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陈平原教授曾提出“北京学”一说。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不同学科的学者开始关注北京，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北京学”已日渐成为可与上海研究分庭抗礼的一方领域。而季剑青《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的出版，将成为“北京学”研究不可绕过的一部重要著作。
季剑青以一个文学研究者的身份介入北京研究，为城市研究贡献了新的方法论。其书名“重写旧京”，实际上可以概括他在这本书中所展现出的理论思考，即“重写”作为一种方法论，与“旧京”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意义。
一、作为方法论的“重写”
季剑青对于中国的城市观有一个很敏锐的发现，即传统国人对待建筑的态度与西人有很大差异：“中国人不把建筑作为永久纪念物来看待，不求建筑物之坚固长久”，因为对他们而言，“有意义的不是作为物质实体的建筑，而是建筑所代表的建置及其负载的历史记忆”。因此，季剑青对“古迹”作了一个富有创见的定义：“古迹的‘古老’并不决定于建筑物理意义上的年代，而是依托以文字呈现的对建筑所代表的建置的历史记忆。”（季剑青《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三联书店2017）中国人对于建筑的态度，一方面大约与中国建筑的材质多为木结构，本身就不易保存相关；而更根本的，在于国人自古以来对文字的认知：“文字寿于金石”，文字比金石更具有穿透时空的力量。Pei-yi Wu在探讨《东京梦华录》的论文中也曾以开封和君士坦丁堡为例，指出中国与西方纪念城市的方式不同，中国的城市是以文字记忆的，而西方的城市是以石头记忆的（Pei-yi Wu， Memories of K’ai-feng，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25， No. 1， 1994）。
这就触及了以文字为载体的记忆对于城市的重要性。中国拥有悠久的城市书写传统，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即自剖书写城市的缘由，奠定了千百年来遗民书写的基调：“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近与亲戚会面，谈及囊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仆恐浸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此后的遗老基本延续了这一论述，如周密《武林旧事》序言：“及时移物换，忧患飘零，追想昔游，殆如梦寐，而感慨系之矣。岁时檀栾，酒酣耳热，时为小儿女戏道一二，未必不反以为夸言欺我也。”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夏仁虎写作《旧京琐记》依然谈到：“及今所述，已为陈迹。告诸后生，或疑诳汝。暇则移录，著之简编。”书写的作用，在于维系遗民群体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从而在纸上复原一座逝去的城市，使其灵晕在代代相承的记忆中永不消散。电影《寻梦环游记》也旨在探讨记忆的命题，其以乌托邦式的童话手法提出，一个人的终极死亡，是他/她在人世被彻底遗忘的时刻，灵魂将烟消云散；而一旦家族世代传承将记忆延续下去，他/她就得以继續生活在彼岸的世界。这与遗老追忆的初衷如出一辙，通过建构后人的集体记忆，赋予一座城市在文本中永恒的生命，这就是“书写”的力量。
而这种“书写”，实际上是一种“重写”。俄裔学者博伊姆（Boym）在《怀旧的未来》中提出怀旧的两种形式，“修复型怀旧”与“反思型怀旧”。简言之，“修复型怀旧”重在“旧”，是一种对于城市修旧如旧、原封不动的复原；而“反思型怀旧”重在“怀”，有自己的怀想、发挥，不一定是对过往的如实还原，却更接近心灵的真实（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杨德友译，译林出版社2010）。我认为这两种怀旧的形式，恰可以对应前述西人与国人对待城市的不同态度。文本的城市，对于后人的想象和记忆而言，比现实的城市更富有意义，这是文学研究者进入城市研究的入口，也是其当行本色。正如季剑青《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一书中对于研究对象的自我定位：“本书并不是以‘民国北京’为对象的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史著作，而是关于对北京之过去（‘旧京’）的认知、理解及想象的历史研究，更接近观念史和心态史”。具体到行文，我尤为欣赏季剑青对于陶然亭与花之寺两个个案的精彩分析。
借助这两例个案，季剑青揭示了中国传统书写的一个特性，即围绕某处古迹，会构成一个不断衍生的文学谱系，持续召唤新的作者、作品，从而形成一个绵延不绝的“记忆的共同体”。即使一个平平无奇的景点，也可能因为士大夫的题咏成为名胜，自然的风景被文学化了，而这种文学化的风景反过来又会控制后人的书写。季剑青举陶然亭为例，指出明清两代士大夫陈陈相因的书写，造就了陶然亭“芦苇蒹葭”的意象。而现代文学的生成，则打破了这种书写的延续性，剥离掉风景中的文人趣味，以现代人之眼，重新发现风景的本来面目，如俞平伯《陶然亭的雪》，就是一个“记录了旧的文学传统消逝和新的文学形式诞生的文本”。而他对于凌淑华《花之寺》小说文本的分析，亦十分巧妙。诗人幽泉受挫于花之寺的名实不符，正如他对于妻子所制造的“艳遇”期待落空一样。季剑青更进一步指出，作为诗人的幽泉只能用古典文学的语言来显示自己的文学才华，纠结于花之寺的名头，却无法欣赏寺中蓬勃的自然美景，“显然在捕捉活生生的现实和自然方面，白话文证明了自己更有活力”。从而得出，花之寺“名”的暗淡和“实”的凸显，“意味着名胜负载的文人意趣和历史记忆已悄然退场，聚焦于当下实物的现代经验模式登上了前台”。从现代白话文的美学角度来剖析《花之寺》，季剑青可谓独具只眼。
实际上，无论是士大夫的书写，还是俞平伯、凌淑华的“重写”，都体现了“重写”对于重构景观或城市的意义。季剑青的研究展示了文学研究者介入城市研究的不可替代之处—探究附着于城市建筑之上的历史记忆，钩沉一个文本中的城市。
