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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重庆市汽车产业技术研发联盟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技术互补性、联盟股权激励机制对研发联盟企业研发投入的综合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技术互补性对联盟企业研发投入的直接促进作用不明显;而技术互补性通过联盟实施股权激励机制间接对联盟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显著促进作用，表明通过知识和技术互补为基础组建的研发联盟需要通过股权激励发挥外部调节功能，从而对联盟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激励促进作用。文章对我国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下成立的高技术联盟治理上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研发联盟;技术互补性;股权激励;研发投入
一、 引言
随着“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提出，我国明确要通过研发新兴核心技术来减小西方高科技公司对中国高端制造领域的垄断和制裁，例如，2018年美国商务部颁布法令：七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的相关公司买进具有专有性核心技术的产品。因此，美国的不公平制裁行为使得我国必须对某些技术进行加速研发，缩短新技术的研发周期，我国政府部门也认识到研发联盟在技术创新尤其是共性与核心技术创新方面具有长远战略的作用，例如，我国2018年组建了以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为联盟主导核心，以27家包括中国电子、华为、中兴等企业和部分院校为联盟成员的“中国高端芯片研发联盟”。
根据专业化分工理论以及技术的互补性原则，企业间由于自身专有性核心资源的异质性，将自身交易效率较低的活动转入到分工中，取得互补的知识和技术，将研发溢出内部化，有效降低企业的外生交易费用，从而通过互补能力和资源中获得双赢的协同效应，有效推进我国高端制造领域的发展。但研发联盟企业投入核心技术的具有隐性与不可量化特征，会使合作关系出现道德风险，同时也会带来所谓的套牢效应，使得联盟企业出现技术的投入不足现象。特别在以隐性知识和技术为共享核心的技术研发联盟中，第三方监管和控制的外生交易费用极高，使得传统的契约很难对联盟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达到规制作用，此时，股权激励可以起到促进作用。股权激励强调联盟系统中的关系性资产构成及收益分成对研发联盟合作稳定性的影响，从而能够极大推动新技术研发动力并缩短研发周期，蔡继荣等学者实证研究认为企业研发联盟通过关系性资产的投入，一定程度上可以建立稳定合作关系，实现研发协同效应。但是，Lane和Lubatkin等学者也通过长期调查发现战略联盟的失败率仍在50%左右，其中就有许多以知识技术互补性为基础建立的技术研发联盟，这表明技术互补性对联盟企业的研发投入激励还存在不足，需要通过外部的调节机制，为此，本文试图通过结构方程实证分析技术互补性、联盟股权激励机制对研发联盟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对我国加强“高端制造联盟”治理和推进“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二、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1. 技术互补性与联盟成员技术投入。根据资源基础理论，对于研发制造企业，需要花费较高的内生交易费用来获取知识资源。而通过建立战略联盟、知识联盟等方式可以实现专业化分工，由于自身专有性核心资源的异质性，联盟企业间可以将自身交易效率较低的活动转入到分工中。同时，联盟稳定的合作关系也为研发企业间构建了信息和资源交流的平台，实现技术与知识共享，将研发溢出内部化，极大地缩短新产品的研发周期，有效推进高端制造领域的发展。Rowley等实证研究发现研发创新型企业为了获取稀缺的技术知识资源，更倾向于寻求技术互补性企业作为战略联盟对象，主要原因是异质性且互补性资源不仅能使联盟企业获得范围经济，并且能够开发出新的技术资源。Lane和Lubatkin通过对世界1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联盟的实证研究发现战略联盟的产出绩效与企业在选择适当的合作伙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尤其是双方在某些领域存在互补性的合作对联盟的新产品产出绩效具有重要的影响。但通过徐二明和徐凯的研究发现，联盟内部企业的资源互补性对战略联盟的绩效并非产生完全的正向影响，而是呈现倒U型关系，研发联盟企业的资源互补性过强或者过弱，都会是合作关系发生机会主义风险，从而不利于技术研发的投入。孙彪也发现战略联盟的关系资源依赖性（资源互补性）要通过外部资源依赖（政府支持和竞争强度）的调节作用对联盟创新绩效产生影响。而Das和Teng等学者也通过长期调查发现战略联盟的失败率仍在50%左右，技术互补性是企业间组建联盟的动力机制之一，但如果成员企业间由于对核心知识的保护以及担心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而不愿进行知识和技术的共享，则联盟的绩效无法达成，技术资产的套牢又会导致技术资产的事前投入不足。
