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刘知几是我国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史学家，是一个自信但有点自负的史学家，这一性格对于他史学观念特别是史料观产生了极大地影响。在本文中，笔者从广博的史料寻求以及经典史料善从、“史才三长论”和固定史料框架嵌套三个方面对于它的史料观进行分析。
【关键词】刘知几;史料观
刘知几是我国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史学家“自司马迁后，迄于唐代，在历史学方法论上，有新发明者，唯刘知几一人。”他以批判的精神总结了史学发展的优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史学理论和主张。可以称之为“批判的继承，勇敢的创新”的先行者，其编写的史评巨著《史通》一书不仅记载了他对以往史学的认识，而且也详细的阐述了他自己的历史观念，特别是他对于史料的看法与理论更为精辟。
我认为刘知几是一个自信但有点自负的史学家，这一性格对于他史学观念特别是史料观产生了极大地影响。正是因为他这种自信，他敢于对以前的著名史学家进行批判，并能在这过程中提出自的观点和理论，提出了许多前人未能提出的历史观点;当然一个人的观点必然会出现部分错误，也正是因为他这过于自信的自负，他在史料观念上出现了一些错误。他有自己的历史观原则，对于史料的认识他会根据自己的了解和观点进行评判。在本文中，我将从广博的史料寻求以及经典史料善从、“史才三长论”和固定史料框架嵌套三个方面对于它的史料观进行分析。
一、博览众史，从实如流
刘知几在了解史料时，不崇拜迷信先哲经典，而是寻求各家史料记载，尽可能的了解到广博的史料，客观辩证的认识各种史料，并运用辨伪的方法择其较为真实者而从之，达到求真的目的。
刘知几广泛的阅读各家史料，把各种史料平等看待。不迷信崇拜先哲经典，他敢于批判时人尊崇的孔子、司马迁和班固等著名史学家，但并不是一味的吃毛求疵，而是择善而从，去伪存真。例如，刘知几从儿童时期就喜欢读历史，他读《春秋左氏传》，并不要求“精此一经”而是“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这就为他以后的史料观奠定了基础。他在了解一代之历史时，兼读数家之著作，而且还会去研究杂记、小书中的“异说”。由此可见，他寻求各种史料对于一件史事的记载;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了史料记载的弊端——一种史料是不可能将一件史事完全真实而翔实地记载清楚的，史学家在记载史事时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其他条件的制约而不能真实地记载下史事“国史人恣而善蔽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家史人腴而善溢言”这也仅仅是一个总论罢了。这说明他认识到只有通过了解更多的史料并进行辨伪才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历史情况。可见，刘知几重视史料但并不盲目的迷信史料，特别是对于时人完全盲从的著名史学家的作品，在《史通·自叙》中，他说：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
不过他对于以往史学家著作并不是进行一味的批判与否定，而是根据自己的历史观念进行评判：与自己所想相同的地方他会大力褒扬，加以继承;与自己所想不同的地方则会进行批判，加以改正。例如，刘知几十分推崇刘安的《淮南子》、扬雄的《法言》、王充的《论衡》、应劭的《风俗通》、和刘勰的《文心雕龙》等书，他的治史思想深受这些著作的影响“他称赞《淮南子》一书‘牢笼天地，博古通今’，‘错综经纬’，‘兼于数家’;肯定《法言》反对‘诡说异辩’;赞扬《论衡》攻击‘欺惑’、‘抵牾’等。”这与他的广博史料寻求、平等对待史料和去伪存真的史料观点是相互影响的。
二、从其“史才三长论”析其史料观
刘知几根据前人的史学研究和自己的思考，提出了有关史家修养的“史才三长论”，他认为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和史识三条长处，记载历史应该“善恶必书”。虽然这是他对于史学家素质的要求，但是实质上反映出来的确实他对于史料的要求——什么样的史料才是可以称之为合格的史料;因为史学家的研究对象是史料，则史学家所具有的素质就是对于史料的态度与方法。
