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忙”是时下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字，是几乎每个人都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不信你去问问,十个活人九个忙,剩下一个正忙着找事去“忙”。两人见面，甫一寒暄，“忙”已出口：“最近忙不忙？”“忙啊！”“忙什么呢？”“瞎忙。”好一个“忙字”，内涵无限，外延无边。于是，便有了“鞠躬尽瘁”、“宵衣旰食”、“日理万机”、“夜以继日”、“通宵达旦”、“焚膏继晷”（从这些语词的丰富程度，可见传统文化对“忙”的崇拜）等雅词，来形容公仆们，也有了“忙的跟小磨一样”、“忙的屁股沟搓绳”等俗语，来调侃升斗小民们。忙是不是就意味着干活多,忙是不是就意味着勤奋、勤政，也不一定。
周公之忙
中国历史上最早见诸文字的忙人是三千多年前的姬旦，也就是周公。周公佐兄灭商，扶侄继位，摄政期间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广封诸侯，这些典章制度后来被称作“周礼”。周室肇始，文（王）武（王）皆亡，成王年幼，周公勤于国政，可想而知。司马迁《史记·鲁周公世家第三》中记载：周公诫伯禽（周公子，第一代鲁公）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这是周公在儿子伯禽动身赴任时告诫儿子的一段话，中间的“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流传千古，为后人所称颂。五百年后的孔子对周公极为敬仰。孔子曾说：“人如有周公之才之实，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一千三百年后的曹孟德也感叹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虽然周公是个大忙人，但我却不太相信“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之类的神话。周公说这话是对儿子单独说的，老子教训儿子，难免言过其实，吹吹小牛，司马迁如何知晓？当时的文字和书写方法及史官制度都不健全，如何得以流传八百多年让司马迁记了下来？估计是猜的吧？司马迁的《史记》写得像小说，臆想的成分不少，有专家已提出来了。
孔子赞周公更好理解，因孔子一生对周公非常偏爱，经常梦见周公，当面向周公请教。到了年老体衰之时，还慨叹道：“其矣吾衰矣！久矣不复梦见周公！”孔子可算是周公的隔代知音。孔子奔走列国，“累累若丧家之犬”，也是个忙人。
诸葛亮之忙
诸葛亮几千年来被称为智慧的化身，他被《三国演义》及许许多多舞台剧神化得无以复加。神一样的诸葛亮却没能让偏安一隅的蜀汉统一华夏，反而在三国中最先灭亡，到底是为什么？原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孔明先生自视很高。在孔明秉政的几十年中，政事“事无巨细，亮皆专之”。连打军士二十棍，也要他批准。有人曾劝诸葛亮说：“丞相事无巨细，皆亲理之，窃以为不必。”诸葛亮说：“唯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也就是说孔明先生谁也不信，认为唯我独忠。
诸葛亮大权独揽，使得蜀汉的命运系于一身，孔明在，蜀国在；孔明亡，蜀国亡。生前急于“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在北伐问题上操之过急。陈寿指出：“连年动众，未能有克。”终于在五丈原劳累而终，出师未捷身先死。在这方面，司马懿就技高一筹。在诸葛亮生命的最后时刻，两人在陕南对垒，当司马懿听到诸葛亮吃的少、工作多、不锻炼、情绪低落时，就预言他活不长了，便坚守不出，同诸葛亮的生命赛跑。
