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不仅体现在已经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及被收进这些著作中的正式讲话和报告中，而且体现在他与各界人士的诸多非正式场合的谈话中。从这些日常谈话中的相关内容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和积极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而且是一个勇敢的马克思主义捍卫者和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者。
关键词：毛泽东；日常谈话；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者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1-0129-07
现有馆藏的有关毛泽东思想的直接载体及学者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材料，就毛泽东个人方面而言，通常指已公开出版的毛泽东本人的各类著作、文稿，即“写”出来的毛泽东思想。然而，除了这些“写”出来的毛泽东思想之外，还应包括日常谈话中“说”出来的毛泽东思想。这些日常谈话散见于当事人事后撰写的各种回忆、纪念类文稿或研究、叙述毛泽东生平、思想等各类著作中，是一座至今尚未很好发掘、利用的毛泽东思想宝库。尽管在不同年龄段、面对迥异的革命与建设实际，毛泽东日常谈话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但涉及马克思主义观的表述却一直在他的谈话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拟从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对毛泽东日常谈话中所体现出的马克思主义观作些解读和分析。
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奉者
1.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
1910年秋，毛泽东考入湖南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在此读书期间他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的影响，倾向于维新变法，赞成君主立宪。他说，“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一本“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①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之所以投笔从戎，正是因为这一时期听说有社会主义，他说：“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②
1914年毛泽东到湖南第一师范求学。他开始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他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③经过比较，毛泽东摒弃了改良主义，然而此时他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信仰。正如他自己所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④
1918年11月，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管理员。因工作关系，他开始阅读一些马克思主义书刊，但并未彻底信奉马克思主义。正如他后来回忆时说：“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⑤
1919年12月，为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期间他与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人联系密切，用心阅读了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书刊，最终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据他回忆：“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书。我热烈地搜寻一切能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建立起完全的信仰。”⑥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自认自己已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了，他说：“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⑦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专门提到李大钊和陈独秀对他的影响：“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⑧
1949年冬，毛泽东设家宴为仇鳌接风洗尘时回忆道：“旧社会的东西对我都产生过影响。有段时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我才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⑨可见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比较选择、漫漫找寻的过程。据他自己介绍，这一过程大约经历八九年的时间。1973年4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时说：“我们青年时代也没有想到要革命啊。读孔夫子的书，我变成封建主义者。然后读资本主义的书，变成资本主义者了。到了二十几岁我还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⑩
从毛泽东本人以上的谈话中可知，他早年的思想大致经历了一个从改良主义到无政府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过程。而“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毛泽东便将其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指南，矢志不渝。
2.苦学坚信马克思主义
1971年8月28日，毛泽东找刘兴元、汪东兴等人谈话，回忆了自己青年时期克服困难攻读马列著作的情况，他说：“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炕。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勤工俭学的。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赣南会议后，毛泽东一度受到排斥。而这恰恰给他提供了一个埋头读书的机会。毛泽东读完徐特立借给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后找到徐老说：“这本书写得太好了！列寧批评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我们这里也有。”毛泽东在1957年与曾志的一次谈话中也回忆说：“1932年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