首先，刘知几认为优秀的史学家应该具有史才——史料的方法和语言技巧，这也就是指史料的表现形式和写作风格。《史通》中的《载文》、《言语》、《浮词》、《叙事》、《品藻》、《核才》、《烦省》和《点烦》等篇都是讨论写作的问题。从中我分析出他认为史料必须善于叙事，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以“简要”为主，做到“文约而事丰”，能省去的字句尽量省去，抓住要点，去其骈枝;又要学会“用晦”即用简约的文字表达出字面之外的内容“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例如，他对于《史记》的评论中，认为其言简意赅而便于流传于世。由此可以看出，他认为合格的史料应该是简约的史料。
其次，刘知几的史学是指史学家的学问以及去的知识学问的能力和途径，也就是掌握和鉴别史料的问题。从这一方面看来，史料必须要广博，做到“博闻”不可偏信于一门或一本，特别是对于那些经典的史料，不能盲目的偏信以致于陷入困境。因为有些史料的记载与历史真实情况并不相符“由于编书0人出于某种不纯正的动机而故造奇说;或苟出异端，虚益新事;或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而杜撰材料。”只有积累丰富的史料才能为以后的开创奠定基础;同时博闻也要和择善相结合，也就是鉴别史料，这是建立在广博史料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只有广泛的了解各家史料的基础上才能在他们中寻找出不同，寻找其中的优者或者看出史料记载的真实程度，根据自己的思考与调查辨伪存真、择善而从。正如刘知几在《史通》中所说：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评其是非。明确提出对于史料的辨伪问题，是我国史学史上的首次。
最后的是史识，也就是指是史家的观点和笔法，也就是“善恶必书”的执笔论。这反映了刘知几这位伟大的史学家对于史料编写的基本要求，必须要做到实录。刘知几在《史通》中的《直笔》和《曲笔》两篇专著将两种对立的史学观点和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史料必须真实的反映历史事实，不能出现“为贤者讳，为本国讳，歪曲史事的真实，流毒于后世”。例如，他反对《尚书》、《春秋》对历史的讳饰，对孔夫子不事实求是的写史态度很不满意“世人以夫子固天攸纵，将圣多能，便谓《春秋》善而无不备。而审形者少，随声者多，相与雷同，莫知指史”。这种对于一切史料平等看待、不迷信权威的史料观在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
三、固定的史料框架
刘知几是一个自信到有些自负的史学家，他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固定史料框架，正是这种自信使他敢于向当时的已成神的圣贤们开刀，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一切史料;但同时也正是这种自信使他陷入自己的泥潭中而无法自拔，得出了一些与事实不相符的史学结论。
他求名责实这一缺点在他对于《史记》的评价中暴漏无遗。例如，刘知几批评司马迁为陈涉立世家，说“史之篇目，皆迁所创，岂以自我作故，而名实无准。”又批评司马迁为项羽立纪。实际上，在于《史记》的体例上司马迁已经明确指出“王迹所兴”因“著十二本纪”以“科条之”，可以得出本机所记载的不仅是帝王，还有其他可以左右天下大势的人物，以“通古今之变”的观点和方法考察历史的发展过程，并未指出本纪只为帝王做传。而刘知几却因为自己的固执观点错误的理解了司马迁的意图，究其原因是他没有理解司马迁以历史发展为手法的写作模式，而是以孔门教义作为自己评判是非的出发点。
而且对于一些表志的评价过于任情褒贬之见。大体来说刘知几对于众史诸志责备者多肯定者少。特别是，他主张删除《天文志》和《艺文志》。这一主张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喜恶而没有从历史需要的角度看待。
刘知几是我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著名史学家，他以批判的精神对于前人的史学成就进行了继承和创新。以全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分析史料，推动古代历史学的进步。通识是刘知几撰写《通史》一书的主旨思想，以其独断之学创造性的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史学理论体系，特别是提出的“史才三长论”和书法执笔论“史学史上的重大总结与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