总之，研发联盟企业之间的技术互补性促成了研发联盟的形成，促成了联盟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对联盟的绩效有积极的影响，但是，通过上述学者的分析也表明，联盟企业间的技术互补性并不会对联盟的创新绩效或者技术产出产生完全的正向影响，而会通过某种外部效应进行调节，发挥联盟企业的外部激励机制。根据上述论述，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H1：技术互补性直接影响研发联盟成员企业的技术投入，但正向效应不显著。
2. 技术互补性与研发联盟股权激励。股权激励起源于联盟由于契约的不完全而由此引发的合作不稳定问题，交易费用经济学认为，由于市场的交易成本不同，研发联盟属于典型的混合治理型組织，很难通过传统契约规制对其进行有效治理。特别在以隐性知识和技术为共享核心的技术研发联盟中，联盟成员以知识和技术的互补性为基础形成的无权威协调的合作关系系统，双方投资大多是专有性的隐性技术并且企业内部的知识产权、知识利益分配等问题都是难以度量的，所以传统的契约很难对联盟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达到规制作用，而此时，需要发挥股权激励的外部治理作用。Pateli对全球的技术联盟合作关系系统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相较于非股权联盟，股权联盟由于能够有效规避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因而在战略决策中占有主导地位，尤其对以知识技术为核心的联盟关系。段梅对不同的联盟关系系统所需要的治理模式进行了研究，她发现对于技术互补或者技术相似性的联盟，成员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股权激励来对联盟进行治理，股权激励的治理模式具有更强的灵活性，能更有效促进技术转移或者复杂技术共享。辛德强和党兴华通过电子信息、生物制药等行业208份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在战略联盟合作策略中，具有生成型独占策略（即企业以创新获得价值的企业策略）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股权激励联盟。因此，通过上述分析发现，联盟成员之间由于技术互补性组成的技术研发联盟，存在诸多道德风险、敲竹杠等机会主义行为，容易导致的联盟合作的不稳定问题。而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关系性资产的隐性特征，传统契约条款在规制联盟成员机会主义行为方面，存在很大障碍。为此，联盟契约应当借助于具有自我实施功能的契约机制，因此利用股权激励来规制联盟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就显得十分重要，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H2：技术互补性对研发联盟的股权激励机制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3. 股权激励与研发联盟技术投入。股权式联盟（相互持股或者合资经营）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联盟组织形式，它能够通过股权的涉入增强联盟企业合作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有利于发挥激励相容机制，从而实现联盟合作绩效。而对于具有股权激励机制的研发联盟，合作企业由于持有联盟的股份，会有一定决策权力影响研发联盟经营活动和收益分配，同时也有将会有足够的动力参与研发创新活动，并积极投入技术创新资源。蔡继荣研究认为联盟企业主要目的是通过专业化分工合作机制实现联盟企业间采购、生产、渠道和研发等运营活动，实现战略联盟的协同效应，而联盟企业的互补性关系资产的投入，需要股权激励机制发挥促进作用。再者，股权激励的重要性在于技术性资产投入在股权控制约束下能够产生双边套牢效应，可以有效降低合作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并且在股权机制下，依据技术共享的价值或者属性比较容易界定和确定相应的收益分配权力，即产权理论所提到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姜山水和徐浩分析了联盟成员的最优关系性资产投入会随着股权份额的提升而相应的提高，并且参与研发的努力程度也会随着关系性资产投入和股权份额提高而提高。大量的公司治理相关文献也表明，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较强促进作用，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H3：股权激励对研发联盟的技术投入具有正向关系。
三、 实证研究设计及变量检验
1. 问卷设计与受访对象。本文设计了Likert五点量表，主要对重庆市某高校MBA总裁高级学员以及专家的小规模测验，通过与专家和管理人员访谈并提出问题并分析答案，得到初始量表。为了实现调查数据的有效性，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并对题型进行了因子分析。受访对象为重庆市汽车产业战略联盟，其中的企业包括重庆长安汽车公司、力帆汽车、重庆隆鑫等汽车企业，对上述的企业采用邮寄调查方法、实地调研调查法和滚雪球技术进行调研，受访部门中生产制造部、技术研发部和项目管理部占了总调研部门的62%，这三个部门对于联盟伙伴的交流比较多，能直接接触到联盟的技术投入等问题，如表1，受访对象的职位结构主要包含了部门总监、各部门的部门经理、主管以及主管以下的一般管理人员，其中，生产制造部、技术研发部和项目管理部三个部门的总监/副总监、经理/副经理及主管受访比例分别占到所有部门的70.4%、66.5%和67.9%，这部分群体在联盟的运营过程中对双方合作关系的认识更加直接，能接触到研发联盟股权及利益分配等信息，具体的受访人员职位分布见表2。整个调研过程共发放问卷266份，回收159份，为57%，回收率较为理想，经过问卷整理，有10份问卷存在数据缺失、填写人员不符合要求等情况，最终确定的有效问卷为149份。
