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对国外术语学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概括描述：
1 抛开“学派说”，从“地域”角度着眼；2 从对学科的定位透视研究状况；3 从研究的侧重点看各自的优势；4 近年研究的大趋势与新方向；5，术语教育的状况。
关键词 国外 术语学 现状
无论是关注术语工作的一般人士，还是已经投身或准备投身于术语学研究的人，都希望了解国外术语学的研究与发展现状。笔者准备从五个方面对国外术语学研究的总体状况作一概述。
一、抛开学派说，从地域角度着眼
曾几何时，在与术语研究相关的著述中，在谈到世界上术语研究的状况时，每每通过列举奥地利一德国、俄罗斯、捷克、加拿大等有影响的学派来加以概括，但对各学派的具体情况，却多语焉不详。作为对术语学发展历程的历史回顾，这样说当然也不一定错。但是不能不承认，在术语学已经有了许多新发展的今天，仅凭这样的描述，已经不能反映当今世界术语研究的总体状况。
首先，这与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动与发展有关。由于苏联的解体，原“苏联学派”已不存在，简单地将其改称为“俄罗斯学派”并不能涵盖苏联的许多加盟共和国，如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等独联体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有不少术语学研究现在仍极为活跃。
麻烦还不仅仅在此，更为主要的是，这里还有一个学理上严谨与否、科学与否的问题。丹麦学者克里斯特·劳伦(ChristerLauren)与赫伯特·皮希特(Heribert Picht)指出，在术语学文献中，从来没有明确地给“术语学派"(Terminological Schools)，这个20世纪80年代之前甚为通行的说法，下过定义。实际上，术语学创始人维斯特(Waster E.)从来没有把他开创的术语学研究看作是一个“学派”。此“学派”并不是严格哲学意义上的学派，而更像是出于实际需要与研究志趣形成的不同群体。所谓的术语学派之间从来不是彼此对立、互不相容的。
近年来，术语学研究者多从“地域”角度着眼，来描述当今术语学的研究状况。其中包括日耳曼语区、罗曼语区、英语语区等。这后两个语区可以把南北美洲也涵盖在内。此外，引人注意的，还有自北欧(或称斯堪的纳维亚)如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冰岛等国家，甚至到非洲如尼日利亚等国家的术语研究介绍。这都是些起步虽晚但发展势头很强劲的地区。按照这个提法，我们还可把传统上属东欧的国家，如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以及捷克、波兰等斯拉夫语国家也归为一类。这样，我们会得到一个术语研究的“新版图”。这个“新版图”显然比以往罗列几个“学派”更全面、更合理，也更能反映出近年来术语研究在地域上的新拓展。
当今著名的俄国术语学家舍洛夫(1lleaoB C，∏，)与列依奇克(SIe~HK B，M，)在提交给2005年在意大利的贝加莫召开的国际术语学会议的论文中指出，“‘俄罗斯术语学派’这种说法不过是长期以来的一种习惯提法。问题在于，俄国或者更正式地说，苏联术语学者从来都不是对术语与术语学有统一观点难以区分的群体”，“把所有俄国术语学的研究都归为单一的统一术语学派是没有依据的”。
在加拿大，术语工作基本上始于上世纪70年代。这时，由维斯特开创的术语学一般理论，根据实际需要，已经有了变动与修正。理论正沿着面向应用与受应用制约的方向发展。加拿大人意识到，来自不同渠道的不同方法都会对理论发展产生影响，让几种不同方法比肩并存，比宣称追随某学派要好得多。
无论是在非“学派”国家，还是传统上被称为“学派”的国家，学者们都不大赞成、不大接受“术语学派”这一提法。即使偶尔有人使用，也没有严格规定的意义。因此，我们在相关场合，对“术语学派”的使用也应该慎重。我们在考察与描述国外的术语学研究现状时，也不妨多从地域或者地缘的视角着眼。
二、从对学科的定位透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术语学到底是一门怎样的学科?该如何给它定位?劳伦与皮希特的研究报告称，这个问题最早是由俄罗斯的学者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提出来的。尽管俄罗斯的学者对此也有过不同的看法，但最终的倾向性看法却是明确的，即认为术语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术语学的产生与发展，总是从语言学、逻辑学、信息学、认知科学等多种不同学科中寻求理论依据与支持。但是，术语学遇到的问题，并不是单凭某一个学科就能解决的。
