿西侧的焕章殿里展出，该殿的“重回石渠”与东侧凝道殿的“考证辨伪”单元，总会被不少观众有意无意地忽略。更别说延禧宫内的“编纂篇”了，包括顾恺之《洛神赋图》、马和之《诗经图》在内的许多珍品，都默默地成为了《清明上河图》的陪衬。
更多的人甚至没有听说过《石渠宝笈》。“我第一感觉是不是一个十分文气的展览的名字？但感觉应该还是古代的一些东西。故宫里不就是皇帝用的各种东西嘛，如果说是书画展，那应该是皇帝们写的字、画的画，或者圣旨什么的吧。”一位观众在接受采访时所讲的一番话，代表了多数观光客对《石渠宝笈》的理解。
所以，如果说“《石渠宝笈》特展”让展览变成了大众的文化狂欢，倒不如说《清明上河图》引发了国人的朝圣之举。这让故宫人欣慰之余又有些无奈，他们精心为观众准备了一场艺术盛宴，但大部分人的心思依然还只徘徊在一幅画上。
“展览如此火爆，始料未及，深为传统书画艺术受到了国人喜爱而鼓舞。但看到绝大多数人是因为教科书上的《清明上河图》而来，又有几分无奈。通过展览吸引更多人关注传统书画，关注民族文艺，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如何做到专家点头、群众鼓掌，还是一条值得探索的、漫长的路……”张震说。
对于集体围观《清明上河图》的现象，媒体和艺术评论者的发声则显得严苛许多。
有人将“故宫跑”比作钱锺书在《围城》里描述的“公交心态”：“耗费数个小时的人终于看到《清明上河图》，当然心安理得地不愿意走，无怪乎队会排得越来越长;没看到的人自然还要拼命朝前挤，所以出现‘故宫跑’其实也很正常。”
有媒体认为对不同展品的厚此而薄彼，显出观众的看热闹心态，“观众素养离欣赏文物确实还有一段距离，主办方办了一场文化盛宴，而大多数人只是来看看热闹，看见了，但没看进去。”
还有艺术评论人认为，近年来的一些文化事件，使《清明上河图》从一件受欢迎的文物，构建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作为一个符号，大多数的人关心的并不是‘参观这件文物会学习、感受到什么’，而是‘参观这件文物之后能代表、说明什么’，加上媒体对参观‘《石渠宝笈》特展’和《清明上河图》人数众多的宣传，事实上造成了一种使待参观展览观众产生‘参观焦虑’的压力。”于是，观众越来越多，甚至为了争取一个较好的排序而发生了“故宫跑”的怪现状，也使“《石渠宝笈》特展”和《清明上河图》迅速成为今年的一个社会性文化焦点。
一场特展所触发的文化启蒙价值
即使在部分人眼中有赶凑热闹、附庸风雅之嫌，但放到整个社会的坐标系里，对《清明上河图》的全民围观依然有其值得肯定的作用和意义，“《石渠宝笈》特展”带来的人潮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它所触发的文化启蒙价值。
单霁翔曾对参观北京故宫的游客有非常精彩的描述：“一进门，就目不斜视，一直往前走，先去看皇帝坐在哪儿，再看皇帝躺在哪儿，再看皇帝在什么地方休息，然后就出门了。其实我们两边都有很多文物的展览，但观众还是一直往前走。”
故宫作为皇宫历史建筑和作为博物馆的双重价值，往往让游客顾此失彼。北京社科院研究员王鸿莉也曾在一个论坛上感慨，故宫作为博物院的性质，最容易被大众忽略：“比如武英殿的《故宫藏历代书画展》，参观的人比游览三大殿的少太多了，人们要么根本不知道有个书画展，要么过其门不入，视之如无物。”
纵观“《石渠宝笈》特展”开展一个月来的各种态相，包括单霁翔在内的许多业内人士都有些百感交集：曾经游人寥寥、门可罗雀的武英殿，迎来了比中轴线上三大殿、御花园更汹涌的人潮;见诸报章、网络的故宫，也更多是与一场展览和国宝级的藏品联系在一起，而不再是对重重宫阙中皇族生活点滴细节的披露与幻想。可以说，故宫之于大多数社会公众视野中的角色，终于开始了从一个旅游景区到一座现代博物馆的嬗变。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博物馆的定义是：征集、保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的实物，并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文化教育机构。起源于希腊“缪斯神殿”的博物馆，天然地具有“公共”与“理性”的特质。而到了现代博物馆时期，更强调其在城市生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和角色。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克格瑞格认为，博物馆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藏品及其存在的内涵，“让人类有机会认识我们自己的过去，并站在历史的平台上思考未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博物馆承担着增进普通民众智慧的启蒙职责。
