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是滇地远古文明的中心，大理是茶马古道的重镇又是云南设治最早的地区，西汉元封二年，即公元前109年，设叶榆、云南、邪龙等县。当时的大理是个丰腴之地，土地肥美，宜五谷蚕桑。大理历史悠久，远在新旧石器时期，就有古人类居住。西汉武帝在云南设置郡县时，大理纳入了汉王朝的版图。唐宋时期，大理先后出现隶属于唐宋王朝的南昭国和大理国两个地方政权。到了南诏国时期，大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技术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由于南诏是在唐王朝的支持下才得以统一六诏的，因此与中原交往比较密切，通过吸收和运用汉文化，因而建筑、雕刻、绘画相当出色，响誉海内外的崇圣寺三塔、石宝山石窟、剑川木雕，以及著名的《南诏中兴国史画卷》等，都是当时的产物。当时南诏王凤伽异到长安进贡时，带回了唐朝赠给的龟兹乐队。他们与南诏的专业乐队相结合，创编了《南诏奉圣乐》，被列为唐代十四部音乐之一。大理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是云南早期文化发展的中心。早在南诏时期，大理的文化已相当发达，崇圣三塔就是古代文化的象征。《白史》、《国史》、《南诏奉圣乐》、张顺、王奉宗绘的《南诏画卷》、张胜温绘的《大理画卷》等不朽佳作，充分说明了大理文化的发达，而且大大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大理国建立后，与中原宋王朝的关系更加密切，贸易频繁。白族文化已经提高到汉族文化的水平，各领城通行汉文，官、商各界竟相买汉文书籍、读汉字、写汉字。雕刻、绘画等艺术也有了显著的成就，现存大理地区佛寺中优秀的壁画，大多是大理国时代的作品，公元1180年，描工张胜温画的《大理画卷》又称《张胜温画卷》，被誉为“南天瑰宝。从南诏国到大理国的五百多年时间里，大理一直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后又经过漫长的发展、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民族优秀、经济富足的一块宝地。1956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大理白族自治州。同时，大理也是滇西的交通枢纽。改革开放后，大理已逐步发展为滇西的商贸旅游中心城市。大理古城成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一、大理“文献名邦“的形成
汉代大理是“蜀身毒道”必经之地，印度、缅甸人到过大理。唐代，印度僧人到大理传教游览，有的还成为南诏王的“国师”；唐初，唐将梁建方率兵讨松外蛮，招降河蛮首领杨敛，在大理地区游历考察，他将耳闻目睹的大理地区的部落、特产、风俗等内容写成《西洱风土记》；唐贞元十一年（公元1287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大理旅游，著有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元末明初，有几个日暗本僧人到大理旅游居住，有四位日本僧人圆寂后，还葬在苍山龙泉峰，并修建了著名的“日本四僧墓塔”；元代十七年至二十年（公元1280-1283年），西台御使部松两次到大理游览，调查了大理的山川、风俗、物产、社会生活，写出了著名的《大理行记》。民国初，英国人弗茨杰罗德到大理旅游考察，著有《五华楼--对大理民家族之研究》一书；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被贬到云南的翰林修撰杨慎，与大理白族学者李元阳结伴漫游苍洱名胜，写了《游点苍山记》，明末清初，著名诗画僧人担当，走遍苍洱之间，留下许多赞美大理的诗名；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6年），地理学家徐霞客来大理旅游，在他的《徐霞客游记》中对大理的苍洱名胜、传统的三月街等均作了翔实的记述。清代，大理的苍洱风光业已驰名，来大理游历的人更多，陈鼎在他的《滇游记》中，对大理三塔、一塔、感通寺、三月街等名胜古迹都作了详细的描述；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剑川州牧张泓游历大理，在《滇南新语》中记述了大理的龙女花。大约在四千年前，大理便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战国时期，有大批移民从中原来到大理。早在汉代，大理就是古西南丝路的交通要冲。公元七世纪初，洱海地区出现了六个较大的民族部落。在唐五朝中央的支持下，蒙舍诏逐步吞并了其他五诏和许多小部落。公元738年，南招把政冶中心从巍山迁到了大理，筑太和地为都。同年唐玄宗封南诏王皮逻阁为"云南王"，设"云南安抚司"，从此，大理成为云南的政治中心。公元937年，段思平联络滇东三十七部进军大理，建立了"大理国"。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十万大军乘革囊，渡金沙江，灭大理。大理国相传二十三王，共318年。元朝在云南设立了中书行省，并将行省的治所东移到昆明，才结束了大理五百多年一直是云南政治中心的历史，公元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改大理国为大理府，称太和县。清沿明治，民国二年改太和县。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原大理县、下关市建制撤销，组建为大理市。大理白族的风情浓郁，民族文化多姿多采，至今仍保留着独具特色的语言、服饰、风俗。还有许多具有地方特点的民族成会，如本主节、绕三灵、耍海会、三月街等。白族民居"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华丽典雅，别具特色，"家家养花"的美好环境令人流连忘返。