在日耳曼语地区，对这个问题给予较多关注则是近20多年来的事。维斯特在20世纪70年代的文章中，把术语学看作是几个学科间的“临界领域”。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奥塞尔(Oeser)在专门的调查报告中，则认为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后来布丁(Budin G.)等学者也接受并承袭这种观点，还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论证。
随后崛起的北欧国家的术语学者对这个问题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20世纪70—90年代，多把它看作是一个跨学科的知识领域。但自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研究的扩展，尤其是对术语的符号性认识的加深，学者们尽管不否认术语学具有某种独立性，但更倾向于把术语学看作是广义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以往所说的捷克学派是以布拉格语言小组的语言学思想为基础的。两者的关系密不可分。其主要理论依据与出发点就是功能理论与社会文化学方法。从这一点出发，他们把术语词汇视为职业语体的组成成分，特别关注术语在篇章中的功能，致力于创建与德语以及希腊语、拉丁语术语相对应的斯拉夫化的本民族语言的术语。他们把语言看作文化、文明与技术领域的交际工具。在术语的实践工作中，更着重分析科技文本，采取所谓自觉干预的语言文化政策，贯彻包括构词法在内的称名理论以及概念与术语的逻辑分类原则。
加拿大近十年来的术语工作更偏重于术语应用方面，即具体的术语产品的产出，是看得见的东西，例如术语库的开发、完善和术语记录的建设。加拿大政府机构如翻译局与大学的学术机构对术语学的重视，主要是出于翻译或者语言规划的需要。那里始终把术语学视为一个与广义定义的现代语言学关系密切的学科。
术语学在英国，在萨格(Sager J.)这样有影响的学者看来，它是语言学的一个部分。用加拿大学者隆多(Rondeau G.)的话说，“他比维斯特更多地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术语学”，但在进入21世纪之后，也开始把术语学定位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其理论基础是以语言学等业已确立的学科为“母体”。
接下来，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对术语学学科独立性的认识与接受程度，是否与一个国家或地区对术语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直接联系呢?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30年代，在奥地利与俄罗斯，术语学几乎同时问世，现今国际上通行的新说法是，俄国的德列津(∏peεen 9，K.)和洛特(JIotte∏.C.)两人与术语学之父维斯特齐名，这是因为现代术语学在这两个地区几乎同时肇始，三个人对此都有贡献。在加拿大、北欧以及某些罗曼语与英语地区，术语学研究历史相对
较短，多始于上世纪70年代。学科研究历史短，积累就少，根基相对较浅，视界也自然较窄，这些因素会不会在学科定位问题上有所反映呢?笔者注意到，北欧学者有过“随着研究的扩展，尤其是对术语的符号性认识的加深……”之类的表述，英国学者也有类似说法。与之相反，奥地利术语学家布丁在介绍德语地区术语学发展的哲学基础时，列举出莱布尼兹(Leibniz G.)、康德(Kant I.)等十几位哲学家的名字，并简述他们的哲学思想对术语学的影响。这是该地区术语学研究深厚的哲学根基的体现。俄罗斯的术语学者，也能举出本国的哲学家、思想家，直接或间接论及术语的哲学理论基础，如“白银时代”的弗洛连斯基(ffPnopeHCKfiⅡ.A.)，20世纪的洛谢夫(JloceB A.Θ.)等。说到这里，我们也许会更理解，为什么奥地利、德国以及俄罗斯学者会坚称术语学是一门独立学科。
看来，不同国家与地区学者对术语学的不同定位，与其说是认识的不同，不如说是研究深度与广度的不同。随着学科的发展，这种定位是有可能发生变化的。维斯特认为术语学具有跨学科的属性，因此，术语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一直是模糊的，难以准确定位的。甚至它的“综合性”涉及的学科，不同国家所列也不完全相同。但研究越是深入，就越有可能倾向于把它视为独立的学科。
三、从研究的侧重点看各自的优势
接下来，我们主要以奥地利一德国与俄国为例，看一看这些国家与地区在术语学研究方面的不同侧重点。