再回到世界博物馆的历史里，推动现代博物馆开放的，是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出现。他们打破了过去简单的高级文化分野，产生了一种健康文化消费的需求，而获得知识、品位和认同的途径之一，就是对博物馆的膜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民对《清明上河图》的集体围观，“《石渠宝笈》特展”观展现场的拥挤，或也代表着其所触发的文化启蒙价值。
单霁翔在午门现场办公时就曾说，一场展览引发如山如海的观展者，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文明的进步：“观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了，大家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对文物意义的理解，这是好事。”
在“围观”这件事上，白岩松则说得更为直接。在他看来，展览现场的拥挤似乎还有种和国际接轨的意味：“这种情况全世界都一样。去卢浮宫，在《蒙娜丽莎》、《自由引导人民》前，看不了两眼就被人流挤走了。在这样的名作面前，不能抱着一种可以在那儿静静欣赏的心态，哪会有这样的条件？”
白岩松认为，排队看展的这种现象非常好，“如果《清明上河图》在武英殿展着，然后游客爱答不理的，偶尔有人过来瞧一眼，天哪，那简直就是太吓人了！排队的人这么多，而且几乎排不上还有人在那儿排，我认为是好事，不是坏事”。
至于许多观众只凑了场热闹，却没看出门道的现状，娄玮认为也并非那么糟心：“艺术欣赏能力的提高需要一个过程。广大公众对《清明上河图》、对《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开始有兴趣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尽管展览呈现出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但这种探讨一定会催生正能量。”在他看来，《清明上河图》和“《石渠宝笈》特展”好比一扇门，引导观众走进美术史的大厅，去观看更多的文物精品，去了解它们背后隐藏的内涵。“就像小孩子吃饭，遇到没吃过的东西，不爱吃。但放点他想要吃的东西，他可能就愿意去吃。”
哪怕是媒体记者，要在稿子里用中国传世名画举例，相比世俗社会里声名稍逊的《唐宫仕女图》、《千里江山图》，也更倾向于去列出小学生都耳熟能详的《清明上河图》和《富春山居图》，毕竟在当下环境中，普罗大众还是更愿意接受“明星文化”的信息。
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高级研究员张弘星认为，下一步，博物馆、学者需要进一步去探索如何以公众耳熟能详的“明星文化”为契机，打开更多扇门，让公众能够进入中国艺术的庞大殿堂中。“只有各方合力，为公众提供更多了解与接触文化精品的机会，传递欣赏的多元方式，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常常走进博物馆、美术馆的时候，‘文化盛宴’的意义才会真正显示。”
从这个角度来看，相较于批评大众围观《清明上河图》，把“《石渠宝笈》特展”变成集市，一幅图和一场展览在整个社会中所触发的文化启蒙意义，或许更值得我们去探讨和肯定。
正如艺术评论人林明杰所说：“走进艺术，不一定要懂艺术，爱凑热闹也行。正如佛家所谓‘法门万千’，走进艺术的法门也可因人而异，热闹恐怕是其中一扇普适性最大的门。”
九十周年，站在转型的节点上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被《清明上河图》盛名掩盖的不只是《石渠宝笈》，还有故宫博物院建院九十周年大庆。
1925年10月10日，在3000多名社会名流的见证下，神武门城楼上挂出一块青石匾额，上面是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煜瀛的手书大字——“故宫博物院”。历经五百余年王朝兴衰，紫禁城的大门终于向公众敞开。
从1925年到2015年，故宫博物院走过九十个春夏秋冬，历经九十载风雨沧桑。