“文献名邦”一词在云南，常被人们作为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地区的称誉。“文献”二字的含义为：“文，典籍也；献，贤也。”用现代的话说，文指的是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资料，献指的是熟悉典故的人才。因此，文献名邦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丰富的能够反映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典籍，二是要有精通典籍的人才。大理被誉为“文献名邦”的历史根据，就是高悬在大理古城南文献楼上的匾额。匾额是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云南提督偏图所写。偏图是汉军正白旗人，原姓李。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偏图以督标别将随云南总督赵良栋征讨吴三桂，第二年被提升为云南随征够兵。平定云南后，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偏图任云南提督。云南提督府衙门就设在大理。偏图身居大理15年，深感这里的人文兴盛故报请清政府颁发了这块匾。大理被誉为文献名邦的依据，在民间还有这样的说法，是根据大理文献村而来的。建于康熙年间的文献楼楼上有一副长联，为大理近代文人周仁所撰：“溯汉唐以还，张叔传经，杜公讲学，硕彦通儒代有人，莫让文献遗风暗消在新潮流外；登楼台而望，鹫岭夕阳，鹤桥小路，熙来攘往咸安业，但愿妙香古国常住于大世界中。”这幅长联道出了文献村的来历。联中的张叔何许人也？乃汉代大理文献村先贤。据传，汉武帝时，文献村名叫南山村。当时，大理地区还不开化，特别是文化方面更处于迷蒙状态。天资聪颖的张叔与同村好友盛览一块放牛时，深感不识文字的缺憾和痛苦，于是二人商议出走学习。他俩历尽千辛万苦，到处寻师访尊，终于寻访到了汉代大学问家司马相如，拜司马相如为师学习经文。司马相如授其经文，张叔、盛览学成归来，教化乡人。因张叔、盛览被后人尊为精通学问、精通典籍的人才，故将南山村改名为文献村。明著名白族学者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人物》载：“张叔，叶榆人，天资颖出，过目成诵，俗不知书，叔每疾之，思变其俗。元狩间，闻司马相如至若水造梁，遂负笈从之，授经，归教乡人。”
二、大理“文献名邦”的形成与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所创，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儒家学说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儒家文化所拥有的地位，是由于儒家在产生以后，在从古到今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独占大一统思想地位后而形成的。儒家主张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等。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汉朝以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所说的儒家思想，绝大部分来自宋朝的文献。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束缚。直到五四运动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大理“文献名邦”的形成，与儒家文化的影响有着根本的联系。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儒家思想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某些地区更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缔造的儒学，自春秋起就开始书写她源远流长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随着社会的发展的历史的演进，儒家学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得到了不断地丰富与发展，其社会功能也在与时俱进，并逐步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文化内涵。孔子通过其经历以及理论为后世的教育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其后，宋代理学家朱熹对儒学文化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不仅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与终身性，更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如他所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不仅要认识，更应该去实践。这种思想对于解决今天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矛盾、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按照古代的说法，“文，典籍也；献，贤也；邦者，国也。”也就是说，大理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地方，既有浩瀚典籍供人穿越时光，也有胸存甲兵三千的饱学俊士，可谓人杰地灵。毫无疑问，那时以及更早的大理是无愧于这块悄无声息的匾额的。白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少数民族之一，同时又是南诏国、大理国文化的直接承传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白族文化、别具一格的民风民俗。这些文化通过文物古迹、文献典籍、口头文学流传下来，记录了白族人民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特殊认识和深邃思考。
（作者单位：大理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