劳伦与皮希特的对比研究报告，把各国术语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发展状况作为第一个对比参项。在谈到俄国的情况时，他们用了“极为重视”、“具有长期的历史传统”这样的表述，并列举出从语言学到概念研究直至近年兴起的认知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谈到德语国家的情况，他们也用“其术语学理论及其积极的发展具有可以追溯到术语学科创建人的悠久传统。这方面这一地区与俄国极其相似”。显然，作者认为，在术语理论研究方面，这两个国家要领先于其他国家。
隆多也曾经比较过“德国一奥地利学派”与“苏联学派”在术语学研究方面的侧重点。他认为，对前者来说，“概念体系是术语的基础，首先要划分概念，然后才能划分概念的名称”，“一个概念体系是由一个具有层级结构的逻辑体系构成的。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术语学才与逻辑学和本体论发生联系”。而在“苏联学派”看来，“哲学对术语学的影响不像德国一奥地利学派所认为的那样深远”，“苏联学派的代表人物从一开始就对术语学的基本问题很关心。它们包括：术语的划分，术语的特性，术语中的概念，术语的定义，术语在其他学科中的地位，术语与全部词汇的区别”。从这段话中，大致可以看出，仅就理论术语学来说，德国一奥地利学派更侧重从哲学、逻辑学角度来研究术语，而苏联学派则更偏重从语言学出发，对术语学具有普遍性的基本问题更关注。
布丁本人曾撰文谈及日耳曼语区的术语学研究状况。他为以上的观察结论作了很好的注解。他详细论述了德语国家术语学研究的哲学基础与渊源。远在维斯特之前，从莱布尼兹到康德与费希特，到弗雷格，到维特根斯坦，到石里克，都发表过与术语研究有关的哲学论述。维斯特研究的基本问题与几个世纪以来的哲学家所探求的问题是一致的，如现实是什么?如何认识现实世界?现实中的客体是什么?如何观察客体?如何表达现实世界?如何为客体定名?等等。维斯特、费尔伯和布丁都把本体论和客体理论熔铸成术语学的理论支柱。
俄国学者曾声称：“按大多数国内外专家的一致意见，俄罗斯术语学派是世界上领先的学派之一；而在我们看来，当今这一学派仍然大大领先所有其他国家的学派。”据我们就术语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对国外的相关著述所作的调查来看，就涉及问题之广与著述之丰而言，俄国的确处于领先地位。俄国的研究优势与贡献主要在术语学的一般理论上。如关于术语的本质、术语与普通词汇的差别与关系，术语的定义等，单就数量而言，俄国的相关著述要多得多。
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形势大气候的变化，国际术语学界的联系与交往也更密切了。2001年，在芬兰的瓦萨召开了一次术语学理论大型研讨会。2002年，在丹麦学者皮希特等人的倡仪下，西方学者开始有计划地了解、熟悉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等苏联加盟共和国国家的术语学研究状况。先是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召开了一次纪念苏联与洛特齐名的术语学家德列津(拉脱维亚人)的活动。维也纳还先后两次出版了俄国术语学研究著述[SelectedReadinKs锄Russian Terminology Research与Research 与 Russian Terminology Science(1992—2002)]。2003年，又在英国的萨里郡召开了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据会议主办方说，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给“俄国同行”一个向各国学者展示近年来俄国术语学发展成就的机会，此前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包括语言上的障碍，这是很难做到的。2005年，在意大利的贝加莫举行了第三次大型术语学学术研讨会，其宗旨就是对东欧、奥地利、北欧等国家术语学研究的方法进行对比研究。同年，一些来自丹麦、德国、拉脱维亚等国的术语学家又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术语学研讨会。这些活动加深了各国术语学界间的了解与合作。从西方术语学界对俄国术语学研究的浓厚兴趣，也能透视出俄国术语学研究的优势地位。