九十年间，建立在明清两朝皇城基础上的故宫，在公众心中恢宏、肃穆、庄重。但作为博物馆，故宫却一度身份尴尬：众多游客怀揣着对宫廷生活皇族秘辛的幻想，沿紫禁城中轴线一路前行，在黄瓦红墙和各类匾额下摆个“V”拍张照，证明我曾到此一游。故宫里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化艺术品珍藏，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长期以来，“北京故宫有‘宫’无‘宝’”的误解占据大众认知。“事实上，故宫博物院不仅文物藏品丰富，而且以珍贵文物为绝对主体，1684490件（套），占全部藏品的93.2%。”单霁翔有些无奈，大众更多把故宫看作一个景点，“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把故宫变成‘故宫博物院’。”
有目共睹，近些年，故宫博物院正在努力扭转大众的既有印象。
展览，成了最主要的着力点之一。目前，故宫博物院已形成包括原状陈列、固定专题展和临时专题展在内的完整展览体系，每年有各种展览40余个，同时展出文物藏品近1万件。但在单霁翔看来，这还远远不够，“扩大展厅面积，展出更多文物，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201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迎来了90岁生日。年初时单霁翔就表示，不会举行任何庆典纪念仪式，取而代之的是设计精美、内容丰富的十八项专题展览贯穿全年。9月8日正式对外开放的“《石渠宝笈》特展”便是其中之一。10月10日当天，更有多重实实在在献给观众的“大礼包”：“普天同庆——清代万寿盛典展”以喜庆、热烈、具有震撼力的效果展示清代帝后庆寿盛况;“故宫博物院早期院史展（1925-1949）”婉转诉说那一段波澜壮阔、鲜为人知的历史;新建的雕塑馆推出400余件工艺精美的院藏雕塑文物;寿康宫原状陈设带观众“穿越”回乾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开放，也是故宫努力的方向之一。故宫博物院90岁华诞当天，伴随多个大展隆重登场的还有四个全新开放的区域，开放区域比例由2002 年的30%提升至目前的65%。如今，观众不仅可以去慈宁宫区域探访外西路的神秘“女性世界”，去宝蕴楼感受紫禁城唯一西洋建筑的别样风貌，还可以登上东华门城楼，俯瞰壮美的紫禁城建筑群，并沿着城墙经过东南角楼直至修缮一新的“地上天宫”——午门-雁翅楼，不可不谓一种难得的文化体验。单霁翔透露，随着古建修缮进展和空间布局的调整，故宫的开放面积还将逐步增加，待全部规划完成后，对公众开放面积会增加到76%。
故宫的开放还体现在态度上。于公众而言，也许说不清它有哪些规划与工程，但却能感受到，曾拒人于千里的故宫，开始变得亲切、和善：实现了网上预约购票，让观众省去了排队等候之辛劳;推出了一系列“萌萌哒”文创产品，在实体店和线上都卖到脱销;“故宫淘宝”、“紫禁城杂志”在微博微信上打滚卖萌，吸引了一众80、90后新粉;线上展厅臻于完善，APP产品琳琅满目，故宫文化走出了红墙走近了公众……如今，出现在人们大众视野的故宫，是一个展现古老文化鲜活魅力，真正“让文物活起来了”的故宫。
故宫变得越来越开放，也越来越透明。这种透明，不仅仅是以实打实的行动去为观众提供好的服务，更是主动调整自我心态以适应当下复杂的舆论环境。如果回头审视四年前，故宫经历“失窃”、“错字”、“会所”三重门后，面对媒体和公众有些手忙脚乱的窘迫，那么如今碰到措手不及的问题与突如其来的质疑时，不封锁消息，不辩解缘由，第一时间站出来坦陈详情，并雷厉风行予以后续处理的故宫，总让人不禁给予几分欣赏几分肯定。这或许也是为何近几年，故宫遭遇“人打钟”、“故宫跑”等舆论危机后，总能一次次化险为夷的缘由。
在故宫人的规划里，2020年，紫禁城建成600年时，基本实现故宫博物院进入安全稳定的健康状态，成为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在这背后，还有一项旷日持久长达八年的工程——“平安故宫”。据单霁翔透露，“平安故宫”的实施，旨在有效解决火灾、盗窃、震灾、藏品自然损坏、文物库房、基础设施、观众安全等七大安全隐患，而这些方面，也是故宫作为博物馆需努力完善的地方。
“把壮美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这是单霁翔的故宫梦，也是更多故宫人的故宫梦。站在故宫博物院九十周年的节点上，故宫正在成为一座世界一流博物馆的道路上前行。我们期待转型后“宫”“院”合而为一融会贯通的故宫博物院，也期待转型后以现代博物馆之姿承担文化启蒙重任的故宫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