而另一方面，季剑青对于“重写”的理解也打破了文学研究的局限：
所谓“书写”，在这里泛称以文字形式呈现的各种表意实践，它们既包括各种类型的书写文本（文学作品、学术著述、旅游指南等），也包括围绕某些事件展开的公共性的舆论，乃至借助文字展开的命名、规划等实践性的活动。我希望通过不同形式的“书写”，来把握人们面对旧京时生成的历史意识的丰富性，不同的书写者，赋予旧京以不同的新的内涵，“书写”实际上就是“重写”。（《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序言）
可以看到，以城市为对象，季剑青的视野不囿于文学文本，还涵括了旅游指南、城市规划、建筑史等文本，甚至与文字有关的文化实践。这种跨学科的气魄令人赞赏。而一个文学研究者如何阅读专业的城市规划、建筑史文本，得出有别于城市规划专业学者的、卓有学术价值的洞见？这是我们在跨学科时需要追问的。季剑青在《另一种建筑史》一章中，比较了朱启钤、瞿兑之与梁思成对于北京的建筑史论述，指出朱启钤肯定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王朝对于北京乃至中国建筑发展的贡献，体现了其融会多民族的视野；而瞿兑之相似的论述，在打破汉族本位的局限外，又不可排除为日本侵华张目的嫌疑；梁思成對于“中国建筑”民族特色的肯定，则寄寓了对于民族复兴的期待和确立中国主体性的努力。阐发学术思路背后幽微的心境和关怀，这是人文学者独到的体贴。
同时，季剑青还纳入了多元的民族视野，上述朱启钤、瞿兑之的建筑史叙述即是一例，又如《旗人的表述》一章，关注旗人对于北京的书写。传统的文学史叙述不太注重民族的议题，即使讨论老舍、金受申等人的书写，也不会强调他们的满族身份。季剑青以旗人的北京书写为例，提示了文学史研究一种新的视角。上述诸种广义的“重写”，拓宽了文学研究的界限。
二、作为方法论的“旧京”
北京作为城市研究的对象，与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有很大的差异。长期以来，北京作为“乡土中国”的缩影，不如上海那么“摩登”，似乎很难套进现代性的框架中，也不易直接借鉴西方城市研究的既有成果。但正因如此，北京富有其独特的丰富、含混、复杂的迷人魅力。讨论近代北京，如何处理其沉重的历史负累，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近年来一些学者致力于在北京研究中，探索一种城市研究的新范式。
董玥在《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三联书店2014）一书中就提供了极富理论性的思辨。她借拾荒者和天桥的意象，提炼出“回收”（recycling）的概念，探讨北京如何在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将过去的碎片（包括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回收利用，从而变废为宝、创造出新的价值。季剑青延续了董玥的思考，并进一步推进。
季剑青有意识地选择“旧京”这个概念，他指出，对于“旧”的认知，恰恰是由于“新”的出现；历史意识的生成，正是因为“现代性”的冲击导致了过去与现在的断裂。在这个意义上，“旧”与“新”构成了一种吊诡的辩证关系。季剑青谈到他此书考察的是北京的意象从“旧京”到“古都”的过程，“在‘旧京’成为‘古都’之前，面对旧京时所生成的历史意识，往往包含着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某种张力：过去尚未完全作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而存在，它们以某种新的形式活在现代人的记忆之中”。“旧京”的发现和重写，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种体现。
如何处理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是季剑青贯串此书的一个关怀。如他在书中多次论述梁思成的城市规划理念，高度评价其试图弥合北京作为文化遗产和现代首都之间的裂隙，“激活被客体化的文化遗产中包含的潜能，让过去能够活在现在的生活中”。这种学者的现实关怀在《余论》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季剑青所谋者大，《重写旧京》不仅是对过往的追述，更是对于现实的回应。直至今天，如何想象一个“老北京”，又如何建设一个“新北京”，如何在重建“新北京”的同时不破坏“老北京”的丰韵，依然是人们切身关注的问题。季剑青借助学理性的论述，提出了他的思考。季剑青在《余论》中再次提到了本文开篇谈到的中国人的建筑观。季剑青在诠释梁思成的建筑理念时谈到，他对于普通市民期待古建筑修复“焕然一新”的评价，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探究背后的文化心理。季剑青由此剖析：“中国人不把建筑看作永久性的纪念物，不重视建筑原物的保存，建筑只为满足人的生活需要而存在，翻新重建习以为常，这与木结构建筑本身不耐久也有一定的关系”，“从北平普通市民的角度来看，古建筑之新恰恰是其历史生命里的表现，证明了它作为从过去遗留下来之物，能够重新融入现在的生活之中”。
经由诠释北平市民的建筑观、梁思成的规划理念，季剑青提出了他自身对于北京城市特质和旧城改造的理解。在他看来，改造“旧京”，不是将其客体化、博物馆化，而是将其纳入日常生活；过去与现在不是一刀两断，而是过去生长在现在之上，获得新的生命。这种对于北京特质的把握，是很准确的，而他对于旧城改造的开放心态，尤为难能可贵。不是简单的“修旧如旧”，而是接纳变革，令传统以新的面目，融入现代的日常生活之中。
经由季剑青阐释的“旧京”，提示了一种融汇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可能性，这也为如何研究不那么“现代”、不那么“西方”的城市，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在近代中国，上海其实是一个个例，而北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更广泛的普遍性。我认为，季剑青继董玥之后，以北京为个案，对于近代中国的城市研究，贡献了饶有启发性的尝试。