在肯定自身优势的同时，俄国学者也承认自己的不足。这更多地体现在应用术语学方面。例如，在谈到术语库的建设时，坎黛拉吉(KaH~enaKH T，JI，)曾写道：“一般说来，语料库——其中包括术语库的建设工作，我们还没有开展起来，在加拿大，就有渥太华、魁北克以及蒙特利尔三个语料库。”这当然是指上世纪70—80年代的情况，但近年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俄国学者谈到术语库的建设情况，首推的还是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另一位俄国学者在比较“维也纳学派”与“俄罗斯学派”时说，如果把术语学研究归纳为10个方面，那么，“维也纳学派”在这些方面是“均衡”发展的。他在同一本书的另一处谈到属于应用术语学内容的术语编辑工作时，肯定“在德国与奥地利这样一些国家里，对术语编辑工作给予极大的重视”，“而在我国对这项术语活动却重视不够。由个别编辑进行的这项工作，就规模与质量来说，还是参差不齐的”。[s’
总之，从全面的“综合指数”来看，奥地利一德国与俄罗斯也许可以看作是术语研究处于领先地位的“第一集团”国家。其领先方面又各有不同。北欧国家是术语研究“上升最快”(列依齐克的话)的地区。加拿大是术语工作“最活跃”(隆多的话)的地区。这些概括性的说法大致不错。
四、近年研究的大趋势与新方向
综观近十多年来术语学研究的发展状况，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一个明显的趋向就是，对术语学理论研究的兴趣锐减，转而从事围绕术语语料库建设等实际应用性活动的人数剧增。这种
倾向在俄国也表现得很明显。术语学方面学位论文数量的下降就是一个证明。1990年这方面的学位论文为90篇，1991年为37篇，1992年为41篇，1993年为16篇，1994年则降到了9篇。俄国有的术语学家把这称为“术语学的彷徨”。
应该如何看待这样一个趋势呢?我们认为，不妨从三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不应该忘记，术语学是一门偏重应用的学科。如果说任何学科都离不开术语学，那离不开的首先还是术语学的应用部分，包括术语的标准化、术语编纂、术语的翻译、学科领域术语语料库的建设等等。就这一点来说，上述趋向应属正常。特别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与应用，以及其潜在的市场开发价值的诱惑，转向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应用领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第二，在任何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实际经验的积累与理论上的升华，总是交替发生的。二者总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某一个时期偏重于某一方面，也是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的。第三，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俄国术语学家指出：“事实越来越明显，许多术语学研究仍然带有描写性质，这就愈发使其远离实际工作的本质性问题与需求，并进而限制理论与术语实践活动的发展。”应该相信，尽管现时期理论研究处于低谷，但在实际呼唤理论的时候，总会有人站出来提出相关的理论观点，因此，也不必对目前的理论研究的低迷表示悲观。
在奥地利一德国这一地区，术语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如加林斯基(Galinski G，)、布丁等，特别热心于术语学的普及与启蒙工作。他们在从中国到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致力于宣讲术语学理论及应用问题。其他西方国家的学者也群起效仿，进一步促进了术语知识的推广与术语工作经验的传播。与此同时，摆脱维斯特理论或者说是多元术语学理论的趋向也逐渐显现出来。这在西班牙卡布瑞(cabre)的术语学交际理论，比利时泰莫曼(Temmerman R.)的社会认知术语理论等的相关著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上述大背景下，我们发现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新方向。代表这些新方向的关键词分别是：术语知识工程学、篇章术语学与认知术语学。