像诸葛亮这样“近神近妖”的人物都在《三国演义》中连打败仗，不能不令人反思诸葛亮的战术。让我们来看看他的战绩：南阳出山后到赤壁之战是一路南逃，不管火烧博望、火烧新野，还有什么长坂坡，说得再神，也是狂逃中的急智。他哄住忠厚的鲁子敬，借得荆州，又从刘备的本家弱智的刘璋手里骗得四川。在四川站住脚后，却丢了荆州，折了关羽。他没能劝阻住刘玄德，遭致夷陵之败，伤了蜀汉的元气。托孤后，六出祁山，妙计频出，使出浑身解数，却未出陕南半步，折腾十几年，五十四岁卒于军营中。弥留之际，知道“余子碌碌”，不是司马仲达的对手，恐怕家也回不去了，又导演了一出“死诸葛吓退活仲达”的闹剧，来掩护撤退。死了还操着心，用一个破锦囊操纵着脑子进水的马岱，杀了有勇有谋的魏文长。诸葛亮对解剖学很有研究，不知何时发现魏文长脑后有反骨，故杀之。至此，蜀国开国的重量级的大将全给他“忙”完了。
蒋介石之忙
蒋中正也是一个大忙人。在三年内战中，他经常越过司令、军长，直接指挥到师，指挥的办法之一是坐在办公室里发电报；二是坐飞机在战火正炽的战场上飞来飞去，亲自指挥，因为他不相信他的任何将领比他高明。辽沈战役，他多次飞到沈阳，指手画脚，把东北忙丢了。接着去忙淮海，多次飞徐州，又把华中忙丢了。接着又去忙平津，平津完了。他忙得不亦乐乎，忙得屁股冒烟儿，把一百多万精锐美械部队折损殆尽，这才感觉势头不对，连忙通电下野赋闲去了。忙人有忙命，闲不住，蒋又在家乡溪口架起了几十部大功率的无线电台，同全国各大战区的部队保持着热线联系，仍是山中帝王。因为江南仍是国统区，他不放心，要把它都忙“完”了才歇歇手。于是有了蒋亲自部署的长江防线，不顾李宗仁、白崇禧的反对，把兵力集中在大上海，保护他把黄金、白银、文物运到台湾。百万雄师过大江，江山半壁终易手，他也该跑到孤岛上歇歇了，但歇不住！环顾神州，仍有西南半壁在青天白日的旗帜下，十分令人不甘。他又冒着生命危险在枪林弹雨中飞重庆，飞成都，指挥退到那里的胡宗南兵团。解放军八面合围，摧枯拉朽，蒋的几十万大军灰飞烟灭，只剩下李弥率残部去缅甸种鸦片了。好，最后一次，夜半时分，蒋仓皇辞渝，险些被擒，飞到台湾，再不来了。静下心来，不知作何感想。
1946年国共开战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蒋介石同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并称四巨头，手中有八百万美国装备的军队和几亿人口及全国大部分城市、铁路，还有共产党没有的海军和空军。三年以后，只剩下台湾弹丸之地，风雨飘摇。你说蒋介石会忙不会忙？太会忙了！如果没有如此会忙的蒋介石，怎么能在三年之内把如此庞大的家业输得一干二净？这种结果都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毛泽东预料解放战争得五年时间）。
台湾时期，蒋潜心研究王阳明、曾文正，委政陈诚、蒋经国，使台湾在短短二十年内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亚洲“四小龙”，可能是吸取了在大陆的教训吧。
和尚也忙
俗人忙，和尚也忙。从《南方周末》2004年9月16日人物版《释永信：少林操盘手》一文中可以得知，少林寺的方丈释永信就是个大忙人——“终于坐在了返回的飞机上，释永信轻舒一口气。作为少林寺方丈，他应该是觉得累了吧。这是一段马不停蹄的时光。”马不停蹄在干什么，在当“空中飞人”，在全世界飞来飞去，上电视，接受采访，出席宴会，这些都是化缘的过场戏。“几天前他刚从香港飞回少林寺，马上又飞到北京，才两天又要急匆匆地飞回少林。‘家里事太多’，释永信把少林寺称为‘家’”。家里都些什么事呢？——“从2001年少林寺整修拆迁以来，山门外百姓的怨声至今未绝。前后持续两年之久的拆迁涉及少林寺周围民房近十万平方米，迁走了武校四十多家，商户一千多户。到去年底，该拆迁的已全部拆迁完毕。曾经普度众生关怀农桑的少林寺在第三十三代后继者释永信这里背上‘骂名’。”除此在全国各地都在上映的非和谐剧以外，他还是多个组织的首席执行官——“自1986年始，他先后创立了少林寺拳法研究会、少林武僧团、少林寺红十字会、少林书画研究院、中华禅诗研究会、少林寺慈善福利基金会。释永信几乎担任了全部这些团体的最高领导。”释永信大师虽然地位高，名头大，但很没有架子，什么粗活都干——“采访结束向释永信辞行时，他正盘腿坐在方丈室的古椅上，高举着计算器就着从门缝里斜刺过来的阳光凝视计算器上那个数字。他说，一部分工程结束了，该结账了。”作为方外之人，释永信大师做的都是和本职工作毫不沾边的大俗事——连他的朋友、宗教学会副会长都提醒他“忙里偷闲，打打坐、练练武”。释大师之忙，笑倒全世界。
