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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影响因素:发展行为遗传学的证据

时间:2022-11-04 18:25:04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摘 要】发展行为遗传学主要探讨遗传和环境如何影响个体心理和行为发展的问题。目前发展行为遗传学对儿童社会化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为问题、自我概念和家庭教养环境三个领域。对三个领域的研究能更好的解释遗传和环境是如何影响儿童社会化过程的。

【关键词】遗传;环境;儿童;社会化

发展行为遗传学(developmental behavioral genetics)是发展心理学与行为遗传学交叉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主要探讨遗传和环境如何影响对个体心理和行为发展的问题。特别要指出的是,行为遗传学家致力于研究个体复杂心理和行为不同的根源,对儿童社会化的探讨成为最近研究的一个新取向。根据发展行为遗传学的观点,对任一给定社会能力特征的变异可能有三个来源:遗传、共享环境、非共享环境。遗传被看作是由人与人之间基因的不同所表现出来的总体变异中的一个特征。比如社会能力的遗传因素是指源于人们不同基因的组合所导致不同社会能力的变异比例;共享环境是指生活在同一家庭的子女在平均水平上所共享的相同环境,并且它将导致同一家庭中兄弟姐妹相似(例如,邻居,父母的态度);非共享环境就是指那些不被兄弟姐妹共享的环境,它将使某一个体与其他兄弟姐妹不同(比如,不同的伙伴,出生顺序)。

目前发展行为遗传学对儿童社会化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第一个研究领域是行为问题。作为个体社会化发展差异的集中领域,传统心理学的研究发现,行为问题既是遗传的“产物”也是环境影响的结果,因此该领域是行为遗传学家极度感兴趣并且研究相对成熟的领域。第二个研究领域是自我概念,这一研究领域的结论还比较少,但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取向。最后,需要探讨的领域是家庭教养环境。上述三个领域处于基因—环境分界面的中心,能更好地表明基因和环境影响是如何用以解释在他们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

一、发展行为遗传学对行为问题的研究

对儿童行为问题的研究是发展行为遗传学家最为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之一。当前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年龄趋势、攻击性和非攻击性行为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差异对结果的影响。

首先通过比较不同年龄阶段的差异,以揭示影响行为问题发展因素的年龄趋势。例如,将学前儿童的行为问题与童年中期的发现进行比较,以揭示遗传和环境对儿童行为问题发展的影响。以3岁左右双生子的父母为被试,Schmitz等人采用儿童行为量表(CBCL)父母版的研究结果表明,学前儿童问题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遗传因素,遗传估计量为0.6,共享环境的影响估计值为0.2。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当与父母更积极的交流、使用更可靠更复杂的测量方法等措施将会进一步增加儿童行为归于遗传解释的方差变异而降低由非共享环境解释的变异。当双生子7岁时进行的重复测量表明,在5年期间,外显行为的遗传估计量有了明显增加。当然,据此认为遗传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增加存在相当的风险,但至少可以认为从学前期开始,儿童行为问题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遗传的差异所致。另外其它一些针对学前儿童或儿童中期的横向研究结果也较为一致地发现了较高的遗传估计量。但是应该注意到,如果在改变环境因素,那么遗传和环境的相关影响也将改变,从而导致环境的影响超过遗传。

其次,对攻击和非攻击行为问题的研究产生十分一致的结果,即攻击行为更多的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而非攻击问题行为更多的受到共享环境的影响。一项以200对7~11岁双生子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发现,攻击行为表现出更高的遗传估计量(0.60),而共享环境影响是中等(0.15)并且不显著;其它非攻击行为问题遗传估计和共享环境的影响表现为中等程度并且估计量很接近(分别是0.35和0.37)。另一项以英国和瑞典两国儿童为被试的研究更具有说服力。该研究发现对攻击行为遗传性的估计,在英国样本为0.69,在瑞典样本为0.70,在两个样本中共享环境的影响都可以忽略不计。相反对于非攻击行为问题,共享环境的影响是显著的,并且和遗传估计量一样均为中等程度。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行为遗传学研究在攻击行为和非攻击反社会行为的病因差异上做出了具有贡献意义的解释。如Maffitt(1993)提出终身反社会行为的攻击行为,有很高的遗传性,因而十分稳定;另一方面非攻击的反社会行为,可能被认为是限于青少年的类型,由相互联系的特别是在未成年期突出的线索引发,并且由较低遗传性和较高环境影响所支持。

最后需要探讨的是研究方法的问题。纵观已有研究,不同研究方法(如父母报告法、儿童行为观察法或者父母访谈法)所得出的结论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一项对3岁双生子的研究中,幼儿与照料者相互的行为关系使用两个10分钟双重(即20分钟)录像观察并且进行编码,同时也通过父母报告的方法。父母报告表现为显著的遗传的估计(.59),但是观察法的结果却不存在显著性。相反,共享环境的估计分别是.00和.25。而对8~16岁的双生子分别采用访谈和问卷法的研究同样发现,问卷测量表明了中等程度的遗传估计(.23-.34)和中等的共享环境(.25-.58)。访谈法产生了更高的遗传估计(.40-.73),并且基本没有共享环境的影响。这些行为遗傳的证据增加了研究方法的争论。有研究者认为评价者之间缺少一致性是导致不同结论的原因,应该使用最符合儿童行为的测量方式(或者潜在变异)因为它们更可靠更具有预测性。另一些研究者认为每个儿童行为的报告都是一个唯一的重要的方面,应该以其自身的范围进行考察。比如,儿童可能对自身主观问题有最好的报告,但老师和父母的报告可能更注重在不同背景下不同外在问题的频率。