20世纪70年代末，在计算机科学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费尔伯率先提出了术语知识工程学(Terminological Knowledge Engi-neering)。当时计算机技术的新的应用领域，如人工智能(AI)和知识工程等，顺应了维斯特术语学理论的跨学科概念，或者说是这一概念的自然产物，因为维斯特早在1974年就明确指出，本体论和计算机科学都是术语学理论的主要支柱。于是，费尔伯、加林斯基和奈道比提(Nedobity)在80年代沿着这个方向展开研究。1988年，加林斯基与日本一家软件公司在术语知识工程领域开展课题研究。他还于1987年在特里尔大学发起了首届术语学与知识工程学研讨会。这次会议对德语国家的术语学研究和国际术语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可以说它对术语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此后，术语知识工程学(TKE)研讨会每三年举办一次。许多年轻研究人员均有志于术语知识工程学的研究。目前，这一新的研究方向方兴未艾。其基本内容在于，在术语库的基础上，在具有相同内容特征的术语之间建立起逻辑与联想联系，包括属与种之间的联系，种与种之间的联系。所有这些联系都是借助于分析相关概念，揭示与提取它们之间的区别特征来实现的。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可以借助专门的程序，构建出直观展现某一术语系统内多层次结构的示意图，一个个环环相扣的定义系统。它甚至可以为从事术语统一的专业工作者提供可供选择的术语及其定义。
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就是篇章术语学。最初，研究术语的使用往往是脱离文本语境孤立进行的，而篇章术语学则重视研究术语在文本中使用的问题。这种研究引导人们注意不同性质的文本对术语使用的不同要求。这种研究得以开展，主要是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电子文本的获取与利用随手可得，互联网成为了术语工作的重要资源。另外，术语的翻译研究也是篇章术语学发展的主要推手。翻译研究人员采用以语料库和文本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建立了平行的语言语料库，在比较语料的基础上，从平行的双语或者多语文本中寻求术语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解决办法。的确，科技文本的翻译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从事术语活动的过程。从对原文本的理解，编码信息的查询，包括出处的查询，到翻译的新文本的产生，都会涉及术语在文本语境中的具体的使用情况。应该看到，同样是在文本中研究术语，但是计算语言学学者与翻译学者的关注点是有差别的，前者注重从文本中提取术语等信息，然后用形式化的表达方式来操作，而后者偏重从文本中提取术语等信息后，经重组再把它们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还原回去。这样做必然会带来术语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发生变化、“走样”甚至扭曲。这一点也正是它对传统规定术语学研究的一个挑战。
认知术语学研究是随着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的兴起而产生的。术语与人类认知能力的联系可以说是天然的。不同学科在不同时期所用术语的完善水平，是这个学科发展水平的体现，也是折射人类思维能力的一面镜子。有学者指出，认知术语学研究，绝不仅仅是术语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而是对术语、术语集、术语系统，以及各种术语文本等一个全新的观点体系。也许有一天，20世纪末之前形成的术语学理论的所有范畴与概念，从认知术语学的立场来看，可能都需要重新审视。在认知术语学看来，术语是对在认知过程中出现并完善的专业概念的口头化，或称在言语中或话语中物化的东西。它应该被理解成将稳定的符号系统与反复变化的认识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语言动态模式的成分。术语可以看作是对研究者意识中发生的某种心智行为的特别校正物，因此，从术语中又能透视出术语创建者主观世界的主观性特点。同时，术语又是具有语言符号共同特征的普适的语言范畴。由此看来，认知术语学给术语学研究带来的变化极可能是革命性的。
五、术语教育的状况
无论是从事术语学理论研究，还是应用性的术语工作，都要求有包括语言学、逻辑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知识背景。按传统的专业分类实施的教育，很难培养出具有这类知识结构的综合性人才。于是，人们很快意识到开展定向术语教育的必要性。在一些国家与地区，先是举办一些短训班性质的术语培训活动。通常，这类短期培训活动开始多是介绍术语学这一新知识领域的一般性问题，后来则愈来愈专门化。但是，作为高等学校一门课程的较为完整的教材却长期缺失。从上世纪70年代始，这个问题愈发突出，并引起了相关组织的注意。先是由国际应用语言学联合会下属的术语学与词典学委员会，在20个国家的140所高等学校开展了一项术语专业人员培养调查。接着，在1978年，又在加拿大召开了一次国际术语教育研讨会。会议通过了一个提纲，指出术语专业人员的培养，可以以某学科专业知识或语言学知识为基础，按不同方式分别进行。上世纪80年代，在加拿大和法国，隆多