跑项目与砍价钱
跑项目与砍价钱是两桩现今中国人不得不忙的事。这里说的项目是狭义的项目，专指向外要钱，国家的、资本家的，有偿的、无偿的，统吃！也就是常说的“借鸡生蛋”、“借船出海”。于是乎，一大群党政干部、社会精英一起被动员起来，跑省进厅，跑部进京，腰缠人民币，手拿土特产，奔走于权力之门。从立项开始到项目落实，凭着一股为本地区、本部门献身的精神，把一长串部门一一打通。在这中间，比着摆阔，酒店歌厅竞风流，大把大把地扔票子。最后项目来了，皆大欢喜。项目被强有力的对手争走了，巨额的前期投资打了水漂，“缴缴学费，取取教训，以利再战”。在项目投放中也有令人不解的地方，国家财政出钱的公益性项目，哪里需要哪里投；赢利性的项目，哪里合适哪里投，来争的肯定不是都需要、都合适。但是条件越不具备，争得越凶，出招越狠，成效越大，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背虎榜的中状元。如果跑得好，跑得妙，沙漠地区也能跑个淡水养殖项目。审批项目成了权力的象征，跑来项目成了政绩的象征，项目成了香饽饽，一大群人饿狼般的争抢，引得一些项目寻租者哈哈大笑，赚个盘满钵盈。或胜或败，都是主人买单——人民群众缴学费。
如果说跑项目是公家的事，那么砍价钱更多的是老百姓的事。小至买菜，大至买楼，都常要砍价钱，谁不砍价谁傻瓜，买家认为不砍价就吃亏，不砍白不砍。但买家没有卖家精，卖家标价的时候头戴三丈高纸帽，拦腰一刀，毫发不损，任你精似鬼，喝了老娘的洗脚水。你讨我还，锱铢必较，争得面红耳赤，争得不欢而散，争得恶语相向，争得拳脚交加。讨价还价似乎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包括大商场里那些明码标价的商品，只要你一张口，就有松动的余地，叫你如何不想还（价）。好不容易等到星期天上街购物，可一个地方砍价砍了一上午，自觉占了便宜，买回家方知吃亏不小，多花掉的钱不说，还白白浪费了一上午的时间。国人可以为一块钱争半天，时间是不值钱的，钱却是实实在在的“钱”。在商品价格标签上，有物价员的私章，有物价局的公章，可还是橡皮泥捏的，叫我等草民百姓如何不去砍价，如何不忙呢？
外国人的忙
外国人又是如何忙的呢？美国五星上将、第三十四任总统艾森豪威尔二战时曾担任过欧洲盟军最高统帅。然而，他经常做的工作却只是指挥三位直接受他领导的将领，对他们的手下从不过问，概不接见。有一件广为流传的轶闻：诺曼底登陆前有记者采访总指挥艾森豪威尔将军，艾帅正在打高尔夫球，记者惊问艾帅为何如此悠闲。艾帅答道：我只管三个人。呶！那个拾球的是马歇尔将军，那个站在旁边拿球杆的是蒙哥马利元帅，那个是球童。三个盟军的最高统帅在大战到来之际如此从容，让记者惊得目瞪口呆。历史证明，诺曼底登陆行动胜利完成，马歇尔后来成了美国国务卿，艾帅成了继杜鲁门之后的美国总统。
艾森豪威尔退役后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有一次，副校长请他听有关部门的报告。听了十几位后，艾感到非常烦躁，他把副校长召来，问自己到底要听多少人的汇报，回答是六十三位。艾大发雷霆，认为这样做太浪费时间，他特地提到自己当年做盟军统帅时如何信任直接下属这件事。
1953年，艾当选为总统。一次正在打高尔夫球，白宫送来急件要他批示，总统助理事先写好了“赞成”和“反对”两种备选意见，只需他挑一个签名即可。艾一时不能决定，便在两种批示上都签了名，然后对工作人员说：“请狄克（副总统尼克松）替我挑一个吧！”继续打他的高尔夫去了。
艾的“懒惰”是建立在信任他人基础上的自信。