二、发展行为遗传学对自我概念领域的研究

行为遗传学对于自我概念领域的研究刚刚处于起步阶段,迄今为止只有两个研究涉及儿童对其个性、长处和弱点理解的研究。第一个研究的被试是3.5岁大的双生子。对这个年龄阶段儿童自我概念考察使用的是force-choice pupper task。通过因素分析产生了两个显著的维度,攻击/盲目自大(例如,“有时候我喜欢嘲笑别人,并且对他们说一些不好的话”,“我想滑倒时头先着地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幸福感(well-being,比如,“我很喜欢我自己”,“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结果表明基因的影响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共享环境起到了中等程度的作用,并且非共享环境因素对这个年龄儿童的自我概念也起到和重要的决定作用。第二个研究是对9~10岁养子的研究。使用儿童自我形象知觉量表(Harter,1982)来评价自我的行为能力、运动能力、学校教育的能力、外表形象、社会接受性和一般的自我价值。在9岁时,其外表形象超过80%的变异归因于基因因素,学校适应能力和一般的自我价值超过一半变异也是源于遗传性因素。剩余的领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非共享环境的影响。但是这些结果与10岁儿童的并不一致。在10岁时,虽然非共享环境的影响继续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只有运动能力和学校教育的能力表现出一定的基因影响。

总之,在学龄前,非共享环境因素领域作用表明父母或者家庭气氛在儿童理解其个性早期形成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影响在儿童中期看起来在逐渐减少,因为那时在一个家庭里(可能也包括家庭外的)每个儿童独特的经验变得极为重要。但是,由于这两个研究都是建立在相对较小样本上并且需待验证,因此上述结论应该谨慎的对待。

三、发展行为遗传学对家庭教养环境的研究

在最近15年间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浪潮就是隶属于行为遗传学的所谓”环境”测量。这些研究绝大多数涉及青春期甚至更年幼儿童,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取向就是对于家庭教养环境的研究。由于已有研究大多是建立儿童基础上基因结构设计(比如,当双生子或养子是儿童而不是父母),故而任何基因影响的发现反映了儿童遗传因素而不是其父母的。鉴于此,若在家庭教养研究中发现遗传效应,这表明父母的行为部分是由儿童基因特征影响。

Braugart(1994)尝试使用养子设计考察了学龄前儿童教养行为和更一般意义上的家庭环境,使用的测量基因分析源于家庭观察测量。该研究却没有发现显著的遗传影响,这可能是由于目前对年幼儿童缺乏足够的精神病理性质的标准。而Deater-Deckard(2000)对年幼双生子(共120对)家庭环境所作的系统的评价(访谈和对父母—儿童相互作用观察)却产生了十分不同的结果。该项研究发现父母积极和消极报告表明显著的遗传影响作用(分别为.46和.55),同时父母的观察评估也发现了遗传的影响(.49)。

关于对儿童中期教养方式的研究,科罗拉多养子研究中考察了父母与孩子的相互作用。对从录像获得的相互作用以母亲行为、控制—打扰、情感和反应四个方面进行编码。当儿童7岁和9岁时,使用相同的CPA样本,对教养中温暖\控制和不一致的父母报告进行比较评估。跨时间的研究表明(追踪研究表明),温暖的遗传性是十分稳定的(7岁时是.56;9岁时是.40),在整个儿童中期,控制性一直没有显著遗传性;但教养表现出不一致性,在7岁无遗传性,但在9岁时表现很强的遗传性(.46)。

有研究者比较了在童年后期儿童和父母关于养育的报告,再一次使用了CPA样本。父母报告的消极和温暖表现出中等的遗传性,但是不一致性表明可以忽略基因影响。对儿童来说,家庭里成就动机受到稳定的基因因素影响,但是家庭积极性却没有显著的遗传性。

综上所述,从大量的证据来看,一时很难做出一致性的结论。在学龄前和童年中期养育方式都显示出一定的遗传影响。由于遗传在家庭环境测量上的影响与社会化是两个方向作用。这就是说,当父母与儿童发生相互作用时,这种相互作用既受孩子行为的影响也受父母行为的影响。

目前发展行为遗传学的实证研究和理论观点充实和丰富了儿童社会化研究的内容。这些研究表明不只是遗传因素对儿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诸如父母—孩子相互作用的”环境”观点也很重要。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传统的社会化研究和行为遗传学研究的融合,对于儿童社会化研究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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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3YJC190026)和2013年度山东省社科规划青少年研究专项(山东省青少年研究基地资助项目)“儿童青少年自发社会推理中的性别刻板效应:性别图式的调节作用”(项目批准号:13CQSJ07)的资助。

作者简介:张庆(1981- ),男,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研究方向:儿童社会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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