与费尔伯编撰的术语学教材问世。1979年，在奥地利，也有维斯特编写的接近教科书性质的读本。加拿大魁北克的科学与应用术语跨学科研究小组(GIRSTERM)还制定了一系列分别以术语学、翻译理论与实践以及计算机应用等不同学科为侧重点的专题培训提纲。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术语信息中心(Infoterm)对第三世界的术语教育活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从非洲到亚洲到拉丁美洲，术语专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各种短期讲学与咨询调查活动不断。每年暑期，在维也纳，也总有面向世界各国青年学者的培训班。在布鲁塞尔，自1984年起，每年也都有欧盟国家的术语专业人员以及翻译人员的培训。
按劳伦与皮希特的调查，俄国是最早开展术语教育的国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在大学里，术语学已经作为其他学科的组成部分开始讲授，第一本手册性的材料已经出版。后来，又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术语学教材出现。而在德语国家，最先是在奥地利，在上世纪70年代初，由维斯特开始了“在学术水准上”的专业教育活动。80年代初，术语学课程多由国际术语中心承担。而后，则由多所大学通常作为翻译课程的组成内容讲授。北欧国家的专业教育工作始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此后一直呈上升态势。课程由大学及相关组织，如瑞典的技术名称中心(TNC)承担。在大学里，术语学通常是作为专用语翻译或职业交际(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学科的组成部分。加拿大的情况与北欧基本接近。在罗曼语地区，如在西班牙，从上世纪90年代起，术语学开始登上大学讲堂，并成为所有大学的必修课程。而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上世纪80年代已经开展了对教师或调查人员的术语培训工作，同时有相关材料出版。在英语国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术语学也作为翻译学的相关学科内容讲授，并有手册类读物出版。在以尼日利亚为代表的非洲国家，术语学知识也作为其他学科的组成部分在一些大学讲授。
一个学科专业人员教育与培养工作的水平，受制于该学科自身的发展与普及水平，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一学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发展潜力。俄国的情况是一个很好的实例。由于苏联的解体，俄国以及其他独联体国家的术语研究受了相当大的挫折。然而，由于此前术语教育工作做得好，很快就摆脱了暂时的困境，又重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1995年，欧盟开始把“术语师”列为未来需求量最大的人员之一。据统计，在欧盟，每年用在翻译上的开支费用达300亿美元，且按15％的比例每年递增。有待开发的潜在市场仍有30％。可以想见，随着术语学的发展，全球范围内术语教育一定会保持强劲的势头。各国术语学家联合发表的《比亚韦斯托克宣言》说：“现有的研究结果中最重要的结论之一就是：认识过程的加快实质上取决于专业词汇的发展水平。因此，各国的人士与政府应该清楚地懂得，他们致力于加快本民族专业词汇的发展，也就是在为本国的科学、工业与文化进步创造条件。”随着各国政府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术语教育肯定还会更快地发展。
术语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信息时代，随着“知识爆炸”与“信息爆炸”的发生，对术语学的客观需求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术语学本身的发展也日新月异。无论从中国的术语学建设需要这个小目标来说，还是从提升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这个大目标来说，我们都应该持续关注国外术语学的发展状况。
(责任编辑 王慧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