伊拉克开战后，小布什仍不忘在其庄园内度假，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丝毫不为万里之外的战火所动。
我曾随代表团到俄罗斯的远东考察，下班后和节假日、星期天你根本雇不到翻译和导游，不是翻译和导游都在忙，而是翻译和导游不上班，即使加薪也不去。他（她）们说：“周末我要享受美好的人生。”在西方，人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他们绝不会为了加薪而去加班。因为他们深信：“金钱买不来生活的快乐，不能为子孙而活着！”这和东方人截然不同。
《参考消息》10月22日转载了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报道，报道认为西班牙人此次焚烧中国鞋店事件“并非种族歧视”，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国人“一门心思赚钱”的做法所致。西班牙一位店主这样对记者说：“中国人一天到晚地工作，从来不关门午休，也没有节假日或者周末。他们简直让我们没有生意可做。”该报认为这种勤劳与西班牙人传统的价值观相违背，西班牙人认为，“家庭、朋友和休闲比赚钱更重要”。他们午休时要关门歇业，到了法定下班时间也关门，到了周末或节假日更是早早落锁不再营业。针对这次事件该报得出这样一个让我们不大舒服的结论：“中国人的职业道德令西班牙人感到厌烦。”这种生存规则事实上在当今世界经济的竞争格局中成了我们民族“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优势。正因为中国人毫无怨言的勤劳和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许多跨国企业纷纷在中国投资办厂。没有休闲时间，自然也没有更多的心情放在建立家庭的和谐以及与朋友相处中，也没有时间来享受人生本该享受的快乐与自由自在。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同胞经常所说的“等赚够了钱再回国享受”，然而钱是可以储蓄的，生命却不能，等赚够了钱生命也许就枯萎了，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过程本身。靠勤劳打天下也许能逞兴一时，但绝不是一个国家长久发展之计，更不是一个人生存发展的最好途径。让更多的公民清醒地认识到家庭、朋友、休闲比金钱更重要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就像我们经常对勤劳的父辈抱怨的那样，对自我生命的尊重和享受可以促使我们用更多的方式获取财富。只有在一个依靠各种方式都能获取财富的宽容社会，每个人的内在潜能才能够充分发挥，个人素质才会不断提高，工作也会更加快乐。到那时，“一天到晚地工作”就不再是我们的“看家本领”了。
中国古代智者对劳逸的精辟见解
中国的老祖先是如何对待劳逸这个问题的呢？
古代人对君臣佐使职责的不同有着明确的界定，并由思想家提供理论支持。
两千多年前的《吕氏春秋·察贤》就论述过君主选贤任能的重要性。比吕不韦更早的管仲在《管子·君臣》中说：发挥聪明才智是下级的事，用好下级的聪明才智才是君主的事。《韩非子》宣称：“君主不躬小事。”“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
慎子在《慎子·民杂》中说：君主清静无为，臣下任劳任怨。臣下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君主不干预。如果君主事必躬亲，那是替臣下操劳。臣下虽然清闲了，如果事情出了差错，臣下还会怪罪君主，就要出乱子了。
汉文帝时，陈平做丞相，文帝问陈平，一年全国审理多少案件？一年全国收入多少钱粮？陈平说，我不知道。这些事自有主管的官员知道。文帝问：谁主管？陈平说：一年全国审理多少案件，可以问廷尉；一年全国收入多少钱粮，可以问治粟内史。文帝说，那你干什么？陈平说，管理臣下。陛下要问谁贤明，谁平庸，可以问我。宰相辅佐天子，调和阴阳，顺应四季，使万物平安，使诸侯效忠朝廷，使邻邦和睦相处。使百姓安居乐业，使大臣们各司其职。文帝连连称赞（《汉书·王陵传》）。