2. 信度及效度分析。本文包含技术互补性、股权激励以及研发联盟技术投入三个因素，一般来说，Cronbach"s 系数在0.8以上为信度良好，表明测量数据的可靠程度较高，而系统在0.6以上是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而在效度检验方面，一般来讲，常用KMO值及Bartlett球形度检验来检测量表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一般来说KMO值在0.6以上以及Bartlett球形度检验显著是比较良好的，经统计三个因素的Cronbach"s系数以及效度数据如表3，可以看到，股权激励、技术互补性和技术投入的Cronbach"s系数均在0.6以上，其中股权激励与技术投入的Cronbach"s 系数高于0.7，表明信度良好。而三个因素的KMO值均大于0.5，且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度均小于0.001，表示效度较好，适宜做因子分析。
从技术互补性的因子分析结果上看（如表4所示），其两个选项中只有一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所以选择了一个共同因素且能够解释量表变量技术互补性的71.190%，可以将其作为单独的观测变量进行分析，并进行结构方程建模。
同理，对股权激励决策权分配和收益风险分配等因素构成的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可以发现，从表5可以看到，该层面中初始特征值大于1的有两个因子，分别为股权激励的决策权分配和收益风险分配，其累计解释变异量为80.43%，表明股权激励决策权分配和收益风险分配能较好反映股权激励这一变量，通过主成分和正交旋转法对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进行最大方差旋转，得到股权激励的因素结构，如表6所示，题项Q1～Q4反映了决策分配权的维度，题项Q5～Q7则反映了收益与风险的维度。
从技术投入的因子载荷表同样可以看到，初始特征值大于1的有两个，分别为技术交流机制和企业专有性核心技术投入，其累計解释变异量为76.20%，解释度较好，如表7所示。同理，表8反映了技术投入的两个维度反映，Q8～Q10题项反映了核心技术投入的维度，Q11～Q13反映了技术交流机制的维度。
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对技术互补性对股权激励以及技术投入之间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并通过AMOS21.0得到因子间复杂的作用路径关系，通过拟合优度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如表9所示），模型的卡方自由度比值为1.445，拟合优度指数RMSEA为0.023，而AGFI、NFI、CFI等值均大于0.9，因此构建的模型具有较强拟合度。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技术互补性对研发联盟企业研发投入的直接影响为中度0.39，相应的P值为0.058，而技术互补性对联盟股权激励机制有较强的直接影响效应，路径系数为0.84，P值为0.009，联盟股权激励对联盟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系数为0.51，P值为0.025，这表明技术互补性既直接影响联盟研发投入，也通过股权激励间接影响联盟企业研发投入，总体效应为0.90，但技术互补性对联盟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未达到0.05的显著性水平，表明联盟企业研发投入受到技术互补性和联盟股权激励的影响，但技术互补性对联盟企业研发投入正向效应不显著，而间接通过股权激励对联盟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四、 结论与建议
研发联盟是企业在不断变化的产业组织环境和外部竞争环境下进行合作研发的无权威协调的自组织系统，各联盟成员企业通过互补的知识和技术进行专业化分工协作，大大降低了外生交易费用从而获得双赢的协同效应。研发联盟企业技术投入受到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其中技术互补性是其中重要变量之一，但有关研究表明，技术互补性并非完全对联盟的研发投入产生正向影响。本文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发现，技术互补性对研发联盟企业的技术投入正向影响不显著，而通过股权激励间接对研发投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为此，在“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研发联盟在技术创新，尤其是我国高端制造领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正试图引导和成立科技工业领域的技术研发联盟，但研发联盟的高失败率和不稳定性需要完善相关治理机制，本文的结论表明，我国在组建相关研发联盟时，要考虑到企业之间技术和知识的互补性以及依赖性，同时适当引入股权激励，根据股权分配完善联盟的决策权以及对收益和风险的分配机制，有利于规避联盟内部的机会主义行为，促进企业“自我实施机制”的形成，从而加大研发投入，缩短核心技术或产品的研发周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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