汉宣帝时，丙吉当丞相，有一次出去视察长安附近的地区，路上有人打群架，死伤枕藉，丙吉不闻不问，继续前行，秘书很奇怪。前面又遇到有农夫赶着一头牛，牛伸着舌头喘气。丙吉停下来，询问赶牛人走了多远了。秘书不解地问丙吉，为什么见杀人伤人不管不问，见牛喘气如此重视？丙吉说：民众械斗，是长安县令京兆尹的事，到年底考核时，会有处理的，“宰相不亲小事”。而现在刚开春，天气温暖，牛走不远就喘气，是气候失序的征兆，这才是关乎国家社稷的大事。宰相等三公调和阴阳是职责所在，所以详细问了问。秘书十分服气，都认为丙吉识大体，知缓急（《汉书·丙吉传》）。
隋文帝每天早上上朝，直到很晚还不下班。大臣杨尚希劝他说：陛下是掌握全局的人，工作应该责成宰相、尚书，枝节的问题不应该由皇帝亲自过问（《隋书·杨尚希传》）。另一个大臣柳彧也说：陛下不辞辛劳，臣子就害怕获罪，从不自己做决定，事事都请示您。甚至修房造屋，小笔开支都请示您。一天之内，您需要应付许多部门的请示，以至于废寝忘食。请您慎重考虑一下我的话，减少不必要的工作，除非涉及国计民生，其他则由主管部门去管（《隋书·柳彧传》）。
唐太宗时，宰相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如果皇帝做到了这几点，就可以天天在宫中开PARTY。那些经常越俎代庖自以为聪明的领导是多么愚蠢啊！
宋仁宗在位，有人劝他集中权力于一身。仁宗说：你说得固然好。但我定下的事，如果都正确也就罢了，如果有失误，不好纠正。不如让群臣商议，由宰相实行。如果出现失误，自有御史提出来，容易纠正（陈亮《中兴论·论执要之道》）。
专家说端详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陈志武撰文说：
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付制度成本。这些国家的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比如，从申请注册公司到真正拿到营业执照以至开业……在加拿大，这一过程最快，只需两天，美国需七天，意大利最长，需一百二十一天，在中国需要一百一十一天。按每年二百五十个工作日计算，在中国和意大利，创业者平均要等待半年左右才可注册好一个公司并开业。为了弥补这些制度成本，规避交易风险，人们不得不格外地勤奋，一天多工作几小时、少拿些收入，多把一些青春年华耗在饭局和没完没了的审批手续上。为什么我们一周七天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晚上十一二点也还在通工作电话？这都是我们为制度成本必须付出的代价。
陈志武教授从经济、政治的角度对同胞们的忙做了分析。著名作家周国平先生写过一篇《保持内在的从容》，用诗一般的语言从另一个视角对闲作了剖析，文章不长，全文如下：
今天人们都活得很匆忙，仿佛被什么东西驱赶着。事实上，匆忙往往是出于逼迫。如果说穷人和悲惨的人是受了贫穷和苦难的逼迫，那么，忙人则是受了名利和责任的逼迫。名利也是一种贫穷，欲壑难填的痛苦同样具有匮乏的特征，而名利场上的角逐同样充满生存斗争式的焦虑。至于说到责任，可分三种情形，一是出自内心的需要，另当别论；二是为了名利而承担的，可以归结为名利；三是既非内心自觉，又非贪图名利，完全是职务或客观情势所强加的，那就与苦难相差无几了。所以，一个忙人很可能是一个心灵上的穷人和悲惨的人。
忙乱是心中无数，无计划、无方案、无章法、无助手、不放权。“忙”是“心亡”，心都死了，什么情趣都没有了，只剩下躯体在机械地忙。
你看看，在此纷扰之世界，怎一个“忙”字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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